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充分暴露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软肋。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疑案。现在暂且不论宋教仁被剌是不是袁世凯指使杀手所干，当时孙中山最好的斗争方式，应该以法律武器为主，以战争压力为辅。因为，当时司法虽然不是很健全，但相对独立，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的事情。
当时，民间力量还算强大，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都是不可小视的力量，并不是袁世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罪的。当时的报刊舆论监督也相当独立有力，敢于直截了当指摘当局。社会各界认为，既然现在是搞民主共和，民主共和的重要基础是法治，一切问题当然要放在法律内解决。宋教仁案用法律的办法来解决，正可以检验民主共和的法治含金量嘛。国民党内部的要员，如黄兴也力主依法律解决，这就形成了共识。
退一步讲，就算宋案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较好的解决，但这个案子始终会给袁一个压力，国民党在今后的政治、议会斗争中，这是块好牌，一个资本，这样的资本积多了，只会对国民党有利，以制约袁世凯。至为关键的是，这一事件让国民党赢得民意，既然要搞民主，民意就是武器，国民党应该珍惜这个民意武器。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个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浪漫主义者，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有半点污点而变成了一个好斗的公鸡。为了捍卫共和的根基，坚持民权的理念，孙中山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决定武力讨袁，于1913年7月悍然发动了“二次革命”。革命的失败早已注定，仓促上阵的武力解决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国内国民党被袁世凯清算，袁一步步加紧集权，一个极可能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国民党，终因孙中山的浪漫主义跌入谷底，更为严重的影响是，袁世凯失去了这个最大的制衡力量，为开历史倒车提供了条件。
其实，孙中山也为修铁路的吹牛皮交了“学费”，袁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委以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之职，是投其所好，顺便安置，等到翻脸不认人时，就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自然是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公帑却花掉了百十万两，于是袁世凯要下令通缉“贪污犯”孙中山，这真是玩的欲擒故纵，孙中山就这样被袁世凯给套牢。
遗憾的是，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浪漫主义致祸（政治浪漫主义者是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而是把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内部各自为政，纪律松懈。为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新党章为了求得党的意志统一，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总理，并且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党员对此极为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没有加入。孙黄最终以决裂收场，黄兴出走美国。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身上那种政治浪漫主义何其浓烈。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高尚而伟大的，是好的对的，他就会为此而做出不切实际、不计代价的努力，“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浪漫主义有时显得尤为悲壮，有一种悲壮美，政治浪漫主义尤其如此，它是以浪漫为底色的政治美学，对悲壮甚至有一种迷恋，然而，这种迷恋是以生命的血色作为背景的。
政治浪漫主义者因为浪漫而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需要理性而非浪漫，需要技术而非口号，需要耐心而非狂热。简单地说，民主政治更像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一点点去改进，一点点去调适，不可能靠急功近利搞得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是经过反复操练，才逐步走向正轨。而政治浪漫主义是激进的，它认为渐进的改革是保守的，保守是反动的，是必须要推倒的，在一种美好理想的招引下，激情澎湃，高歌猛进，得到的结果却总是与他们的期望距离甚远，甚至相反。因此，与其说民主需要政治浪漫主义，不如说民主最害怕政治浪漫主义。
孙中山在政治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情绪而非理智地发动了“二次革命”，打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治，这个错误影响全局，开了以武力为政争的先河，让军阀们很快就现学现用了。曾为同盟会会员的学者梁漱溟，1922年1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批评孙中山开出的坏惯例：“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这不可不谓总结得十分深刻，但没有触及孙中山身上根深蒂固的政治浪漫主义。那就是，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本身追求美好的理想——民主共和，但是，使用的手段本身不够民主——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而是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自己与政敌的分歧，最终达不到浪漫的彼岸。
政治浪漫主义是驱之不去的政治鬼魅。
现在，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式的政治浪漫主义有诸多不可取之处。或者讲，一个在生活中喜欢吹牛皮的人是大不招信任的，然而，有趣的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孙中山这样的“大炮”是吃香的，孙中山放的大炮也是香的，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这样的反思并不是否定孙中山的历史功绩，而是反思为什么人们需要“大炮”，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政治浪漫主义为何能吃香？
