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袁世凯好坏不说，对南方的催款显得很不热心，这很正常，就算他有钱，他不给自己的北洋军，反会给南方的革命军吗？他傻啊。他越是不给钱，越是让南方军队混乱，越显得有裁撤的必要，越符合他的政治军事需求，他可不希望在南方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他对立着。
即便袁世凯真的在资金上支持南方，也有他的算盘，“亟待利用南方目前之困境而向其提供财政援助，使南方感到不以袁为靠山即将寸步难行，借以使其本人在当前正在本地同南方进行之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也就是说无论袁世凯给不给钱，都是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削弱而不是做大做强南方势力。
黄兴既筹不到钱，遣散费用又没有着落。果然，不久就发生了4月11日的兵变。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在上海出差，得到消息后连夜坐车赶回南京，等他回到南京时，兵变已被驻宁各部控制。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200多名。
兵变后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越发加紧裁遣军队。裁不动就祭起国家大义，号召军人服从大局，共济时艰。只是，这些军队都不是黄兴自己的军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在黄兴的努力下，还是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将桂军大部分遣返广西，将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北京兵变和南京兵变的大背景，是满清被推翻，新的共和政权刚成立，各派政治权力斗争复杂激烈，被席卷进去的军人成为重要的利益分配方。可是，在这场利益分配之中，既存在变数，也存在不公，兵变是各种利益纠葛的外在表现。
对于北洋军来说，他们曾一度阻碍共和的建立，南北军队始终有对立的情绪。假定孙中山稳固地执掌民国政权，这些北洋军的命运实在不好说。这些北洋军所幸的是，革命成果很快转入袁世凯之手，而北洋军就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袁世凯是他们的主子，他们是袁世凯的资本，彼此依存。军队兵变是不让袁世凯南下，最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旦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一旦革命党势力渗透进北方政治地盘，一旦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排挤，一旦袁世凯丢掉权势，北洋军也会跟着失势，他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杨雨辰在《壬子北京兵变真相》中说提到北京兵变之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曾招集北洋第三镇的军官聚会，他对这些军官说了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袁克定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这些军官的位子将要不保，如何不保呢？只要袁世凯这棵好乘凉的大树倒下，就会倾巢之下无完卵。在与革命党的斗争中，只要有利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就要支持；只要不利于袁世凯的，他们就要反对，反过来，袁世凯也会投桃报李。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袁世凯不像南京兵变那样对变兵进行残酷镇压。
革命党为了控制袁世凯可谓费尽心机，《临时约法》上对总统的制约条款就不说了。单就军队一项而言，也是颇下工夫。就在北方发生兵变后，南方曾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其意是借机扫荡北洋军，但遭到了革命党内部力量，如宋教仁的反对，最后作罢。
于是，革命党又生一计，主张南军北调，既然北方军队名额不够，要“添兵”，将南方的军队调到北方去驻扎，不就两全其美了？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馊主意，就连黄兴提出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都没有成功。
再有一计就是用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而这也是一个令北洋军官有“逊位”担忧之所在。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咨议局也发电要求王芝祥北向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这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争权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要忘了，直隶一直是袁世凯和北洋军的老巢，是护佑北京的屏障。北洋军担心王芝祥督直后自己被赶跑，袁世凯担心护佑自己的屏障变成了革命党进攻的据点。对王芝祥督直的要害，袁世凯心知肚明，但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袁世凯暂时退让一步，同意让王芝祥督直，但他绝不能容卧榻之前他人酣睡。后来，袁世凯指使北洋派将领联名上书反对委任王芝祥督直，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拒绝让革命党染指直隶军政。而这件事直接导致唐绍仪内阁解散，袁世凯及北洋军在这次利益之争中取得胜利。
南京驻扎的部队情形呢，前文已经讲过，他们于革命是有功的，结果，无功的人过得比有功的人好，无功的人不被整理裁撤，而有功的人被整理裁撤，这肯定令他们心有不服，何况当时确实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这要放在革命时期尚能接受，革命胜利了仍然如此，他们又如何服气？
如果情势真如袁世凯所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也应该通盘考虑，定出一个各方面大体认可的裁军标准，比如按总体防务需要、革命贡献等综合加权的指标，这样才能奖罚分明，公正公平，减少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
但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裁军标准，是“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按这个标准，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这是一个阴谋，即保留强大的北洋军，让南方各省回复到原来兵力无力对抗北洋军的局面。所以，革命党中的清醒分子“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
