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只能在地下活动的革命力量相比，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肯定要强大和稳固得多。要是革命受到这一支力量的反对，基本上很难有所作为。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的历次起义都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当清廷有立宪之心和预备立宪之时，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领袖，甚至把立宪作为消弥革命的重要手段。
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个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立宪派对革命的反对更不待言。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张謇更是因为此事称革命党是“盗贼”，希望政府加紧立宪，以立宪来防止暴力革命发生。
立宪派对革命派的反对，更集中地表现在两派的论战之上，尤其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重点在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革命难免流血破坏，破坏后建设不易，因此，主张和平改革实现政体转变。革命党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必须用暴力彻底推倒重来，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新的政体。
双方的争论无所谓输赢，但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促进了中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至少，人们知道，除了寄望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可以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实现政治的转型，达成自强的目的，关键是看选择哪一种方式。
立宪派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派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不是因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感，造成离心和背叛，革命何时成功真的还不好说，至少不会发生在1911年的10月。
之所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能成功，就是因为立宪派从与革命派的对立走向了与革命派的同情与合作。这不能不说与立宪派三次请愿失败和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有关。
虽然清政府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给人缺乏诚意的印象，但是，从颁行仿行宪政诏，以及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普设巡警，成立立宪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尤其是颁布宪法大纲，确定召开国会期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给国家带来一番新兴景象。倘使清政府坚持改革的方向，立宪派能够沉得住气，没有那么急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清政府在收回铁路国有这一事上有所退让，双方都学会妥协，以立宪派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主导立宪走势，假以时日，中国未尝不可以迈上宪政之国，而不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
梁启超甚至制定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与革命党（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可见两派之势不两立。在如此水火不容的情形下，立宪派即便不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给革命派使些绊子，革命派也受不了，会在这种争斗中透支力量，更不要指望推翻清政府。
立宪派与革命党“亲密合作”。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党搞革命的，认为革命会破坏立宪远动，即便在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因为他们而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长期混乱之中。但是，当立宪派的努力在清廷那里碰壁之后，失意的他们走向了极端，由支持清政府而变为敌视清政府，由反对革命党而同情革命党。
尤其是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三次请愿失败（立宪派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其中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可以消除革命），便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和耐心，极端失意的立宪派喊出“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推向了同情革命，与革命合作的道路。
第一、第二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气愤不已，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历数政府之无德无能无信无行，称清政府为“恶政府”，这个政府竟然对于国民的吁请循而不改，对这个恶政府，他认为要“并力以图推翻”，“诚能并力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梁启超在跟革命党论战的时候，是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破坏不易建设，而此时他竟主张“并力推翻”，这跟暴力革命何异？可见他对清政府失望至极，并很快自觉不自觉地站到革命党的立场上去了。
当时的《时报》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而梁启超更是大胆预测，“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真是一言而命中，变成了事实。
其实，早在激烈的党争之中，就已经让海内外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大骂“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有些立宪人士甚至“公决密谋革命”，或“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离心之象已经表露无遗。为此，袁世凯、端方、程德全等纷纷上奏，希望清政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这一方面显示了立宪派的人心已开始转向；另一方面，显示了革命压力已十分严峻。
就在立宪派人心渐失的当口，发生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由此公开化，立宪派更加倾向于与革命党合作。
四川保路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人把修铁路当成兴国的策略之一，而长期以来，中国的铁路主要控制在外国列强手中。对外国列强的仇恨也表现为排除外国的干涉，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争气行为。修铁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间修筑，一种是国家修筑。由于四川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提出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得到光绪皇帝赞同，并成为国策，民间商办铁路才大兴土木地搞起来，但是铁路商办以来，成绩并不理想，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内斗频频，人才缺失，又由于监管不力，集资款经常被贪污挪用，乱象丛生，有的铁路款根本就集不到。所以，虽然全国已有十多家商办铁路公司，修了三年，才修了不到100里的铁路，在当时的情况下，商办弊端可见一斑。
鉴于这种情况，张之洞不得不反思民间商办的可行性，转而主张国有官办，而且这是有先例的。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道路，在失败之后，最终收归国有借款修建。并且，当时也还有一个正面例子，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借外债建设，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
现在看来，铁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交通设施，牵扯不同省份，投入甚巨，政府出面修筑并无不可，但需要保证其公益性最大化。另外，当时签订的四国借款协议也还算比较公平，甚至可以说还算优惠。但是，却被四川上上下下的民众指为卖国条约，主要原因是这一行为侵害了立宪派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立宪派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并且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利用民众对列强（借款）的反感，挑动民族情绪，反政府情绪，结果，保路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保路运动终于让立宪派张謇与清廷公开绝裂，而此时，革命党在武昌偶然发动的起义，既借了保路运动的时机，也得到了立宪派的同情和支持。当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请立宪派湖北咨议局汤化龙等人加入革命阵营中来，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的亲密合作，其他省份纷纷效尤，得到立宪派支持，比如，浙江汤寿潜在革命党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就任湖南都督，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在张謇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等。这样，革命如星火燎原，燃遍中国大地，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
本来，面对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权威和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铁路国有。等到几年之后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虽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却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
有趣的是，一年后，袁世凯做总统，派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修建，此时再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骂袁世凯和孙中山为卖国贼，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得令人感叹，总是此一时彼一时，选择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容易成功，总是一条难变的规律。
总的来说，在革命期间，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得相当好。我们可以从立宪派领导人，如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与革命党人的合作窥出一斑。
武昌起义第二天，明知道自己无力掌控时局的革命党人很聪明地邀请湖北咨议局的立宪派共商大事，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首领，他很快就接受了，并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革命党负责军政，立宪派主持民政，而这一模式成了其他省份的榜样。汤氏出任民政总长，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
立宪派对革命推动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比如，汤化龙做了民政总长之后，通电各省，呼吁响应革命；为军政府草拟组织规程，稳定时局；与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交涉，获得列强的支持，这些都是革命党人不可能轻易完成的任务。即便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高层，也不可能跟全国的立宪派和地方民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起广泛的力量参与，革命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会党，这些力量总显得力难从心。
张謇刚开始时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成大势，他又自觉地站到革命一边。由于他与袁世凯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促使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调和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张謇被孙中山邀请入阁南京临时政府后，新生的政权财政捉襟见肘，是张謇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盐商借到了大笔钱，用自己的纱厂作保向国外银行借款，解政府燃眉之急。
汤化龙和张謇的事例足以说明，单是革命党自身的力量起义，不要说很快被清政府扑灭，单是立宪派感觉不高兴，设一些障碍，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基于此，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了立宪派，是两派合作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这正像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次年10月在一次报界欢迎会上所说：“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