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叫孙大炮？稍懂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孙大炮是孙中山的绰号，这个绰号是袁世凯给他起的。事情的由来是，1912年8月，孙中山刚从临时大总统位置上退下来，入京晋见新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受到袁世凯热情而盛大的接待，孙中山对袁世凯很有好感，评价也很高，两人迎来了蜜月期。
此时，共和国已成立，孙中山无事一身轻，既然国家大政交给了袁世凯，而且对这个袁大头又相当满意，仿佛在袁的执政之下，国家很快就和平崛起、民主宪政了。因此，他就想去现实他的另一个梦想——实业救（兴）国，他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而欲“货畅其流”，修铁路乃第一要务。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袁世凯说了，表示保证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并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百万精兵。袁世凯听了当面大赞，直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在背后，袁世凯跟同僚说孙中山在吹牛皮，这两件事情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完成，说孙中山是个“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
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此番话真的是在吹牛皮。我看央视“东方时空”曾做过一个国庆60周年的专题——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在访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时，刘志军部长总结说，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铁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到2009年年底，我国铁路总里程达到86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人均计算，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仅为6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在世界上排100名以后。我国未来两年铁路建设投资平均每年投入资金都将在7000亿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到了2012年，我国整个铁路运营网络达到11万公里。从1912年到2012年，一个世纪的跨越，才能达到孙中山所说的20万里，你说孙中山的牛皮吹得有多大，也难怪袁世凯要说他是大炮。
袁世凯给孙中山起这样一个绰号并非冤枉，孙中山同志的大炮事迹还不止这一例。孙中山在进行他的政治构想时，还提出过一些当时显然难以实现的方案。譬如，他讲“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不纳税，单收地租一项，即可成地球最富之国”。这是孙中山“土地国有”以期“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他以为国家按较低的价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买下来，实现“土地国有”，但不立即收回土地使用权，国家只是收取地租，这样国家就富强了。
这牛皮吹大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未曾见有私人不纳税，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单个人所得税的基准还在2000元，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在纳税，中国未见变成最富之国，在中国没有取消农业税之前，一直在征收“地租”，也未见变成最富之国。私人永不纳税，在今天许多地方政府高额负债的情况下，政府恐怕要财政赤字到运转不动了。
孙中山要搞革命，而革命是需要花钱的，于是他就四处筹钱，不断许诺。在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会见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据这位公使说，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之后又说，孙中山答应给予“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原因很简单，当时孙中山什么都没有，光开空头支票，人家当然不愿意投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有海外华侨投了一些资，可随着起义的一次次失败，诺言无法兑现，孙中山不就成了孙大炮了吗？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孙中山吹牛皮并不是故意骗人，甚至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吹牛皮，而是出自他的一颗赤诚之心，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梦想，希望于国于民有所贡献。因此，即便他说错了，吹牛了，也不必对他个人太介意。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个政治家，是对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或缺点，也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进程，这是由他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的，这一点谁也不可否认。
批判以浪漫为底色的政治美学。
如果从政治家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牛皮”，我认为把他的“牛皮”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更为合适，孙中山本人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浪漫主义者。
在这里必须界定一下政治浪漫主义，这是我个人的界定，学者权威可能未必认可，就是超越于现实的政治运作方法，总体特征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实现的标准，不切合实际。具体而言，就是崇尚理想，富于激情；喜欢抽象，漠视具体；用审美眼光看事物，不习惯现实对待。这正像卡尔施密特所认为：“一切政治浪漫派的核心：国家是一件艺术品。历史和政治现实中的国家，是由浪漫主体的创造性成就所产生的艺术品的机缘。”这种将政治审美化，在哲学上蕴涵着“反政治”或将“政治虚无化”的寓意。
