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
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试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比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
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无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称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
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的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革命危机，跟列强入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清政权的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
前面我讲过，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我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回到我们手里。
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无论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证明了吗？
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称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纳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属国予以关照。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
与“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称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
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辨”。
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辨”显然不是“资本之辨”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
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
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鲁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
再有就是儒学（中学）衰落，西学兴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知识精英具有吸引力，给人以优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为之托付终身，皓首穷经也觉得值。当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后，便被吸引并大谈“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纷纷成为儒学的叛逆者。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现出对儒学的反叛和对西学的学习和汲取。
徐继畬对西方文化赞美有加，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认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就是说远古的三代，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哪个有德望就推选他来掌权，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虽然在这个时候，很多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还没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
出使英国的中国首任外交家郭嵩焘因为对英国社会有亲身的感知和体会，更是觉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是个礼仪之邦，赢得了“环海归心”，如此羡慕得流涎，哪里还像一个饱读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个文化逆子嘛。
正是对西方有亲历的缘故，郭嵩焘说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继畬要系统得多，他说西洋有“乡绅房”（议会），议员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那里有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说那里的国家不是私人的，统治者因民众的满意与否不断更换；说那里有政党，“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有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知识精英看来丑陋不堪，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就是说，两千年来，被我们鼓吹得尽善尽美，足以开化异族的文化，不过是暴政加强盗的文化，我们号称讲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正的讲仁义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
康有为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后来对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认为西方人并非“夷狄”，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自己编写《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应平等相待。这等于完全把传统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否定掉了，哪里还能以此文化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