然而，袁世凯在当时太强势了，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地盘，包括他的军队，加之他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本来就是靠训练军队得以执掌大权，当然知道裁撤自己的军队跟拿掉自己的权柄是一回事。所以，当黄兴在南方裁撤军队之时，他却秘密加紧“添兵”，使之变成自己更为强大的政治资本。而黄兴却想尽办法裁撤南方军队，让自己变得赤手空拳，这显示了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和革命党领袖在政治上的幼稚。黄兴认为人民已经吃尽了战争的苦处，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显然，黄兴不能够辩证地看待军队，军队弄不好会遭致祸乱，但弄得好，军队又是和平守护神。以为裁军就能和平，那是极其天真的想法。
第二十一章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标语
南方裁军实际上打破了南北平衡的政治格局，让革命党失去了与袁世凯政治谈判的砝码，最终失去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以致后来对袁的逼迫中节节后退，等到二次革命的时候，革命党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这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何异？
大一点讲，影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民主政治还没有操练成熟的时候，军队是保持政局稳定的重要工具，即便在现在一些民主国家，比如土耳其、洪都拉斯、尼泊尔等，军队仍然扮演着保证国家政治不偏离民主方向的重要作用，幻想国体政体一转变，就“能以政见相折冲”，那实是过于乐观了。
即便如此，反对派仍然指责黄兴裁撤无力，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认为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因为裁撤军队而搞得焦头烂额的黄兴听到这样的声音，退意更甚，加之与熊希龄起冲突，干脆洁身明志，提出辞职，他说，“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袁世凯假惺惺地挽留一番就同意了——这是他巴不得的事。
对于黄兴的辞职，其中的利害关系革命党中也有明眼人看得出。在同盟会内，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对黄兴辞职很不满。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其美从上海专程赶到南京劝留黄兴，但无济于事。
黄兴与孙中山一样，最后都离开了权力中心，有人对他们的功成身退不能理解。我以为不尽然，其实，孙中山对权力还是爱好的，这可以从后来组党中要求党员的绝对服从可以看得出，黄兴则看得淡一些。他们放弃政权和军权，固然有书生气的原因，他们也只是邯郸学步，初步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操作经验，对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为共和已立，宪法已颁，国家就会民主强大起来，殊不知，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也可能会被人去破坏，他们在与袁世凯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官僚的交手中败下阵来，历史因此改写。但，从以上的史实来看，这是实非得已的事，也算历史之使然吧。
“民国不如大清”的历史回潮。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1912年1月1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呱呱降临中华大地，面对这个寄予着太多人希望的新生命，多少人喜极而泣，多少人对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鲁迅在回忆起民国元年时，“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之后，鲁迅就觉得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到民国三四年间，傅斯年则觉得民国“像冰雹一般的摧残”。如此反差真是让人惊骇，应该说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吧。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民国不如大清”的说法流传开来。当然，“民国不如大清”这个话具体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从何时传播开来，已无从考证。详细的考证也无意义，这句话在民国绝不是某一个人的感叹，而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今不如昔的怀旧。时至今天，恐怕仍有人在重复这样一句话呢。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是亿万人民所期盼的。等到真的驱除了鞑虏，建立了民国，怎么反倒不满意起来，反倒怀念起满清来了，还要说“民国不如大清”呢？这对于革命者来说，岂不是等于说自己生的孩子还不如仇家的好？其实呢，不是人民不想驱除鞑虏，更不是人民不想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民国并非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甚至觉得还不如大清好，所以就失望到说起绝情的话来。
为什么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民国并不是人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鞑虏易驱，民国难建”（唐德刚先生语，也可以换成“鞑虏易驱，共和难办”）。事实确实如此，武昌一声炮响，18省响应，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的王公贵族吓得六神无主，这个时候，袁世凯歪歪嘴，就把他们“驱除”了。可是，要“建立民国”，试验从西洋贩卖过来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在一个有数千年专制独裁传统的国家办民主共和，就不那么简单了。
孙中山手书的大总统誓词。
我们回头看看民初的共和办得怎样，确如唐德刚先生所言，办得并不怎么样。单就民国建立的头两年看，中国政治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革命党与袁世凯权力之争、政党之间主义之争，总统与内阁的矛盾，内阁与议院的矛盾……搞得不可开交，一片混乱。在政争的背后是武力的拼搏，是恶劣手段的使用，是对司法、公理的践踏，是对生命的无视，让社会变得十分败坏。
中华民国第一届获得南北双方认可的唐绍仪内阁政府，仅仅干了两个月就下台了。一个月后陆徵祥组阁，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就已被议员认为“不合格”。两个月后，赵秉均组阁，马上就发生了内阁总理刺杀宋教仁事件。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再现流血牺牲。再后来熊希龄组织超然内阁，仍然只维持半年就垮台，一直闹哄哄的国会也跟着垮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