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部大秦史，最让人感叹的是，在秦襄公建国后的560多年里，老秦人的步履踏得是那么坚实，直至登顶。而在此后的步履，却又是那么踉跄，连一点悲壮感都没有。
子孙，永远愧对光荣的祖先。
秦帝国的最后时刻，连找到一位威震天下的武将都没可能了，幸亏临时上阵的经济官员章邯有胆略，为帝国挽回了一点面子。
陈胜覆灭后，起义军仍是遍地开花，因为帝国不可挑战的神话破灭了，从旧贵族到老百姓，都明白：宁死也不能再退回去了。天下的局面是“盗贼益多”，秦廷从关中源源不断给章邯发兵，但也浇不灭遍地烽火。
这种严峻的形势，使朝中几位老臣感到忧虑。李斯曾数次劝谏二世，不要太花天酒地了，但二世反问：“难道君王就是为了过辛苦日子的吗？我想穷尽欲望、长享天下而无害，怎么办好呢？”
面对这样的昏君，李斯也没有办法。李斯的所有才能，只有秦始皇那样的雄主才会赏识。为了保住禄位，李斯只好写了一封《谏督责书》，提出一套“督责之术”来讨好二世。所谓“督责”，就是让臣下不敢不竭其所能侍奉君主。具体的有两条，即税征得多的是好官，人杀得多的为忠臣。
说了半天，还是法家理论中最极端的那一套——独裁加上严刑峻法。秦二世看了，大为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
可是，这服药，治不了秦帝国的膏肓之病了。
此时，李斯与赵高为了政治利益之争，已势同水火。李斯稍稍得宠，赵高就要下药，他对二世进谗言道：“丞相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现在的盗贼首领陈胜、吴广也是楚人，而且就是丞相邻县的小子，他们原本就有乡谊。丞相之子李由又是三川郡守，现在只是固守，不肯出击盗贼，听说已经与群盗有书信往来。丞相之权本来就重于陛下，这个样子，恐怕要危险了。”
庸碌之主，别的话听不进去，这样的话最能听得进去。二世马上就派人去调查李由通盗贼的事。
这个情况，被李斯获知了，知道赵高又在搞名堂，于是开始反击。他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劝谏二世说：“盗贼太多了，都因为戍边、漕运、转输、工程太辛苦引起的，赋税也征收过多。请暂时停止阿房宫工程，减少边境的卫戍与物资转运。”
这本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建议，在这个时候提出，是李斯想通过强调局势严重，来遏制秦二世的胡闹。
可是，秦二世对危机的真相根本不掌握，所以也不明白这建议好在哪里，反而大怒道：“朕即位两年间，群盗并起，几位大人不能禁止，现在又想罢先帝的事业。你们这样子，上对不起先帝，其次不能为朕尽忠效力，凭什么官居高位？”
国家就快要完了，秦二世却还敢除掉大臣。他下令将李斯、冯去疾、冯劫下狱治罪。秦朝监狱之恐怖，一般人大概受不了，冯去疾、冯劫不愿受辱，自杀了。李斯求生心切，没死。
但此案由赵高负责审理，李斯的结局便可想而知。他把李斯的家族与门客全部收捕，痛打了李斯一千多棍子，硬逼李斯承认与儿子李由谋反。李斯禁不住痛楚，只好违心地承认了。
最可叹的是，此时李斯之子李由，还在三川郡与起义军苦战，后被刘邦部将曹参杀死。死的时候，派去调查他的使者还没到达前线呢。
李由一死，李斯百口莫辩。尽管他最后还是写了谏书为自己鸣冤，但赵高岂能让这东西落到二世手中？
李斯的末日到了，对他的判决是“具五刑、腰斩、夷三族”。这是极刑了，所谓“具五刑”，就是断舌、割鼻子、斩脚趾、用竹板子打死、砍下首级并剁烂尸骨示众，另外还给李斯加了一个腰斩。夷灭三族，就是父母、妻妾、子孙全部杀掉。
李斯早年做小官吏时，偶然看到“厕中鼠”与“仓中鼠”的命运大不相同，遂决意要做一只养尊处优的仓中鼠。以这样的价值观为动力，历经30年拼搏，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位置，但也因为他把这价值观贯彻得太彻底，才落得连厕中鼠都不如了。
临刑前的一刻，自是惨不忍睹。李斯的小儿子也被押在囚车上。李斯见了，发出千古一叹：“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犬，一块儿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其可得乎？”
人之将死，竟发出这样的一叹，也是情有可悯。看来，法家（包括近世的那一伙）一旦参了政，就是自作孽吧？
除掉李斯、冯去疾之后，朝中总要有一个主事的人，这人当然就是赵高了。赵高是阉人，可以出入内宫，因此大伙又称他“内丞相”。皇权体制下的宦官专权，他为史上第一人。
秦二世耽于享乐，帝国的事情，就都决于赵高一人了。
就此他还不满足，他潜意识里想要的，是整个帝国。于是他先任命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又任命弟弟赵成为郎中令，分别掌管了首都与皇宫的警卫工作。说是警卫，实际上是可以决定皇帝本人的生死了。
下一步，赵高就要试探群臣是否真的畏惧自己，看看自己的权威是否已经超过皇帝。秦二世三年八月里的一天，赵高牵来一头鹿，对二世说：“献给皇上一匹马。”
二世一看，乐了：“丞相，开玩笑吧，这不是一头鹿吗？”
赵高坚持说：“就是马。”
