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危机就要拯救，文化自信心被摧毁，就需要进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摧毁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时间。可以这样讲，从晚清到现在，在这170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重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当然，广义的文化分为三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心的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贯穿始终。
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与晚清至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三个阶段相吻合，也与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拯救相吻合：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物质层面的危机拯救。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危机拯救。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张謇、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属于精神层面的危机拯救。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思。
最开始，清政府或中国人以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这样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所威胁所打垮，文化自信的维护只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修补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仍然承认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优越的，迟早会把西方也同化掉，最少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侵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体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们保留什么，学习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核心是我们的制度和精神，要学的只是西方的兵器、化工之类的技术，甚至自视甚高的某些中国人连这个都不想学，认为那是奇技淫巧罢了，这是跟“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有一拼的东西，正是这种藐视的心态致使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落后于列强。
这一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文化危机拯救活动，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在政治上、精神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只需要修炼武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北洋大臣、洋务运动领头人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鼓励民办企业，开放通商口岸等，一切努力旨在学“技”，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能不说洋务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出璀璨之光，电灯、电报、电话、火车、汽车、枪炮、船舰、采矿、纺织、机器……这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纷纷落地中华大地，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这些神异之器在翻江倒海，日新月异，发挥着他们从未想过的奇异功能。中国人以为用技术的奇力修补一下物质层面的不足，又可以重拾中华文化自信力，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即便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就也是难以拎得上筷子的，甚至可以说30年的心血最终以梦想破灭而告终，李鸿章终究是衰败的大清王朝的一个裱糊匠而非建筑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垮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北洋水师，1895年李鸿章忍辱负重去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背负一生的卖国贼恶名。接着，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大连湾。一系列事件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慢慢滋长的自信力再度被打回原形。尤其是甲午战败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国人稍稍重建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一下子被摧毁得精光，因为这一回，打击我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就是周边的一个小岛国，一个曾经被纳入华夷秩序，对中国俯首帖耳的小日本。这种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宣告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彻底破产。
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的彻底破产让中国人彻底清醒，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日俄战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发现，俄国不是败在兵力，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为了探索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自救之路，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有了立宪运动，有了辛亥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信力的重建。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文化自救运动的开端就是戊戌变法。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说是再不实行变法的话，不但要亡国，到时皇帝你老人家想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机会，光绪皇帝听了很是震动，决心变法，亦希望利用变法给自己揽权，走出慈禧专权的阴影。
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存在矛盾（是否该用“党”来称谓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借改革以巩固大清统治，维护共同利益这点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对变法一度表示默认。得到太后的支持，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戊戌变法触动了一部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比如光绪皇帝要裁汰绿营，编练新军，这是要拿掉绿营官兵的饭碗，却没有给他们适当的出路，他们当然不干，于是成千上万的官僚、军官就跑到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外又哭又闹。最要紧的是，这次改革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权柄，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由她点头开始的变法又在她的摇头之下草草收场，力倡变法的六君子亡命菜市口，一些变法维新人士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救的行动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血的教训和无限的反思。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政治改革的时代要求没有消除，中国人重建自信力的内在要求始终没有放弃，并越来越成为执政当局的一种压力。在这样的内在吁求尚未得到满足之时，外在的打击接踵而来。1900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打算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可是，义和团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八国联军借机侵占北京，慈禧本人仓皇逃往西安，满清王朝走到了危险的关口，中国人的自信心走入了谷底，时势再次把清政府拉到政治改革的轨道上来。
没有选择的选择，清廷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中国人为了挽救文化自信力，又回到了曾经失败的变法上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从此开始了晚清新政。
这道上谕十分有意思，它虽然承认必须要进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又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就是说，这是一次有妥协的改革，“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它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改。不过，这毕竟是一次大让步，不再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论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一旦改革，一项改革本身会推动着更多的改革，当主要着眼于经济改革的新政深入下去，政治改革的要求重新冒出来。为顺应政治改革的呼声，1905年，慈禧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十国，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的办法。五人归国后向慈禧太后汇报：中国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战可弥”。无论是真愿意还是做样子，清政府总算主动地开始了制度层面改革。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次政治改革坚持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但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对君权进行了很大的制约，比如讲具有议会雏形的资政院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管，这是君权至上时代不可想象的事，确实给人以无限的政治想象空间。
清廷立宪，给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所谓转弱为强，其实就是期望通过政治层面的改革，来重拾优越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多灾多难的国民没有福气盼到立宪的到来，清廷没有呼应立宪派的要求，不但一再推迟，而且还不断集权，搞起皇族内阁，国民认为清廷立宪缺乏诚意，感觉被愚弄一般，对清廷越来越疏离，原先还把革命党视为乱臣贼子，后来却转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腰斩，中国人又错失一次重拾信心的绝好机会，真是国人之大不幸。
此路不通，再换一条，经历了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两次制度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后，中国人很自然地选择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改革。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哪怕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更何况要进行政治改革，守旧的势力实在太强了。以革命的方式固然可以办成事，但成本实在太高，后遗症也多，最可悲的是，鲜血换来的往往总是一些事与愿违的东西，而且一再被历史证明着。
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因此获得想要的自信力，辛亥革命后，复辟倒退，军阀混战，反倒让国人生出了“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苦苦追求的东西竟然并不是想要的东西，国民的迷茫困惑可想而知。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可见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根深蒂固，很难摧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是邯郸学步，尤其是辛亥革命步子又迈得很大（一步到共和），结果出现踉跄、复辟倒退，以及军阀混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是证明文化自信的建立绝非搬一套制度来操作就大功告成，政治文化层面的信心重建的一波三折表明，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必须要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得到潜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坚定的民族意志，这就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
确实，一系列政治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让人失望也让人思考，西方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拿到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呢？就“南橘北枳”了呢？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不适宜这种制度的生长，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必须铲除旧的土壤，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上除旧布新，这就是五四运动到来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政治改革虽经一波三折，还是终结了君主专制，可是，在社会的更深广处，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五四运动就是要从精神层面上去彻底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激进者甚至期望通过反思甚至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以此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很遗憾，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就结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烂尾楼工程，而让中国人的又一次文化自救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