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已经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正当性，即当一个政权不能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时，人们有反抗甚至推翻这个政权，重建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权利，这个权利可称为革命权，是天赋的人权。
对于革命权，我们习惯的理解是一个政权穷奢极欲，不断地压榨民众，以至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民众必须揭竿而起，来反抗暴政对生命以及其他权利的侵犯行为的权利——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那还不如一拼，说不准非但不死还能为王。可辛亥革命并非这样一种范式，并非清政府的暴政到了民不聊生、民众身陷绝境的地步，相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经济需要，通过预备立宪一步步地满足民众对政治改革的需求。
这就正如历史学者吴思所说的，大多数人不是不拼命就活不成所以不得不拼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拼命是有把握活得成的，拼命才有生命危险，不拼命就没有生命危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拼命一战呢？为什么有人要“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答案是，古今中外，驱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气，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意志。
民众要与清政府拼命，就在于民众对立宪要求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在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胜出。可见，当一个政权无视时代发展的潮流要求，无视民众政治变革的呼声，坚持一意孤行，民众也有革命权，以暴力方式来推翻现政府。因为，革命是民众表达反对、反抗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它无须经由现行的法律的恩许，也不会获得恩许。
人们之所以应被赋予革命权，在西方学者洛克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为暴政，为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侵犯人民的利益。人们不能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侵犯、凌辱，人们“不但有摆脱暴政的权利，还享有防止暴政的权利”。这个道理很好理解，拿晚清政府来说，它的专制制度其实就是通过粗暴地打压其他民族，压榨底层民众，来获得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直至搞预备立宪，仍然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着想，弄出一个皇室内阁，没有显示出真正推行立宪的诚意，对这样一种企图永远让民众处于专断权力的奴役之下的政权，“真正的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之”，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之所在。
当专制独裁者对革命极为恐惧和进行恶毒攻击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却用热情欢迎的态度看待革命，他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因为革命可以防止腐化，是政府健康的良药，也可以使人民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如果统治者不偶尔被其国民的反抗精神所警告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可能保持其自由了。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历史证明，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尚未发生大规模暴力革命和流血内乱。专制政府如晚清政府压制民众的政治权利，等于剥夺了民众监督政府、防止暴政的权利，最后，民众只好行使他们摆脱暴政的权利——革命。
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革命。
毫无疑问，暴力革命确实会带来诸多负作用，正像李泽厚等学者已经指出的，最显然的就是流血和内乱。但是，如果为了防止流血和内乱，而维持暴政之下的和平，那样的和平将是什么样的和平呢？当然是在狼的凶狠残暴之下，羔羊不加抵抗地被咬断喉咙的和平。换句话讲，如果近代中国人既不能通过政治的改良获得想要的生活，也不进行暴力革命去争取，那就只能永远忍受清王朝的皇权专制，有苦也不说出来、说不出来，人们永远无法获得想要的自由以及他们想要的生活。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带来了民众想要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生活，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莫不如此，我们很少见到没有付出代价就得来民主的国家，相反，民主的建立往往经历流血和动乱，牺牲了大量的生命财产。假定把专制比如成毒瘤的话，要想除掉毒瘤，治愈身体，哪有不花成本、不下药、不动手术的？不要相信专制独裁者良心发现，将权力拱手让出给民众，天下太少这等好事！纵观人类史，从专制独裁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基本上都伴随着暴力革命的身影。
不过，民主并非一蹴而就，专制根深蒂固，在与革命的较量中有一个拉锯反复的过程，有人统计，英国民主革命，自1640年爆发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48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法国民主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至1875年，前后86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最终确立共和国体。西班牙民主革命自1810年爆发，也经过了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的五次反复较量，时长64年之久，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葡萄牙于1820年爆发民主革命后，专制势力也曾发动三次复辟。荷兰民主革命则持续更久，自1561年革命发动到1609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1648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竟长达88年之久。那么中国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至少在民国前期就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
