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的政治危机是甲午战争。这场历时近一年的战争不仅将洋务运动的心血付之一炬，耗掉清政府6000万两白银，还不包括因战败的对日赔款。这是清政府勒紧数年裤腰带才能积攒的收入总和，虽然能通过不断借外债勉强应付，但财政败相已显。
第三次大的政治危机当属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清政府与西方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总额高达45亿两白银，还不算高达5亿多的利息。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已如大厦将倾，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可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发生轰轰烈烈，燃遍全国的革命，这不是生生地要大清王朝的命吗？
在财政危机剥皮肉一样一层层剥去，最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仍然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原因是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东西，就是对内对外，清政府都缺少财政自主权。对外，晚清政府历次战败，关税自主权被列强一步步控制，因之财政收支受到列强的影响，清政府财政的大项来源，如关税等被拿来作为赔款和借债的抵押，受制于列强，晚清政府财政的自我平衡能力大为减弱。
对内，自太平天国战乱以降，地方政府日益做强，拥兵自重，自霸一方。地方势力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奉中央所用。非但不如此，地方督抚还想方设法揩清政府的油，借着时局混乱，随便开口向清政府要饷要械，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甚至发行地方债务。面对清政府近乎跪求的呼喊，“求各省分筹接济，稍救眉急”，各省应者寥寥。如此情境，就是革命党人不发难，清政府也大有难以为继之叹了吧。
南京临时政府的覆灭与财政崩溃。
现在再来说说南京临时政府的完结与其财政危机的关系，真可以说与大清王朝如出一辙。要不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孙中山也不至于让位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变成南京正式政府，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有什么不可以？革命党用血肉换来的政权也不至于老老实实地拱手让给袁世凯，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争权夺利，新仇旧怨，历史恐怕得改变。
战争需要财力支持，从财政支持来讲，清政府与革命党对弈，虽然清政府的政府危机十分严重，但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党其实也是财力有限，要不是这场革命得到各省立宪派的支持，我相信革命党人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更不要说推翻满清统治，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政府大厦虽倾，但单靠革命党来推是很难推得倒的，要是革命党很有钱，也不用孙中山在国外到处化缘，化缘得点钱也往往杯水车薪。革命党跟清政府玩“持久战”那就更不靠谱。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清政府的倒台就是众人推的结果，不单革命党推，立宪派也推，最后，连清政府倚重的袁世凯也推，这么多力量加在一起，大清王朝不倒都难。
清政府覆灭后，照说政权就顺利地落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手中，但问题就在这里，清政府的倒台是众人推的结果，不是孙中山一派推倒的，所以在“分赃”的时候，你革命党人就不能独吞胜利的果实，事实是，你也不敢独吞，还要看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北洋派的脸色，这样，胜利果实就由推倒墙的“众人”来分，而且还很难说按照谁出的力多来分，而是按谁的力多来分。而袁世凯的力谁也不敢说少，而且他的力（军事实力）明显占上风，这个事情对于革命党来说就很不好，是他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要想跟袁世凯玩，就得有钱。没有钱，不要说北伐，就是新生的革命政权能不能保得住都是个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从清政府那继承任何政治遗产，那些革命家也个个都是“穷光蛋”。辛亥革命后，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选黄兴为副元帅。黄兴这个副元帅要到南京去就职，不能两手空空，连个办公费都没有，无奈之下，黄兴通过张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用。而孙中山从海外归国，革命党人最关心的是他能带回多少钱，结果孙中山说他没有带一分钱回来，而是带回了革命思想，令不少革命党人大失所望。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
在沪代表们知道张謇既有钱又有弄钱的关系，还懂得理财，就推举张謇任财政部长，张力辞不就。张謇为什么放着大好的位置不坐？就因为这个位置不仅不是一个肥缺，而且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这实因张謇对于政治和时局有着太为清晰的认识。
张謇在《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里指出，欲使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必先使临时政府有巩固的权力，政府权力巩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统一的军队，二是充裕的财政，而军队能否统一，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而岁入甚少，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
张謇提出了两条补救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
为了巩固新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尽力去“开源”，开源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对外举债，可是孙中山跑断了腿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就是借不到，这个时候，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及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国甚至主张从经济上遏制南京临时政府，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回到谈判桌上，避免因战争而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不仅自己不向临时政府贷款，还阻止其他列强向临时政府贷款。
孙中山、黄兴曾决定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遭到各方反对，尤其是英国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认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英国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制止本国财团向官、革双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确信贵国政府亦应采取同样措施”。这次借款之事最终没有搞成，反而让实业部长张謇大为反感，辞去实业部长。
