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发表申明和国民自发抗议的方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群众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舆论界纷纷发表声明、谈话、文章、电函，最强烈地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掀起的最大的一场声讨北约的活动。然而，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报纸都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予报道。面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美国媒体马上行动起来，称中国民众“恣意闹事”，“没有起码的人权”。为了实施对中国政府的“反击”，美国媒体频频制造“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话题，使美国民众全面被“误导”。两国民间交往受到沉重打击。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西方世界“新闻自由”到今天，已经完全有能力控制“自由”，成为“自由之上的自由”，使得政治和经济都对“新闻自由”也望而生畏。在政府人物眼中，新闻导向是继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大权利。在特殊时期，掌握了媒体就赢得民众，赢得了政治上绝对主动权。依此，美国政府极力培养国际性媒体巨头，通过它们来影响世界舆论。依然是北约进攻南联盟的事件，美国在施展军事大手的同时，相关媒体积极配合，使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在利益上，媒体一般都是通过政治集团的分配实现的。也就是说，美国媒体从来就是主导民众、迎合政府。这种做法常常能让媒体巨头“名利双收”。2009年6月的一天，美国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史密斯在电视镜头面前专访了一对从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战场归来的母女。因为事先没有沟通，被采访的小女孩突然开口道：“是格鲁吉亚军先开炮的，好在俄军后来将她们救了出来”。主持人听到这样的话，马上脸色大变，并粗鲁地阻止道：“你要听下来了，广告时间到了。”但小女孩的母亲不依不饶，说道：“是的，我知道你们不想听到这些。”但这个画面并没有播出去。美国民众没有了解到这个内幕。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在一定利益范围之内。
美国精神中的新闻自由就只是在它内部，从以上的事件中我们能全然知晓。但美国媒体在充当“政治精神”急先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它是在激烈的利益斗争中形成的。其实，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媒体行业都渴望成为“民间代言人”。在政府的约束之下，媒体从拥有的传播能量基本上会以某种政治态度而发挥出来。在伊拉克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根据政府高层的要求，美国军事战略已经出现颓败的迹象，但媒体应该积极修复民众失望的心理，并适时引导社会舆论。正是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美国媒体对美军频频杀害伊拉克平民的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掩盖。最典型的就是2006年5月9日的美军士兵莱缪尔-莱穆斯向相关方面报告，他的战友曾将刚刚抓获的3名伊拉克平民杀死，肇事者威胁身边人，他将杀死任何敢泄露秘密的战友。但莱穆斯事后心神不安，夜里做噩梦。于是他向管理当局陈述了战友滥杀无辜的罪行。为了“维护”美国军队的形象，美国各大媒体报道称：“当时美国抓获了3名伊拉克平民，但他们向美军士兵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为了自卫，美士兵将他们杀死。”
此时民众对美国军队更加同情，虽然美国民众对政府不满意，但他们因为媒体的报道而产生对士兵的好感。但是，媒体声音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激烈的利益斗争让公众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纽约时报》援引相关法律和知情权威律师的说辞，美军在2006年5月9日的行动结束之前，两名美军军官曾下令杀死所有能参军的伊拉克男子，还有美军士兵杀死3名伊拉克平民的新闻播出之后，美国社会再次掀起抵抗政府军事政策的狂潮。民众觉得，政府让他们无比失望，而军队丑事连连，更是美国莫大的耻辱。大部分社会舆论认为，政府在操控媒体，媒体在蒙蔽大众。其实，这已经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
这不仅仅是美国一国之怪现象，整个西方世界基本上是“如出一辙”。2009年6月，法国法航飞机在飞行途中遇难。法国政府首先表示是雷击后，飞机落入大海。在统一的媒体声音发出之后，世界各国对“法航失事”事件的报道产生的怀疑。因为法国媒体有意地遮盖了事实，误导世界公论。很明显，法国媒体“歪曲”报道是为了维护法国即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我们能看出，所谓的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真实事物。它们为了实现利益，为了实现“高人一等”的“精神地位”，媒体的惯用伎俩就是在宣传的同时，将民众“蒙在鼓里”。
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那个更受保护？
现在，国家利益在不断地摧残世界安全。国与国之间常常因为一己之利而大动干戈。在越来越民主的社会里，斗争从来没有消失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现在普遍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是“恐怖主义”。在全球恐怖活动猖獗的今天，各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事实上，高度发达的传媒行业却企图利用民众的关注热情，来获得最新、最权威的“反恐情报”。于是在国家安全的秘密性与新闻自由的公开性之间，开出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阿富汗战争全面胜利之后，当时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于2006年10月10日上午9时与美国五大电视台新闻主管举行了电话会议，她开诚布公地向他们发出警告：在没有编辑和分析的情况下实况播放恐怖主义活动领导人奥萨马及其助手的电视录象带，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五大电视台的主管们马上就开始了辩解，但赖斯尖锐地表示，如果五大电视台一味追求收视率，那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空前威胁。其后果会是：一、被奥萨马及其党羽利用，使美国民众及社会因此遭恐吓。二、奥萨马利用美国电视台直播他们的谈话，向全球支持他的人散播煽情信息，鼓励他们和美国作对。三、在这种谈话中暗藏秘密信息，传达给奥萨马散布在全球，目前已无法和他直接通信的党羽。
其实，这样的担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样的例子从前发生过，最为典型的就是二战期间英国BBC通过其法语频道向法国境内的反德国势力传递了秘密军情。最终让法国反抗德国侵略的道路更加宽阔。现在美国面对的局面是，如果媒体报道已经深入到政府的方方面面。就是美国总统们也对媒体犀利的宣传攻势敬畏三分。但在非常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的安全意识迅速提升。美国作为世界人才的集散地，对安全问题更是忧心忡忡。面对谁也承担不起的国家安全问题，各大媒体当即表示了妥协的立场，他们向赖斯保证，以后在做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新闻报道时，新闻主管们将做第一手的内容把关。最后赖斯申明，她的请求只是建议，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并不影响新闻自由法则。
