媒体听谁的？
今天，我们总感觉社会在被某种神秘的精神塑造。这一点，在成熟的西方社会表现得更明显。了解西方社会的人都知道，媒体是主导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而舆论会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支力量是不容否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左右了舆论就是间接地介入了政治，为了更多利益和市场份额，媒体不断地扩大着它的影响力。就拿美国来说，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要求，牢牢地控制着社会舆论，并在发展理念上追随政府，成为政治语言的“扩音器”。
西方媒体一向以“言论自由”而著称于世，无论是在关系到国民安危的“大事件”上，还是鸡毛蒜皮的闲散新闻上，媒体都发挥着不可抵挡的作用。无孔不入的媒体不单单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而且是一股政治力量。到底是谁在控制它呢？其实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个通用的法则来回答——“利益决定一切”。
早在2006年年初，美国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与其儿子的“交通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天，相关单位对事件原委进行了描述性的报道。第二天，全美媒体得到消息后，马上对“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报道。媒体试图通过“事故”来重新定位阿诺这个政治人物的形象。媒体朋友不仅没有同情受伤的阿诺，而且掷地有声地报道，“经调查，阿诺并没有摩托车驾驶执照，阿诺骑车是违法行为”。于是社会普遍强烈地谴责起来，“作为一个州的总管家，他掌握着执法和立法大权，但却首先违法，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原谅的”。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州长办公室发言人站出来辩解，“阿诺州长是没有两轮摩托车驾照，但此次他和他儿子驾驶的是三轮摩托车”。舆论得到这一引证后，才平息了对州长的指责。这说明，在政治发展中，媒体基本上是一个“行为矫正师”。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政治话题永远是社会上最热门的焦点”。
在不过于敏感的问题上，媒体总是带领民众向政官发难。但涉及到更敏感的国家问题时，媒体会出奇地与政府保持一致，并随时听从政府“调遣”。而政府方面在重大问题上，总是试图与媒体保持某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样，媒体就无形中受到政府控制。众所周知，在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每次出行之时，其必不可少的随同者就是三大报纸和三大电视台的记者。通过媒体，总统的一言一行被公众了解，同时也实现了政府对媒体的软性控制。了解西方国家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国家元首几乎都会定期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表政策演说，美国则是将其定为一项制度。由此，媒体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基本上与政府保持了“步调一致”的路线。
2001年，当时的布什总统提出对伊拉克开战时，民众的态度非常暧昧。但媒体很快积极地行动起来，它们打出“爱国”的旗号，空前一致地支持布什政府的开战计划。在强大的媒体攻势面前，民众的“爱国精神”被“请”了出来。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高达60%。此时，媒体对政府的忠心可谓百分之百。但伊拉克战争发展到今天，美国政府已经越来越羞恼，而媒体也意识到开战是个错误。它们开始正面向政府发难。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媒体想赢得舆论，二是因为利益价值的驱使。毕竟，只要民众有脑子，他们就会思考。媒体在万不得已时，只有批评政府来维持自己的利益。
西方人不喜欢官办媒体，所以“政府嘴巴”很难受到民众的眷顾。主要原因就是官办媒体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它往往是全然地诠释当政者的理念，很少顾及社会凡响。而私有媒体企业就不一样，它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它可以“制造”政治新闻中民众愿意看到的或想不到观点。在媒体与民意的互补之间，媒体实现了经济价值，民众实现了政治价值。还有一个重要潜在力量，那就是私有媒体反映速度奇快。在每次重大事件中，媒体都是反映最快的“部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在报道重大政治事件时，政府宣传与媒体报道难免会产生冲突。政府一般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法律、行规、特殊时期新闻检查制度等方式约束媒体，使之在不失“言论自由”和独立性、自主权的情况下，适当地披露政治内幕和敏感话题。
就拿美国军方的虐囚事件为例吧！2005年5月20日，《纽约时报》首次刊登了美国陆军秘密报告的部分内容，让“虐囚事件”马上在全球升温。当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对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公开表示对“虐囚事件”的道歉。当时的CNN经过特殊途径，得到几张关于“虐囚事件”的重要照片。当时的CNN高层敏感地嗅到，这几张照片一公布会在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而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肯定会更加被动。但在言论自由即利益的美国，CNN是不会放弃刊载的。于是CNN高层将照片发给了美国国防部。国防部方面看到照片后，强烈请求CNN过三四天再将照片刊载出去。反复商讨之后，CNN最终在3天之后将照片刊载出去。照片一出，全球一片哗然。媒体政府坚持不控制言论，但这样的干涉措施在非常时期也屡见不鲜。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一度感觉媒体无法控制，并对国家利益产生一定的损害。2006年初，美国副总统切尼外出打猎误伤同伴惠廷顿的消息被媒体发现之后，众报刊电视对这位美国第二权威进行的坚决的否定。因为切尼不仅没有支付德克萨斯州的打猎费，而且没有穿橙红色打猎衫，置疑他打猎的合法性。在白宫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官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最后切尼亲自对媒体表示，他在打猎时的确误伤了同伴，但迟迟不出面解释是害怕媒体朋友过度渲染，这样有损他的形象。切尼面对漫骂声非常担忧地感到，“美国新闻自由过度”。在西方社会，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受到媒体的监视，包括高高在上的总统。
