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民主政治覆盖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代，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深入，应该可以通过政治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构建来避免革命，使社会的进步依靠社会对话与合作、妥协与宽容，从而让利益分配更趋合理的基础之上，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互利共生，这就需要中国更改暴力革命的逻辑，杜绝排他性的革命话语，这是政治改良得以稳步前行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第一枪缘何在武汉打响。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控扼天堑，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颇为西方列强看中，早早被辟为通商口岸。
然而，同盟会最初似乎并没有视这里为兵家必争之地，他们发动的数次起义都是在南方，每次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同盟会设中部总部机关，机关设在上海而非武汉。因此，武汉实是革命党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毕竟这是一个内陆城市，似乎不应得风气之先，然而，作为楚国之地的武汉，秉承楚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突然鸣响惊人的第一枪，出乎世人之意外。那么，为什么武汉会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什么会一炮而功成？换句话说，中国一段漫长历史为什么在这里终结，又在这里开启一个崭新的纪元？深究起来，并不奇怪。
张之洞种下洋务之豆，得革命之瓜。
谈到辛亥革命首义发于武汉，成于武汉，很自然让人想起张之洞的学生张春霆的总结：“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但张春霆则更看重这样一些原因：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养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都远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诚哉斯言，谈到武汉为何成为首义之城，确实绕不过张之洞这个人，张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又被称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此言不虚。
1889年，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他立即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广大地推行他的洋务新政，在主政湖北16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兴实业、修铁路、办教育、练新军，做一些外人看来完全超出他能力的大事，完成了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他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还创办了造纸厂、制革厂、毡呢厂、官砖厂等，他实行开明的工商业政策，对民营工商业加以奖励扶助，创设商务局、商学会、劝业场，开通电话、电报。尤其是汉阳铁厂，为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是装备先进的军工企业，所生产的“汉阳造”步枪饮誉全国；他主持修筑的京汉铁路，为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干线；在他“游学”鼓励政策下，湖北留日学生人数为全国各省之最。
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古市镇转变为近代大都会，武汉城市综合实力得到迅猛提升，经济总量超广州、越天津，武汉城市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雄踞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称誉汉口为“东方芝加哥”。
张之洞作为满清重臣，他的一切洋务努力皆是为了振兴国家，挽大清王朝于既倒，且兢兢业业，守己奉公，确实做出一番伟业。然而，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所有努力看起来是一种正面的努力，兴实业也罢，办教育也罢，练新军也罢，制枪炮也罢，遣留学也罢，都是为了国家自强，保大清统治万世年不变，但是得到的却是负面的结果，越发加速大清王朝的灭亡。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张之洞的实业自强努力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
我们单拿办教育和倡“游学”来说吧。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一时之间，武汉学堂林立，文教昌盛，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学堂一兴，学生一多，思想一活，游学一归，顿时令武汉成为一个新潮思想活跃的重镇，张之洞“栽培”出来的拔尖人才，却真真实实地变成了“叛徒”，比如说黄兴就是在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而后被张之洞选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成了“造反头头”之一。这不就是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础嘛。
确实，张之洞以上所有的努力，无不是在为革命创造条件，无形之中做了或是培养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所以，武昌城打响的首义枪声，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终结，清朝遗老严厉指责早已入土的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惨剧”。这倒是说了句大实话。
事实上，张之洞所到之处，比如广州、武昌、南京等地，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这三个地方又几乎都成了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其中尤以在武汉干得最为漂亮，结果武汉成了首义之区。这于张之洞来说，真是太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了。