就新闻行业发展史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会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很有勇气”的进步。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从前没有对新闻传播行业作过任何法律之外的限制。就是二战期间，美国新闻行业依然“高度自由”。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哪位政客不畏惧媒体，政府首脑人物也毫不例外。“言论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标志，但现在美国各大媒体向政府承诺对“反和平势力”的报道实施谨慎态度，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会议之后，美国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表示：媒体向政府做出承诺“史无前例”。在非常时期，在民众生活的安全感受到严重挑战时，媒体选择了与政府协调的路线。在有限的时间内，国家安全大过了“新闻自由”。
之所以会说“新闻自由”向国家安全让步是史无前例，是因为美国在历次“战争时期”都没有胆量对媒体施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因为疏于对新闻行业的管制，让《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为了争夺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资料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轮争夺战争内部情报的“大战”。最终两家媒体巨头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庭上结束了纠纷。这说明，泄露国家情报一直被媒体认为是政府透明的一个必要步骤。以法律为最终解释，西方媒体有权利传播各种内部消息。媒体人的说法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一举一动，也就是公民的“知情权”。
依然是说五大电视台关于播放奥萨马录象带的事件。其实在早前，美国的知名平面媒体，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巨头分别以文字的形式刊登了奥萨马与助手交谈的事件。但在刊载文字版对话之前，它们都进行了编辑作业、平衡处理。完全不同于电视，它们简直就是在为奥萨马进行政治宣传。其实恐怖势力看到美国媒体行业在社会机制中的漏洞，不只一次地利用过美国的舆论来实现它不为人知的政治目的。
从1998年到现在，奥萨马每次进行恐怖袭击之前，都会利用西方主流媒体在全世界制造气氛，并以此向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做各种恐怖性联络。最经典的案例就是，1998年，在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东非两处大使馆时，奥萨马首先通过西方主流电视台向西方社会播发电视讲话。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奥萨马甚至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在训练营的“训练”情况。此次五大电视台播放了奥萨马与助手的谈话内容，政府非常担心其中含有暗示性语言。在受到政府的职责和对过去事件的警觉，五大电视台一致向政府表示在处理恐怖分子电视录象时将会小心从事。其实，我们又发现，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后，整个国家精神和社会观念都有一定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喜欢超然的媒体也不得不维护国家安全，暂时也放下所谓的“新闻自由”。
历史上，美国本土从来没有受过像“911事件”这样的打击。美国不安全了，那媒体也要在社会调整中配合政府，这才是维护国家长久利益的“必由之路”。美国社会上出现限制“新闻自由”的热潮。但这依然在艰难中行进。2001年10月9日，美国政府绝密文件被部分国会议员泄露给媒体。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致见解，如果美国对阿富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那恐怖分子将掀起新一拨恐怖袭击高潮。国会议员将真相通告了《华盛顿邮报》之后，该报以“民众有知情权”而将文件部分内容刊登在报纸上。政府当局，甚至是布什总统本人都感到非常不满。但《华盛顿邮报》坚持认为，恐怖组织袭击美国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安危，因此非常有必要让民众了解“内情”。
在美国政治运作中，政府与国会常常进行秘密吹风，并互相邀请两方要员谈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所有事机周密而隐蔽，但一些“不关风”的议员依然常常将绝密信息传递给媒体。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对议员透风的现象感到非常恼火。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泄密风险，政府在处理国家安全机密时，往往只将信息传递给国会领袖，尽量减少知情人数。即便是这样，消息灵通的媒体依然在国会议员中展开游说工作。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这样。
“911事件”之后不久，英国BBC的资深记者刊载了英国首相布莱尔赴中东的全程计划。英国政府马上作出敏捷的回应，指责BBC没有遵守英国新闻行规中的“限时发布”要求，严重危害到国家和首相的安全。在巨大压力之下，BBC当事人就“不慎泄露”向政府表示了歉意。但是，BBC高管艾德反唇相讥，他毅然指出，首相的中东行程安排通过首相府发言人在多个场合向媒体透露，并没有提出“限时发布”的要求。因此，艾德决定控告首相府。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媒体宁愿被政府指责滥用新闻自由权也不愿意受政府约束。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上，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约束的。但是，自从“911事件”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变得更加理智、更加谦逊了。因为传统的“新闻自由意识”一定会伤害国家安全。流血的代价是谁也不敢承担的。
在布什总统时代，总统先生不只一次的会见美国主流媒体主编。请求他们以国家利益和安全为前提对政治事件做报道。一向桀骜不逊的媒体高管一致表示了妥协。在反恐时代，西方世界真正实现了“国家安全”大于“新闻自由”的梦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民众牺牲一下眼界上的新鲜感将会赢得世界更多的和平曙光。相信社会政治精英们是这样想的，美国的政军高层也是这样期望的。在没有大规模军事斗争时代，“软战争”将长期存在，恐怖势力没有规模性和计划性，他们只会利用主流社会的媒体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当美国人民在“911事件”中哭泣的泪水还未干迹之前，西方世界态度坚决：“国家安全比新闻自由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