孙、黄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机向孙中山提出租借满蒙，通过双方的电报往来可见，大致的交换条件是，“日本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借不到外债有内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临时政府连内部支持也很难弄到。光复后的各省地方政权林立，有的省有数个都督，也有的省有十来个军政府，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命中央政府。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所以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张謇所说，要求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各省政府就没有觉得有理由要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
南京临时政府还想了一些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行军用钞票、设立银行、整顿金融秩序及没收敌产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
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军需公债，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寄望最厚的筹款办法，其重要意义正如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公债章程时所强调的，“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不世之奇勋，争手腕不争喉舌，最终之胜利，在铁血尤在金钱”。因此，临时政府要求国民“同矢匈奴未灭之心，共扬卜式输财之谊”，希望国民购买公债，共赴时艰。为了确保军需公债达到目的，临时政府要求“联十四省财赋之区，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领债票，同时限制各省自办公债，以其财政之统一，同时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说，劝募公债。
然而，公债发行并未取得如意效果，军需公债定额1亿元，只获得730多万元（一说463万元），杯水车薪，并没有让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是不能不说，军需公债发行所筹到的款项，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临时政府仍起了稳固时局的重要作用，试想没有这些款项，临时政府恐怕连三个月都难以为继。
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筹不到钱，财政十分困难，一方面包括军费在内的支出却十分浩繁，尤其军费是一个大问题。当时，革命动员起来的大量军队此时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趁势而为进行北伐，“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统一全中国，建立全国范围的民国政府；一种选择是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又有条件和能力养着这些军队，以图他日；一种是没有财力养这些军队，只好裁减和遣散一些军队。任何一种选择都跟政府的财力有关，第一种选择是在财力雄厚的前提下可以叫板袁世凯；第二种选择是财力尚可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现状；第三种选择是财力微弱，只好坐困穷城，眼睁睁看着想办的事办不成。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莅鄂访问期间与黎元洪等湖北政要合影。很不幸，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第三种选择，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即便要遣散这些军队也要花钱，不给钱的话，索饷者踏破你的门槛，这还是小事，发生严重的军队哗变则有可能断送来之不易的共和政体，这是不能不让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层谨慎考虑，左右权衡的。
毫无疑问，倘若革命党人稍为有更多一点财力的话，他们断不会屈就现实。事实上，为了能够保住现状或是能够北伐，他们是想了办法的。其中孙中山租借满洲以求获得日本资金上的支持，就是为了筹得北伐的钱。谁知道日本军方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南京临时政府北伐的最后一点希望变成了泡影，不能不接受和谈，向袁世凯妥协，并将政权移交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多月就夭折了。这就是日本山田纯三郎在回忆时说的，“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用俗话来讲，这叫做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没有钱很难办得成事，更不要说办政治。
南京临时政府未能解决财政困难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得不到外国的支持，在当时，民族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整个晚清经济并不提振的情势下，要想一下子获得大笔的资金，借外债无疑是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南北都在暗自使劲的关口，谁借得到外债，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胜券在握。然而，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时代，借外债往往会遭致民众的反对。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都难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打算向列强借外债，就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海关和盐税被控制在列强手中，临时政府无法控制海关收入，财政来源十分有限。
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洽借外债期间，袁世凯受清廷之命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在积极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而且为了显示袁世凯政府的正统和“大度”，他所借外债把南京临时政府的需求一并包括在内，这当然也可能是用此阻止南京临时政府再向外国借债的手腕。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9日获银110万。5月7日，继获银300万两。6月12日，再获银300万两，6月18日，又获银300万两，加总起来，就超过千万了。“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既然孙中山财政如此之啬，而袁世凯财政如此之丰，双方只在财政上就早已决出胜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