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在革命期间，比喻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蜜月，那么，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两派就离婚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党离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汤化龙和张謇与革命党的分手看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两派的鸿沟也可见一斑。
两派的分手主要是对权力的分配各怀不满。具体拿汤化龙来讲，在革命党看来，汤化龙贡献没有他们大，却高居大位，这显然令一部分革命党人不高兴，在局势稍为稳定，改组军政府之后，立宪派纷纷被革命党人换下来，分明是将立宪派边缘化，赶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更何况，两派本来主张不一，稍有矛盾就会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讲话，加剧矛盾。比如汤化龙主持民政，就有革命党人不满，“政事部人选，革命党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兼容。疑继以毁，化龙因感不安”。一旦拿立场、主义说话，彼此的怀疑与矛盾就难免。这个时候，在革命队伍中受排挤的立宪派自然会有意见，当矛盾表面化公开化时，不离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汤化龙与革命党的合作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罢了。
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发生矛盾后，离开武昌去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后来虽然因为与黄兴关系不错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秘书长，但仍因武昌那边的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无法见容于南京政府，这时他只有投奔袁世凯了。
与汤化龙不同的是，张謇本来就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在与革命党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见不同的摩擦，觉得革命党不能容纳立宪派，处处排挤他们，在南京临时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见，张謇干脆拔脚走人，寄望于袁世凯，与革命党的结合不过三个月。
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两派联手，轻而易举推翻满清统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宪派在乎政体不在乎国体，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在承认皇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扩大民众（绅士）的政治参与机会，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政治转型。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伸张民权。
立宪派本来是不认同革命党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认同立宪派保持君主的办法，是因为一致对清政府的不满才走到一起，当他们的共同不满的对象消失之后，彼此的分歧却并没有消失，并在争夺新政权的领导权上发生了矛盾，立宪派对革命党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袁世凯与革命党矛盾激化后，对于那些在革命党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宪派来说，无疑面临着一次重新站队的问题。立宪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这一边，两派重修旧怨，他们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又开始暴露无遗。
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作出选择，对立宪派来说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与袁世凯本来就是同一阵营，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本来就是在庙堂的立宪派首领，而立宪派与革命党本来就有前嫌，立宪派对袁世凯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对革命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当袁世凯与革命党成为对立的双方时，立宪派的立场已不言自明。
从深层去讲，立宪派是旧制度与新形势结合的产物，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他们对旧政权有感情，也有怨气，他们在革命前要求立宪，他们在革命中服从了革命，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之前照顾旧政权，采取折中的虚君权充民权的改革，他们在革命之后找袁世凯作为他们政治理想的继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面。当然，进步固然好，保守未必一定是坏事，立宪派的折中政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或许更为合适，但是他们的折中之梦，满清也不能让他们做，这就非常的无奈了。
由于他们这样一种矛盾的结合，使他们注定不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者，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得胜利；他们倒向革命党，革命就赢得胜利，他们倒向袁世凯，袁世凯就春风得意。事实上，他们倒向了袁世凯，袁世凯又一步步地抛弃革命党那一套。
袁世凯当权后，立宪派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放下与袁世凯的恩怨，把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立宪派对袁世凯的巴结之意、和衷共济之心显露无遗。
等到袁世凯与国民党彻底闹僵了，国民党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宪派再也不跟国民党闹革命了，他们一下子恢复了最初那种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表示支持袁世凯对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且不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此时的国民党也斗不过袁世凯，更不要说还遭致立宪派的抵制和憎恶，二次革命的失败已成定数。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的头头脑脑流落海外，辛亥革命失败在所难免。
我们无法为古人指点迷津。
晚清社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向何处去？当然是向现代化而去，在政治上，就要废专制、建民主，这是一个目标的一体两面。对于这个根本去向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在方法策略上却又有很大区别。立宪派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请愿和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对社会放权；革命派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暴力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权归民众。这就决定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温和保守，后者激进前卫；前者受益于旧体制，又不满于旧体制，后者大体脱离旧体制，而向往新体制；前者与传统剪不断理还乱，后者与传统决绝反叛。
有趣的是，当两者单独行事的时候，都困难重重，立宪派的立宪主张行而未果，革命派一再起义也没有成功，说明单靠自身力量还不足以改变现实政治。在大的目标相对一致的情况下，立宪派对手段方法的妥协，终于促成了两派的合作，结果很快就实现了目标的一体一面——推翻专制，建立民主。
另外，当时的中国处在重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的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完全可以抛开政治派别的成见走到一起。
但在如何建立民主这个问题上，两派显然又有很大的分歧，这就是革命成功之后，两派迅速分手的原因。这与立宪派的保守以及革命派过于激进是有关的，两者终于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革命成功后，革命派本能地排斥立宪派，分道扬镳在所难免。但是并不能因此将革命派和立宪派视为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
无论如何，两派都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我们绝不可过分抬高革命派而贬低立宪派，认为他们跟专制是同穿一条裤子的，那是对历史的不公。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所以尤其需要重视立宪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不能把他们说成投机革命这么简单。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假定社会是一个物体，而推动这个物体前进的同时有几个力，且各个力的大小不同，方向不同，这个物体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前走还是向后走，或者是原地不动，就说不清楚了。假如所有的力都朝向一个方向，这个物体就在众力的作用下飞速前进。
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一个社会有多种社会力量，很难将所有的力量都调和到“劲往一处使”的绝对状态，各种社会力量的立场、价值、诉求不同，有些是矛盾对立的，很难指向同一方向。但是，社会总有其发展的相对理想状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发展之道，也即符合世界潮流和最基本的价值标准的生活样式。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这就要调和各种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同共稳健地来推动，以减少彼此之间力量的内耗，需要一些大的社会力量彼此学会妥协和宽容。
这样说的意思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应该以更大的胸怀来包容立宪派，或者说，立宪派以更大的胸怀来融入正义事业，双方既然能妥协合作推翻专制，双方彼此妥协合作，也应该可以创造新的民主，只是，这已是我的事后诸葛，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道，就像历史学者朱宗震先生所说：“永远不要为古人指点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史学界多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说法就比较多了，有说种族革命的，有说政治革命的，有说全民革命的，有说共和革命的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的观点和大陆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观点。
张玉法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它用“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在此简述如下（《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
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二、法国社会学家贝吉瑞认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三、历史学家玛丽赖特认为，中国在20世纪之初，经济的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本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四、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一些史学家关于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定位，也说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六、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杨天石先生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共和革命，理由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