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人事判断的一个传统，即不管事情结果如何，首先审查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如果动机纯良，道德上就有了优越性，无论手段如何恶劣，也无论结果多么糟糕，似乎就可以原谅大半，甚至忽略不计。即只要出发点好，做错了事也是好人。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特别符合这一点，他虽然使用了很不该使用的一些手段，造成了历史的恶果，但是，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纯良的、赤诚的，道德上比较靠谱，一切都被原谅了，都既往不咎了。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崇尚浪漫，缺乏理性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喜欢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义，一开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想为人类勾画一幅宏伟的理想蓝图，并以此号召民众不顾一切地去实现，甚至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不惜破坏一切秩序。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跟法国人较为相似，与英国人截然不同。法国人崇尚浪漫激情，不太喜欢枯燥烦琐，与此相反，英国人相当务实理智，愿意从事琐屑平凡的工作，在具体实务中去建功立业。与此相应，法国民主进程伴随着血雨腥风，一波三折，而英国人很平稳地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对于两者，我们中国人往往欣赏法国人的浪漫激情，而把英国的务实理智称为保守。
孙中山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无限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从事破坏性革命的热情，对自己的理想笃信不移，终生不渝，就是缺少一些务实理智的事功性精神。如果说革命时期需要政治浪漫主义，那么当民主政治到来时，就需要从浪漫主义走出来，用现实主义的办法去实践，如果惯于感情用事、缺乏与统治者理性对抗和妥协的精神，理想就注定只是天边的一抹彩云。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浪漫主义虽然很浪漫无边，但它满足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梦想。因此，尽管孙中山说的很多东西大而无当，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但是他把未来吹嘘得无比美好，大家仍然愿意一起跟着他走，因为人是需要梦想的，尤其是生活在困苦中的人，更会将改变现状寄托于梦想，哪怕那个梦想遥不可及，那个梦想常常成为活下去的力量，成为生活的支柱。更何况孙中山描绘的政治梦想披着民主共和这一进化论的合法外衣，他就像一个“精神教父”、“授梦先知”，招迷无数的信徒跟着他一起去做梦，一起去挥洒激情，孙中山以思想和热情征服了国人的心灵。当思想理论与政治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虽然有了现代内涵，但模式上，仍然是传统的救世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可见，孙中山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之处，就在于他给人一个新的政治梦想，他构建了一套新的法统理论，将权力民授替换了君权神授，虽然孙中山在实现这个法统的转变时用了传统的手段，但它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普世价值的诉求，掩盖了孙中山政治浪漫主义的鬼魅。
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家，他虽然也靠事功立名，但更靠思想理论立名，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了后代，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我们知道，吾生也有涯，影响也有涯，而思想理论却可以超越生命，影响后人。难怪，自孙中山以降，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除了当时的治国执政之需，未尝不是以此立言来影响后世。
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崇尚政治浪漫主义，又深受政治浪漫主义戕害的国度，政治浪漫主义曾经在极左时期被发挥到极致，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在那个时代，在政治浪漫主义的感召下，以为炼出几千万吨钢铁，就超英赶美了，以为大步跃进，就可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亿万人民的非理性激情被调动起来，结果却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就是因为这样的政治理想脱离现实的约束，沦为政治浪漫主义，具体的手段、方式也变得浪漫无比，甚至将手段、方式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选择，这就不只是政治浪漫主义，而是愚蠢的政治浪漫主义，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
改革开放，或可看成我们摒弃暴力思维，挥别政治浪漫主义，回归民主、法治、务实、理智，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但就是学到这么一点点东西，我们为之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我们现在仍然对政治抱有美梦，但再也不要对政治浪漫主义抱着迷梦了。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是个美国人？
孙中山持有美国国籍，以美国公民身份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已经是一个被多方考证出来的事实。
一个考证是万维读者网记者傅芮岚撰文指出：根据他个人所搜索到的《纽约时报》的存档新闻表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12天，即1912年1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孙中山是出生于夏威夷、按1900年夏威夷法案归化宣誓入籍的美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