现在我们是否就可以说，西方媒体并不是听从政府的，而政府高层往往会顺从媒体。我要说，这是大错特错的。就当前的美国媒体来说，它们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也就是高度的专业化和垄断化。其高层管理者在政界有巨大影响力，这似乎是媒体垄断势力的共同特点。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刻意地谋求一种与政府的协调，那它在法律运作上将会出现问题。在“911事件”时，美国媒体空前地统一表示进行“爱国报道”，这让政府有了一只“有力的大手”，从而使美国政府毫无压力地通过了对伊战争的决议。
美国媒体在非常时期充当政府的耳目已不是稀罕事情。从二战到朝鲜战争；从海湾战争到伊战，媒体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得到不断的上升。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内国新闻界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1951年，美国著名将军迈克-阿瑟针对“超级自由”媒体进行了管制。不仅涉及美国军队消息，也涉及到其他联合国军队甚至是中立国的消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给记者施加压力。违反新闻管制的记者将被暂时吊销记者证，严重的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1953年底，美国国防部在军队内部统一新闻检查，禁止以非安全的原因进行新闻检查。
可能以上纷杂的说辞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但仔细琢磨，我们似乎已经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媒体不听从民众，也不听从于“纯粹政治”。在利益关系的搏弈中，媒体利益集中在少数政治精神浓烈的商人手中。所以我们能得出，媒体集团听从的是利益优化后的斗争派系，往往这些斗争者会在经济和政治之上的精英们之间进行。它不单单控制经济，而且左右政治。所以现在就可以知道，为了超然的价值观，媒体在经济与政治综合起来之后，它会利用政治获得经济，或者利用经济获得政治价值。这是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依然是说西方媒体行业的代表美国媒体，它在过去的行业发展中几乎主导了整个世界。长期帷幄在利益集团之中，美国媒体知道怎么才能保护自己，并知道什么时候对政治和民意进行影响，最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就当前而言，每个国家或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业就传媒，政府需要它，实体企业更需要通过它走品牌发展路线。实现价值、自我获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媒体追求的不变目标。在经济利益丰厚的情况下，媒体可以屈从于政治；如果经济利益没有保障，媒体就会左右政治，实现绝对利益的政治化。
这就是西方媒体在当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它的价值不再只是单独的经济，而且伴随着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念。媒体听谁的？它已成为各种价值集团综合体的追随者。
宣传的基本策略：“把公众蒙在鼓里”！
如果我们可以让宣传成为一种生活，那新闻行业就会显示出超强的影响力。在发达国家，我们对新闻行业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由”。绝对自由的新闻行业让许多人认识到，媒体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红娘”，它会完美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西方媒体就真的“十分完美”和“绝对自由”吗？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传媒行业更是适用这样的通则。
现在，人类所宣讲的“自由”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的。西方人所标榜的、所谓的“新闻自由”其实也受到各种集团的牵制。使它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不断地进退。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中，媒体没有超脱阶级集团的“彻底自由”。它们通常会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或者是为某个经济集团实现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在美国，每当重大政治事件爆发之后，政治利益集团总是严格控制新闻自由，作为一个成熟的行业，媒体集团也心领神会，保持与政府步调的“高度一致”。不说远的，就拿38年前轰动世界的“水门事件”来说吧！当时的社会对民主党竞选者尼克松的“斗争诡计”完全不了解。而有实力的资深记者也对“竞争内幕”望而生畏，不敢指手画脚。公众完全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为了践行西方人鼓吹的“新闻自由”原则。《华盛顿邮报》老板鼓励他的属下，两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顶着种种压力，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将“水门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公众都了解真相后，《华盛顿邮报》从一个“怀有特殊政治目的”的被指责之辈转变成一个民众拥戴的新闻自由践行者。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新闻自由”是一个政治范围内的产物。在“水门事件”被暴光之前，美国各大媒体竭力回避敏感问题，并将公众完全蒙在鼓里。当民众开始愤怒时，美国各界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政府高层在处理其利益攸关的问题时，往往会利用媒体，或者控制媒体蒙蔽公众，从而实现他们更为“深远的”社会目的。而民众是不是应该认为，西方人标榜的新闻自由不是单纯地适应“公论”，而是通过浓烈的政治彩色来渲染并塑造社会舆论。在涉及到国家利益斗争上尤其是这样。
早在上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进攻。在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下，南斯拉夫受到空前灾难。而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看到美军对南斯拉夫国民的蹂躏，中国对南联盟进行了一定限度的军事援助，并谴责美军对南联盟的轰炸范围过广。盛气临人的北约马上恼羞成怒。于是就有了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可怕一幕。当事情发生之后，一直在以“效率”见称的西方媒体突然一反常态。它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将真正的事实传递给国内民众。
根据美国主流媒体当时的态度，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报道。在迟缓的动作背后，是美国政府秘密会见媒体高层，并暧昧地表示，“美国言论自由应该符合国家利益”。在这种政策层面上，美国精英集团企图蒙蔽公众，然后将政治意图强行推行于社会之上。在美国国内，媒体不但没有正面报道此事件，而且声称美国军方是“误炸”，并不是“攻击”。这样的观点充斥在西方媒体报刊的文字中。于是西方民众开始认为，中国的强烈抗议是无理的，这会伤害美国人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