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之于国家政权之重要性可以从晚清的覆灭与其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之覆灭与其财政危机看得十分清楚，无须多言。无论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权，还是对于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政权，财政都是下锅的“米”，再厉害的政治家，没有财力，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在一治力量对峙当中，确实是“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
但是，是不是为了应对危机，让财政丰裕，就可以随便搞钱，或是政府财政越多越好？这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仍然以大清王朝和南京临时政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财政危机当前，政府自然要努力化解这个危机，但化解危机不是抢钱，不是把钱搞得到手就行了，还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在解决财政危机过程中犯下一些错误，财政危机越发的危险，变成更多、更大的危机，走入危机循环中不能自拔。
比如晚清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大肆向银行提现造成挤兑风波，滥发纸币，造成金融危机，实是十分危险的一着，如果说财政危机是绞刑，那么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斩首，加速大清王朝的覆灭。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不首先在政权上实现十多个独立省份的统一，却指望在财权上能实现统一，希望各省“不分内外，于岁入项下，速即统筹拨解，以应急需”，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革命党人发起革命始终缺乏中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始终没有落实具体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孙中山颇能赢得农民支持的所谓“平均地权”主张，连革命党内部都不统一，很多革命党人不接受。南京临时政府忽视“三农问题”，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脱离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与临时政府离心离德，财政问题必然会成为大问题。
国家财政太穷不好，尤其是在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是不是国家财政太富就好呢？也未必。我读过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认为政府太富并不有利于民主政治与法治的推行。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陈先生的主要意思是，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民主政治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在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其实这一道理也可以在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中看得出来。因为这两个政府都是穷政府，也算是弱势政府，所以就相对比较民主，或者至少要显得“民主”。比如清政府想让上海道从上海的洋税药厘里去筹措现金来当做战争赔偿款，遭到上海商会、钱业的反对，清政府竟不再坚持。如果清政府强势，不只是外国政府可能会借其款项，所谓“屡遭人民的强烈反对”，“人民决不承认”这种事也会被弹压下去，不会落得个“不得不作罢”的可怜相。
同样地，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富政府、强势政府，不讲法制，就不会闹出什么轮船招商局贷款风波。1912年12月，财政窘迫的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为了“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遭到了招商局大多数董事的抵制，南京临时政府以军界施加压力。股东们则致函董事会，说“窃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为完全商股，并无官股，既为商业，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须由商人出于至诚。政府断无干预攘夺之利”。这一招就叫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南京临时政府号称共和，那凡事都得按共和去做，怎么能如此专断？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好真正用武力来解决，但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强势的、专制的政府，动用武力以求解自己的危局又有何不可，难不成还怕几个商人反了不成？这就是成志武先生所言，穷政府更能催生民主法治。
北京兵变与南京兵变。
民国初年曾经发生过两次有名的兵变：北京兵变和南京兵变。为什么会发生兵变，兵变背后是什么？回望历史，细加分析，让人喟然长叹。
1912年2月29日晚，驻守北京的北洋军曹锟第三镇军队哗变，士兵打砸抢烧，数千家商民受害。次日，兵变波及西城，并蔓延于通州、天津、保定一带。史称“北京兵变”。
1912年4月11日，驻扎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发生兵变，乱兵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十分恶劣。这就是南京兵变。
先说北京兵变。2月29日晚，北京正在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和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专使团的提灯游行。孙中山辞让民国临时总统给袁世凯，提了三个让贤条件，其中之一是要求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亲自到南京就任，目的就是把袁世凯调离北洋军长期盘踞的北方。袁拒绝南下，南方革命党派蔡元培为团长带队到北京去迎请袁世凯南下，于是就有提灯游行的节目。
游行开始不久，城东北方突然传来轰隆炮声，游行的人们以为是礼炮，正心怀喜庆之时，突然大街上拥出许多士兵，叫嚷着：“宫保（袁世凯）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哇！”疯狂地抢劫金号、当铺、银店、布庄……人们这时才发现发生了兵变，顿时乱成一团，枪声与哭声相杂，火光与灯影相映，欢歌笑语变成了鬼哭狼嗥。
兵变发生后，袁世凯紧急命令步军统领江朝宗、毅军统领姜桂题，要求他们管好自己的军队，守卫好自己的防区，不得擅离防区去打变兵，他说把自己防区守好了，不让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不会大乱。
袁世凯本来就不想南下，兵变无疑是一个拒绝的好理由：“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意思是，只有他坐镇北京，北方才不会大乱。