最牛的地方军打响第一枪，勇敢抗击中央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革命的成败需要在战场上见分晓，谁在战场上取胜，谁就能夺得政权，武力才是硬道理，幻想不依靠武力做后盾，动动嘴巴就将革命搞成功，在专制时代是不现实的。
辛亥革命能在武汉打响第一枪，而且革命成功，冲锋陷阵的湖北新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曾发动过多次起义，没有一次成功，要么起义之前事情就败露了，要么起义刚爆发就被扑灭了，要么持续了一段时间无疾而终了。究其原因，就是孙中山用于革命的武力，大多是一些秘密会社、黑社会组织等草台班子，既缺乏专业的军事指挥，又缺乏专业的军事训练，加之军火要么紧缺，要么太烂，真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钱没钱，不要说与大清的中央军交锋，在地方军的反击下，就溃不成军了。
然而，湖北新军绝对不是一支草台班子，他虽然是张之洞训练出来的一支地方军，却是当时南方各省最好的军队，就全国而言，是当时唯一可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媲美的部队。在辛亥革命前，湖北新军有一镇和一混成协（旅），即第8镇和第21混成协（旅），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旅）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算得上是一支劲旅了。
这是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花了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湖北新军不同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北洋军更像一支中央军，供卫京师，饷源靠清政府支持，所以袁世凯有钱编练出北洋六镇。而湖北新军主要靠地方财力维持，饷源有限，张之洞将绿营与勇营等旧式军队加以裁减，多出来的军饷用以编练新军，终于“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
人数虽然少一点，湖北新军同样是一支用西法编练的新式军队，采用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当时，有些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洋操队的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它的士兵的体格训练“远较法国军队为优”，它的工程兵“与美国陆军工程兵的训练相似”，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不过，湖北新军在全国会操中获得过大奖这是不能否认的。尤其是湖北新军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更是不争的事实。
湖北在招募新兵时，起初规定“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始准收录”，后来因为这个标准执行起来确实有困难，才降格以求。即便这样，湖北新军的整体素质仍是当时比较高的，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给我们提供佐证。陈孝劳在回忆湖北新军招收新兵的情况时说：“自1903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8镇和陆军第21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轻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
其实，随着清政府废止科举，截断了年轻人的仕途之路，只好另谋出路，途径无非有三，一是进入新式学堂，二是留洋，三是加入新军，前二者并非人人可实现，因此，稍有知识，而家境贫困者，多数加入新军，科举的废止造成一股“秀才当兵”的热潮。应该说，在科举时代，考功名是读书人最大的人生理想，那也是读书人的正道，而投笔从戎是末等的选择，甚至这些人本来就瞧不起当兵这一行当，他们虽然跻身行伍，内心里对清政府是怀有不满情绪的。也正因为新军由这些稍有文化的人组成，较以前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
当革命党人在这些失意的“秀才兵”里进行革命宣传，很快就将这些“国家长城”给动摇了。拿湖北新军为例，当时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以社会之名，积极在新军中发展对象，在武昌首义前，文学社发展的人数已达3000多人，共进会发展了2000多人，这已经是一组十分可观的人数，而受革命影响的新军士兵自不在话下。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
而新军里的将领，又主要是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很多都是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的，他们见过世面，思想活跃，尤其是留洋学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见到国外如此强盛，而中国如此积弱积贫，备受刺激，立志革命，就由清政府送出去打算培养成栋梁之才，变成想要推翻清政府去建设新中国的反革命人才。在湖北新军和其他各省的新军里，都不乏这样一些有志革命的军官。
再有一点，湖北新军不同于北洋军，北洋军经过袁世凯的权术治军之后，只知有宫保，不知有朝廷，严重“私有化”，一个严重私有化的军队，只能听从长官的，而不会听从别人的，自然地，北洋军只听袁世凯，不会听从革命党的宣传，这是一个密封式的水桶，革命党很难渗透进去。而湖北新军并非如此，训练新军，只是张之洞洋务新政的一个方面，并不像袁世凯将训练新军当成“主业”，张之洞对军队的控制十分有限，尤其是他调到中央后，基本上失去了对湖北新军的控制。这样一支“私有化”程度极低的军队，其堡垒很容易被内部所攻破。所以湖北新军容易同情和支持革命也在情理之中了。
湖北新军这样一支在当时足可以抗衡中央军的地方部队，不少已经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岂是草台班子可以比拟？因之在北洋军没有大军压境之前，武昌起义的部队能够打几场胜仗自在情理之中，而就是这几场看似不起眼的胜仗，既显示了起义部队的实力，也给了全国人民以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一提辛亥革命中被抓出来当都督的黎元洪。别看黎元洪很旧派，其实不然，黎元洪是新式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又曾三次考察日本，是一个新式军人，完全具备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的思想基础。他得到张之洞的欣赏，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21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握有军权。及革命来临，反正为一个革命功臣，并不十分意外。而且正是他的反正，很快让湖北新军军心稳定，有秩序投入战斗，因为黎元洪素爱士兵，很得官兵爱戴，这是湖北新军首义之后，革命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