秦二世有点晕，忙问左右大臣。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说是马，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后来的事情不问可知，凡是说鹿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高也因此留下了一句千古成语——“指鹿为马”。
从此，大臣们都知道祸从口出，今后不论你赵高再说什么，都不再反对。专权专到这个份儿上，赵高认为可以放心了。
就在帝国的高层这样自相残杀时，全国的大起义又出现了新浪潮。
话说早在陈胜称王时，曾经派了一个叫召平的人，领兵去攻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打了半天没打下，却听到了陈王从陈县败走的消息。召平一急，连忙渡江南下，与占据江东的义军首领项梁联系，假传陈王之令，封项梁为上柱国。封也不白封，他要求项梁“急引兵西击秦”。
这位先生的病急乱投医，还真就大大改变了秦末的历史。
那时天下义军全都听陈王节制，项梁不敢怠慢，带着江东八千子弟兵，渡江向西而行。等渡过淮水之后，陆续已有陈婴、英布等义军加入，一支小队伍竟滚成了6万余人的大军，最后集结在下邳。
这时候，号令天下的陈王跑到哪儿去了，是生还是死？谁都不知道。在彭城（今江苏徐州）这一带，是陈胜的部将秦嘉的地盘。秦嘉本来就不大听招呼，现在更是立了景驹为楚王，公开与陈胜决裂了。
项梁却很仗义，对部下说：“陈王首先起事，战斗不利，不知下落。现在秦嘉这么干，就是大逆不道。”于是率军击秦嘉，一直撵到胡陵（今山东鱼台），激战了一日，把秦嘉给杀死了。秦嘉所部，也归并了项梁大军。
这时候章邯军已经打到了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军与之有过战斗，但初战不利。项梁就屯兵在薛（今山东滕县）等待战机，渐渐地聚起了十余万人，成了天下义军中的一杆大旗。就连沛公刘邦，也跑来向他借兵。
陈胜已死的消息终于被证实，项梁认为，天下义军不能无首，于是就召集手下的几位枭雄共商大计。
在秦二世二年六月召开的这个会议，就是著名的薛城会议，意义极大。在会上，项梁接受了谋士范增的建议，立已故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新的楚怀王。这孩子在秦末的情况相当狼狈，曾流落民间，成了放羊娃。
立楚怀王的意义在于，填补了陈胜死后群龙无首的空白，使各路人马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同领袖。这样子，有助于凝聚起义力量，不至于被章邯各个击破。
新立的楚怀王，只是个光鲜的品牌，而手握重兵的项梁，才是义军实质上的盟主。
理顺了领导体系之后，大家达成共识，要协调行动，集中力量消灭章邯这头猛虎，否则哪一家都难逃陈胜的厄运。
会后，经过调整后的起义军，立刻显示出了空前的打击力。从秦二世二年的七月起，全国起义再掀高潮。
此时的形势，对义军来说还是蛮严峻的。章邯消灭了陈胜之后，继续北进，进剿其他义军。当初，陈胜的部将周市拥立了魏王咎，现在章邯军就在临济（今河南封丘东）围住了这位魏王。
周市跑到齐王田儋那儿去求援，田儋急忙率军去救，结果都被章邯杀死在临济城下。魏王咎看看无望，也自杀了。
田儋的弟弟田荣收拢残兵，仓皇逃至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被章邯军死死困住。
这个局面如果发展下去，各路义军的结局将很不妙，极有可能被章邯逐个吃掉。
这年七月间，项梁军刚刚冒雨攻破亢父（今山东济宁境内），就接到了田荣的告急。
义军的新领袖项梁，开始发挥扭转历史的作用了。此时阴霾连月不开，项梁带领江东子弟兵长驱四百里，大败章邯军于东阿城下，打破了章邯不可战胜的神话！
紧接着，项羽与刘邦各领一军，追踪撤退的章邯军，在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与濮阳（今属河南）以东，两次大败章邯。章邯收拢残兵，退入濮阳，引黄河水绕城自保。
项羽、刘邦见濮阳成了个水城，不好攻，就掉头去攻定陶（今属山东）。但定陶也没能攻下，于是转攻雝丘（今河南杞县）。最后终于得手，斩杀了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
而项梁在东阿大捷后，也率大军西进，来到定陶，再次大破秦军。
起义军连战皆捷，章邯灰头土脸，天下的形势眼看又要翻转过来了。
历史往往就在这种关头，考验一个统帅人物的谋略与城府。项梁成了义军盟主后，战绩辉煌，不免就露出了短处来，“益轻敌，有骄色”。他的子弟兵，也日渐怠惰。
秦二世在这个时候反倒是很清醒，知道章邯在这时候绝对败不得，于是加紧给章邯增兵。九月，章邯得了援兵，就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突袭定陶，打得义军猝不及防。住在定陶城内的项梁，也在睡梦中被糊里糊涂地杀死了。
起义军遭此重挫，不得不调整战略，项羽、刘邦和吕臣分别率军东撤，退守彭城，并把楚怀王也接到了彭城。
楚怀王到彭城后，接过了义军的领导权，部署各军准备与章邯来一场恶斗。
可是，聪明的章邯在此时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以为“楚地兵不足虑”，转而渡河，去攻击赵王了。
这是秦帝国回光返照时期一个最大的失误。章邯杀了项梁，从战场态势和心理上，对义军都是致命的打击，如果乘胜追击，天下形势则难以预料。可惜鬼使神差，他挥军北上，放过了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