兵变的当天晚上，蔡元培被吓得惊慌失措，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急忙逃到六国饭店去避难。经历此劫，又听袁世凯一番话，越发觉得袁世凯于北方局势稳定之重要。3月2日，他致电南京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变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馀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奉劝南京方面迁就袁世凯的要求。蔡的提议当然不会受欢迎，但南方除了同意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对于北京兵变，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一种认为袁世凯对此根本不知道。在此，我无意于考证袁世凯是不是幕后策划人，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袁世凯不想也不会南下，北洋官兵不想也不会被革命党控制。
如果袁世凯到南京做总统，等于虎落平阳，放弃自己的权力地盘，投入革命党的包围之中，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怎么可能自投罗网？就算没有兵变的理由，袁世凯也可以找出另一个理由来；就算袁世凯不找任何理由，坚持不去南京就任，南方又拿他怎么办？北伐吗？当然可以，但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不妨看看兵变前后的南方军队是个什么样子。
清皇帝下诏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迎来和平建国时期。鸟尽弓藏，那些没有革命对象、没有仗打了的士兵一下子就显得多余起来，整理军队，裁撤多余部队，成为革命后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南方尤为突出。袁世凯很精明，派革命党的领袖黄兴留守南京，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既可以利用黄兴的资历威信来裁撤军队，又可以让黄兴远离北京权力中心，一举两得。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数量在20万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数目，一日不解散，一日就需数目不小的开支，包括吃饭、发饷、日常补给等，哪一项都需要钱。当时，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大家以为他会筹到不少钱，但孙中山回来后说他没有带回来钱，而是带回了革命的理想。理想固然是好东西，但实现理想先要吃饱饭才行，现在最需要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理想都是空的。
孙中山自然知道政府穷得叮当响，也知道没有钱，政府和军队将难以维持，他无奈地跟人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事实是，政府不仅拖欠军饷，而且有的部队连饭都吃不饱，这足以见出毫无经济基础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窘迫危险。
没办法，孙中山只好想办法筹钱，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小雨不解大旱。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当时的孙中山临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政府连正常的运转都难以维持。
没有钱，不仅政府难以正常运转，军队更是难以调度，革命党人要想独享革命成果，而不让袁世凯分享，甚至于要进行北伐，与袁世凯一决高低，更是不可能的事。袁世凯虽然钱粮紧张，但显然要好办一些，他承袭了前清的政治遗产，机构人员是原有的，重要的是维系工作，而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新建设新装修，白手起家，样样要钱，没有钱就转不起来。我们过去总讲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如果从解决新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组织行政的有效运转而言，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各方面都看好他。孙中山不愿意让位，但也不得不屈服下来——形势比人强。
与在任时被搞得焦头烂额相比，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的孙中山有美丽的宋氏姐妹陪同，四处讲演，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广受欢迎，那潇洒的日子绝不比当总统差。而难就难到了黄兴，这个忠厚的人啃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黄兴确实是个忠厚之人，如果换作一个野心家，接手整理、裁撤军队这个烂摊子固然头都是大的，但是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稍为整理一下，就可能作为政治资本，向北京政府提要求。如果野心更大一些，凭着这个摊子，据江而治又有什么不可？黄兴毕竟是黄兴，不是野心家，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命，发出通电说：“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大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当仁不让，等解了铃，他就可以解甲归田了。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初号召各路军队起事是容易的，现在，要把他们裁撤就不容易了，人家是打了仗，流了血的人，不管人家抱着什么想法而来，哪怕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理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为了吃饭和几个饷银，目的和素质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人家都是于革命有功的人，对于有功之人，不仅没有给个一官半职或半分好处，连吃饭都成问题，就难怪官兵要心生怨气，以索要军饷为名，终日奔走于陆军部。当黄兴接手之后，就终日奔走于黄兴的南京留守处，把门槛都快要踩烂了。一旦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就仗着手里拿着枪来压迫来闹事。
当时《民立报》曾批评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
为了应对军人的要求，黄兴不断地给北京政府发电报，催促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哗溃之势。二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南京），必有大乱！”
此时袁世凯为总统的北京政府手里也吃紧，为了应付局面，仍然要借款，向六国银行贷款，六国同意贷款，但提出要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黄兴虽然手头紧，却坚决拒绝损害中国主权的借款，呼吁劝募国民捐，挽救“借债亡国”的危机，操办借款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恼羞成怒，攻击黄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两人在这起“借款风波”中闹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