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党为共和革命出钱出力卖命，多少人舍家纾难，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得到一句“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的盖棺论定，并要打入“另册”。呜呼，虽然我对秘密会党没有半丝的好感，但无视历史，将别人的历史贡献一笔勾销，“用完就扔”，这也算是一种历史洁癖吧。或者仍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搞法，成王者不希望王者历史有见不得人的污秽，玷污了自己的光辉形象，权力在握之时就要尽量漂白自己从前的污点，扮出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样子。这一招，中国的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做的呢？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不愿意正视的历史，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而能不能够正视之，又是判断其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
应怀畏避革命之心。
对革命的理解关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对于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暴力反清行为，与以往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暴力反政府行为相同的是，叫做起义——武昌起义，但又与历朝历代更换时暴力反政府行为不相同的是，它叫革命——辛亥革命。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同与不同，或许正说明了新与旧的断裂，以及新与旧的交融。或许，最初在孙中山的意识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领导的反政府行为与陈胜、吴广有多大的区别。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革命而不是造反、叛乱，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在神户一登岸，就读到当地报纸上写着“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达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党称为“革命党”，把自己的反清活动称为“革命活动”。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晚清时，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被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中国人不但把卢梭装扮成缔造法国大革命的英雄，还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不断地扩大，上升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把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各种斗争或冲突纳入世界革命潮流，将革命作为社会进化的公理，强调革命的进步意义，树立革命的正义性。这就是邹容在《革命军》所说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如此一来，这种革命话语既具有最大的排他性，又具有最大的涵盖性。最后，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革命”气氛之中。（颜德如《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
既然革命被赋予了正当性，起义、造反就不该再被视为不好的行为，起义、造反者的身份也不再是“叛党”、“逆贼”所概括，而是用革命党来称呼，有了合法甚至光荣的含义。也就是说，革命党的反政府行为本身也被赋予了新意义。既然所有的起义、造反行为都被称为革命，那么，又很难理解，为什么具体的暴力反清行为，比如武昌暴动，为什么叫武昌起义而不叫武昌革命？或许，每一次起义都是起义，但总合所有起义，就不是起义，而是革命了。那么，是不是说起义与革命有大不同？
这就很像日本人冈本监辅在《万国史记》里对法国巴黎革命的描绘，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把暴动者称为“叛党”、“暴徒”，并不使用“革命党”一词，对每一次暴动本身也不使用“革命”一词，但是，从总体上又对这场暴动给予积极的肯定，确认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因此将TheFrenchRevolution译为“法国革命”。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评判心态，是一种具体而贬、总体而褒的定义。
对于“革命”一词，中外都有相当久远的认识，在中国，“革命”一词，语出儒家经典《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是顺乎天意、合乎人心的正义事业。这主要是从道义角度来说。在国外，亚里士多德认为：革命就是政体的变革。即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内讧并诉之武力，演化为革命，革命使现行政体变革。他在《政治学》中说：较低的人们为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取得优势（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这主要是从政治的性质而言。
很少有造反者会称自己的起义造反行为逆天意、违人心，否则何以号令天下民众为其卖命呢？必须要在道德上获得资源，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至于起义造反会否改变政体就不好说了。这里的政体当然是政治、政权的性质问题，按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划分标准，即看政体是照顾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只照顾一个人、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前者为正宗政体，后者为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分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政体三种。
从诸侯争霸到秦始皇一统中国，是政体的一次大变革，秦始皇六合诸侯，建立君主集权和郡县制，应该是一次革命。从晚清至民国，是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也是一次政体的大变革，因此孙中山的多次起义、造反，被称为革命可理解，但从秦始皇到晚清这两千多年，历次改朝换代的暴力反政府行为都只能划为起义、造反之列，而不算革命之列，因为政治、政权的性质一直没有变更。
确实，有论者认为，在人们的概念里，革命寓意着“新”，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检验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而主要不是看它的手段、势态之激烈。正如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革命可以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教育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总之是事物发展或社会前进的一种创新性进展。以此为据，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起义，旨在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政治循环体例，以执政权民授代替了（君权）神授，这是前无古人的新开创，称其为革命是有道理的。
政治暴力往往会伴随着流血牺牲、社会动乱，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很少有不流血漂橹，杀人如麻的。江山都是“私人财产”，不论是夺取江山的人，还是为了保住江山的人，起义与镇压之间进行一次次殊死搏斗，基本上不存在桌面上温文尔雅的谈判。谁的拳头硬，谁就做老大，谁做了老大谁就成王，败者自然为寇，这是两千多年来政权更迭的基本逻辑。
在这一逻辑的不断重演的过程中，人们如看戏一般看到城头变幻大王旗，可是在城脚下，却是兴亡皆苦的老百姓，为一次次的政治暴力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由得生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慨。政治暴力造成的所有后果都由全社会买单，而最终的成果只被少数人所享受，所以，一些人在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些人则往事不堪回首。
革命虽然被视为正义凛然，但在具体的暴力活动中，同样遵循着拳头决定成败的逻辑，充斥着暴力搏杀与军事斗争，同样会让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同样会让人恐怕与害怕。这倒还在其次的，其社会心理的影响恐怕更甚，正像李泽厚所说的，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人们的绝对集权和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这就难怪，像李泽厚、刘再复等学人不能不对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发出深深的疑问，以至于要“告别革命”。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对辛亥革命的基本评价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将是一本糊涂账。这里面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假如”在史学中派上了用场，辛亥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如何给辛亥革命下历史定论？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是否该获得那么高的褒奖？辛亥革命是否断送了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改良获得新生的可能性？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就看到一些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全”，这些人既包括当时的革命参与者也有后来的学者。比如参加过辛亥革命、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在1961年的时候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反对把辛亥革命当牛皮来吹。又比如学者袁伟时认为：与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确实创新的东西不多，只是换了个招牌，由于革命把原有的军事政治统一的体制打破，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式的统一，导致社会混乱和军阀混战。
民国元年版《敬祝中华民国创造》纪念明信片。
是的，不能不正视的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和两千年帝制，但正像某些学者所说，辛亥革命只是终结了“家天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最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将中国带入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由不让人叹息“民国不如大清”，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
这样说显然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起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那就是打倒了皇帝，原来我们也可以照样生活，搞国会搞民主，让人明白，其实对于国家，每个国民都是有发言权的。这就颠覆了过去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不过，当“告别革命”这个问题没有厘清，仍然会影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辛亥革命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灾难，这是需要辨析的。
首先，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设想辛亥革命是否必要，却是必然。这个必然我在《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一文里有清楚的论述，那就是，历史发展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人的自信心掉到了谷底，为了拯救中国人的自信心，急需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且民众的心情十分急迫。在内外的力量推动下，清政府决定立宪，可是嘴上一直说“立宪”，行动一直“预备”，人们求和平改良而不可得，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道路。因为，历史并非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它是照自己的逻辑去发展后呈现给我们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