就是说，对于革命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要用十年或数十年的时间来考量，甚至可能上百年的时间来考量，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之成败。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它并没有让共和民主政治深深地扎根下来，反而让袁世凯差点复辟得逞，是不是连辛亥革命本身也要否定掉？认为革命是没有必要的，对辛亥革命以及领导人积极的作用视而不见？我看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众中再一次播撒下民主共和的思想，任何一个掌权人复辟都会相当容易，而绝不会蔡锷将军振臂一呼，反袁之声百应，连袁世凯这样“非袁莫属”的强势之人想复辟而不得，足以说明民众慢慢认可了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之后不是没有皇帝了吗？至少想做皇帝也得换一个名号，并且口头上要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行。当我们否定辛亥革命之时，似乎也在否定我们自己的反抗权，这是不可取的。
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对革命有偏好，相反，我是厌恶革命的，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是，假定不用革命而是用改良可以达到人们的政治目的，何乐而不为呢？就像你有吸烟的权利，吸烟可以解乏，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吸烟呢？一定要通过吸烟来解乏呢？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政治改良是政治上的自我求善，越改越善，越求越善，它是用和平的、协商的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是社会各个阶层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标而进行的和平合作，是成本最小的社会推动力。晚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就是改良范畴，如果清政府顺应社会心理的吁求，在自身权威还足够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力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未尝不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迎来，因为就当时而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就差清政府的决心了，中国人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总是让人欷歔不已。
革命的边界及畏避革命。
既然社会推进除了革命还有改良这一良法，就要说一说革命的必要性问题，或者说革命的边界问题。革命的边界，一方面是可以革命，一方面是不必革命。可以革命是我前面讲到的，暴政侵犯民众的生命以及其他权利之时，甚至走投无路了，不妨革命。不必革命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得通，也就没有革命用武之地；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不通，革命也未必行得通，一切皆因变革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或不成熟，那么也不必革命，需要酝酿改革的力量，寻找改革的最佳时机。
回顾晚清社会，虽然我反对国情论，主张让国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不能以国民素质低为借口抵制民主。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想要一下子建立完全西化的民主政治还是有难度的，无视这个客观情况，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因此，晚清立宪做不成的事，辛亥革命也未必做得成，而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后来军阀的混战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正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
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不是这个外国佬有多么高明的眼光，当时身处历史浪尖的革命者本身也对革命有过清醒的反思。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当时不少国民党人都对革命有了另一种思考甚至表示绝不轻言革命。这在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之际表现最为明显。袁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分明给孙中山的国民党以反袁绝好的机会，孙中山表示要假借外力反袁。而国民党一些元老，像冯自由、林森等，以及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纷纷联名发出通电，“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绝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认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
他们认为，当此之时，国人未必赞成搞革命反袁，革命家也要顺应国人的要求而动，要不要革命要“卜之政象良恶”，不能为了一己（党）之私利发动革命，置人民认同、生命财产于不顾，而应对革命怀有畏避之心。一批职业革命者如此反思革命，不可谓不深刻，不可不警醒今人。
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革命的边界问题我们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一旦被赋予太多的神圣性，“造反有理”成了主流的话语，排挤掉改良的话语，仿佛改良是保守落后的，革命才是进步的，这会让社会的发展总是依赖于革命而非改良，让社会总是在大起大落中前进，在重创中重建。甚至投机分子把革命由手段变为目的，以革命的名义行权力斗争、专制统治之实，让这种你下去、我上来的殊死搏斗的野蛮政治逻辑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这些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这让中国社会慢慢地培育成喜欢讲革命而不喜欢讲改良的土壤，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暴力革命的逻辑所控制，会让我们永远清洗不掉邪恶的毒素，永远换不来健康的政治文明。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更长远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总以失败收场，而革命总能成为主要推动力，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因此，像李泽厚与刘再复先生在《告别革命》说，“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