政治浪漫主义者生活在理想中、价值中、观念中、激情中，因而永远认为现实政治不完善，永远不满意，永远想用超越现实条件的方式去改变现实政治。他们不像政治家，更像艺术家，他们不像俗人，更像神人。总之，他们是用审美化地建构，去追求想象中的乌托邦。因此，政治浪漫主义者对对象进行浪漫化的臆断，然后进行充满激情地批判和斗争，甚至他们对批判和斗争的手段（比如革命），也进行了浪漫化的想象，往往忽视其残酷性。
孙中山之所以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除了与他个人性格有关外，也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对中国的诸多实际情况知之甚少有关。这证明了一个不错的道理：人一无知，就容易浪漫。
辛亥革命前，孙长达17年多的时间，没有踏进过中国的内地。孙中山13岁离开中国去了檀香山，至1911年年末归国，在32年的岁月里，有30年不在中国，能对中国有多少切身体会式的了解？从孙中山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在西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上较为西化，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他的思想也更为超前。单就孙中山最早建立革命组织，并且希冀建立共和政府而言，他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再加上在革命期间，为了宣传革命，为了拉革命的赞助，他游历世界各国，了解和欣赏西方政治制度，而对落后的中国制度更有迫切革新的强烈愿望，有时候口号喊得比较大，理想定得比较高，经常会脱离中国实际，难免落人笑话。
美国报纸刊载的一幅漫画，孙中山从欧洲赶回中国。
与孙中山不同，袁世凯是一个久居官场的老官僚，他并不是一个科考出身的人，而是从最基层的一个小小幕僚做到一国总理大臣、总统，长期处在权力的核心，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他远比没有在中国官场混过的孙中山认识得清楚透彻，头脑清醒客观，对中国的政治社会运作，以及做一件事有多难，需要什么条件，也远比孙中山心中有数。因此，在那次密谈中，袁表面上恭维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梦，心里当然知道政府的家底，知道修铁路的难处，自己就是练兵出身的，更知道10年时间练百万精兵是个什么概念，需人才物力，不是喊口号就喊出百万精兵的。
一比较就可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娴熟的技术官僚，做任何事情都步步为营，胜算很大才会做，否则不会轻易出手，这可以从他在政治上的一系列作为中窥见一斑，尤其是南北议和过程中的老谋深算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所有他所期望的都水到渠成而来，成为最大的赢家。虽然，我们会对袁世凯称帝这一行为诟病太过冲动，但从他小心而谨慎的操作来看，每一步都是相当缜密的。最终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操作不够老到缜密，而在于复辟的社会土壤一去不复返，他干了一件开历史倒车的事，而不是他谋划得不够周详，缺少政治家的手腕。
而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体现最为集中的，就是他认为西方很多东西都比中国好，我们应该拿来为我所用；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比中国的专制政治好，所以极力要在中国实现之，并为之勾画宏图，但条件是否成熟，如何具体操作，缺少政治操作经验，夹杂着很多天真浪漫的想法，最后，说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了吹牛皮。
对于袁世凯这些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来说，像孙中山这样吹牛皮，或者叫陈义甚高吧，或者有点掉书袋的样子，在袁的眼里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就是食洋不化的激进西化派，完全不顾中国的条件，纯粹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批判现实，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以为按照“国际惯例”去搞，就可以解决中国复杂的问题，在袁世凯看来，不是太过浪漫的事吗？
不光是袁世凯这样的中国官僚不太信任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就连西方国家，对孙中山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未必报之以非常的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为了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向列强贷款，一分钱也贷不到，而袁世凯开口向六国银行团贷款，却轻易贷到了。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因为，在那个时候，谁有钱，谁就有军饷调集军队作战，谁就掌握着主动权。无奈之下的孙中山才会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相反，袁世凯得到了列强较为一致的看好。当时的美国法学权威古德诺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明显地偏袒袁世凯，称其“有胆识有魄力”，“对中国大局有认识”，认为中国不论采取何种政体，袁世凯“必能操纵驾御之”。同时，他也承认袁对现代民主政治缺乏了解，“不知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分别”。他将政局动荡、战争重起的罪过归咎于南方国民党革命势力，称“二次革命”为“南方那些愚蠢的人所起的叛乱”。可见，孙中山在他眼里是何等形象。
前面讲到，相对于袁世凯，孙中山没有当过官，没有中国的实际政治操作经验，对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现实多少有点无知之嫌，同时，他又有一腔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特别容易滑向浪漫主义，在遇到现实矛盾时，不能很好地权衡轻重利弊，采取最佳的策略，在与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斗法中败下阵来，其中“二次革命”是不能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