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时这一阶级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二、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三、这是我们习惯于简单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的结果。四、那些学堂学生、留学生组成的共和知识分子不能被看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五、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想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
说实话，我很赞同两位学者的一些观点看法：
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很微弱，不足以成为革命的主力。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在近40年的时间，才发展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这几百家企业有多少资产阶级呢？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来说，不足挂齿。
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的农业社会，绝对的农业大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亦即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有数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占到6679%，“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
此外，农业耕作十分落后，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一大片的地产，然后雇用农业劳动力来耕种，形成所谓的资本式商业耕作和“农业资本家”。农业的投资回报也很低，在扣除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费用后，所剩无几，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10%~20%的一半。这样的低回报率不足以引起资本的兴趣，进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
再有，当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低，以及农村信用机构不足，也限制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从而把人口赶出去从事工商业。低效的农业耗费大量的劳动力，而产出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耗掉。这样，无从为工业提供足够充分的工业原料。“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
这些来自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表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大国，不可能产生大量的资产阶级，这已经从生产关系上被严格限制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再退回去一步，晚清立宪运动应该更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是求稳怕乱的。之所以有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立宪派参加进革命中来，乃是因为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离心离德行为，令立宪派失望了，转而同情和支持革命。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立宪派的身份来反观晚清之际，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状况，尤其是看他们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几何。很可惜，影响非常之小。据张朋园先生《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一书介绍，当时咨议局议员出身有五大特色：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二是议员中不乏受过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三是其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四是多出身富有之家；五是大多数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从张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出，其中绅士阶级占了8913%，比例非常高。对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的统计发现，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上层绅士占的比例高达571%。
此所谓的“出身富有之家”就是资产阶级吗？不然，据统计资料显示，以5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得1人，贵州得1人。这里所说的富有之家，多数是有功名的绅士，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结为一体，有功名大多有财富。我们说他们是有产阶级，却不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
士绅主导议会，成为当权派是历史之必然。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了，但士绅阶级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据统计，当时全国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士绅一旦不能进入职官序列，必然谋求别的出路，当议会这样的议政形式出现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绅当仁不让地参与进来，而且他们眼界开阔，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又有经济能力又有参政能力。加之士绅原先已有组织，更易于操纵选举，进入议会。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的主力是士绅阶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并没有占有较多席位，不足以影响政治走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那么，立宪失败，革命紧接着兴起，如此短时之内，莫非资产阶级如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就领导和主导起革命来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是不是攻占了国会呢？没有。根据统计，民初参、众两院841个议员（被称为“八百罗汉”），多是一些半旧半新的转型政客，基本上被前清议员、官吏、教育界三类人员所盘踞。其中，3727%的人是前清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出身，这些如前所说，绝大部分是士绅阶层。有政府经验的官吏占3025%，居第二位。教育界占第三位，有人说这是政府里能容纳的官员数量有限，不能立即获得官职的，只好暂时栖身教育界的缘故。革命出身的在议会中占的席位有56人（1129%）。虽然革命胜利了，也看不到资产阶级雄踞国会，主导政治的局面。单从此一点而言，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太过牵强。
二、辛亥革命确实是一群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更具体一点讲，是一群“海归”领导的。由于清政府废止科举，终止了读书人的功名之路，一部分读书人被赶进新式学堂，或是走向留学之路，接受先进的政治思想，从原来对旧体制的依附关系变为与旧体制的对立关系，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的重要力量。而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政治革命的主要内容，两者综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革命，且两者可以互为因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为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把这场革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量，即中国面临着社会转型、融入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而言，辛亥革命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政治上的现代化革命，目的是救亡图存，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当我们把辛亥革命界定在这样一种位置上，才会发现，既符合大的历史轨迹，也符合小的历史细节。就大的历史轨迹而言，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面临着西方列强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侵略，不断丧失独立和主权，面临着一个不断学习西方，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任务。可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并将中国逼到了难以自强、自立、自存，甚至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人在这场转型过程中，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并经历着由器物到经济，由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文化等全方位的救亡实验。因此，不管出不出现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来领导，都必须进行实验，都会有一个群体站出来领导。
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一部分，是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实际上，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包括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故而存在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党两大派系，他们目标虽有出入，一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一个是要建立共和政体，但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戊戌变法失败、清末立宪未竟而辛亥革命兴，只能说，满清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阻力，失望的民众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辛亥革命明明就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环节——政治转型，却硬是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莫非说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吻合这一转型？是不是辛亥革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才具有先进性？革命成功后是否真的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辛亥革命被传统地认定为失败了，那么，是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还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话，才配得上社会转型？遍阅诸史，发现没有人给出回答。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一群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了革命，并得到了立宪派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政权的更迭，并实验了一次民主共和。
三、革命党的革命目标，与其说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如说是不利于资产阶级。试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与资产阶级何干？后者中的“创立民国”或可有益于资产阶级，但“平均地权”简直是要资产阶级的命。
按孙中山的想法，革命之后，杜绝土地私有，节制资本，必使地主绝迹，必废私有营利之弊。是的，这样一来，地主虽然绝迹了，私有营利也被废除，估计资本家也绝迹了。所以，更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梁启超认为这一政策相当不妥，他说，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分配不像西方那样贫富悬殊，相对平均，在这个时候，“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只有引进外资和机器，薄租薄庸，才能让社会财富休养生息，日渐富裕。
按照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将土地收归国有，简直就是自成资本家了，而将租税的国民当成了劳动者，国家扮演好老板的角色，将利润都用于做国民的福利。这理想好是好，但哪里是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由竞争？这哪还有自由市场之存在？再说，单靠土地税如何支撑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运转？孙中山的想法也太单纯幼稚了。国家税收必须靠丰富的税源，而发展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开发税源，企业发展了，才会对土地有更大需求，推动地价上涨，扩大地税收入。企业发展了，才有资本家，才有资产阶级的壮大。革命党的搞法简直就是把资本家往死里搞，我们的一些学者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很难解释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