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政客们有多么易于忽视自己的决策给经济造成的后果，这样的后果的代价却是市场无以回避的铁一般的现实，因为它真真实实地反映在房价上，即便决策者个人对于价格的现实版演绎也委屈和茫然无绪。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摄影家希望购买一个长焦镜头，他想在同等质量和同等放大率的两个镜头中做出选择，他倾向于安装更容易的那一个。尽管摄影家很可能并不了解一个尺寸上略微宽敞更便于安装的镜头，或是一只更昂贵的玻璃原材料制作的更为复杂的镜头究竟各自附带着怎样的光学问题，两种镜头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却无疑承载了所有决策所需的信息。最终的决策将取决于摄影家自己的判断，在既定摄影题材的前提下，简便的安装究竟是否值得几百美元的额外付出。
事实对于政坛的强制力远远不及市场。尽管摄影家对光学知识一无所知，但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安装更为便捷的镜头价格是缺失这一特性的等质镜头价格的两倍。政坛则完全不同，在这里，绝大多数选民相信的，或是能够被引导而相信的，便是当选官员就是终极的上帝。
经济遭受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位苏联经济学家看出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大事实，而许多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家对此却浑然不觉：“所有的事物都与价格关联，因此，哪怕最微小的价格变动都将沿着连接好的链条传递给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然而，对于政坛而言，“好事”将得到大力鼓吹，或是干脆依据美好的预期利益而去立法，却全然不去全方位地考量这种片面做法一旦在经济体系中从各个方向扩散后，会造成的其他后果。
举个例子，设定利率天花板，或许让贷款人受益，而同时却激励借款人仅向有足够还款预期的人群发放贷款，这样，借款人才能够在强制的利率水平下获得信贷收益。贷款申请人并不绝对的“合格”或“不合格”。以5%的利率向某人发放贷款或许风险过高不可行，但值得以10%的利率水平发放同一笔贷款，额外的利率将得以覆盖高风险的贷款违约。如果政府设定的利率天花板过低，那么，借款人将只值得向百万富翁们发放贷款，如果利率天花板进一步降低，那么，能够获取贷款的将只有亿万富豪。不论政策性的利率天花板多么吸引人，它最可能的结果却是低收入人群获得贷款的机会更少。如果说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群体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占比失调的话，那么，利率天花板实际上确保了他们在贷款被拒绝清单上占比的同样失调，其中当然包括抵押贷款。然而，对于政客来说，抵押贷款申请批准率的差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市场上还需他们“着手解决”的孤立的“问题”，而政客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前的政策性“解决法案”是如何促成当前的局面，当然，也就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最新“解决方案”将在经济中掀起怎样的波澜。
那些喜好道德情景剧的人都十分热衷于将价格差异、利率差异以及其他种种差异归咎于某人的“贪婪”“种族歧视”或是其他的道德过失。人类的诸多弱点和不足则确保永远不乏此类人选。但是，坏榜样并不能够解释一切。此外，一旦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被引入法律或政策，用以针对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不同情况，那么，它们引发的问题便将不仅局限于智力的范畴。
市场与政治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于，市场通常不留余地，要么纠正错误观念，要么损失巨额金钱，甚至导致直接的破产。在如此这般的选择压力之下，市场只能快速响应房地产危机，急速减少仅付利息式贷款、无首付式贷款，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创新性”金融工具。但是，华盛顿却没有放弃其宠物理念的丝毫迹象。相反，在房地产的毁灭中扮演过主要角色的政客们，又开始跃跃欲试地将自己的干预之手伸向汽车产业、银行业以及经济的其他部分。
在市场上生存，通常需要及时承认错误，并改变轨迹，而在政坛上生存，则需要否认错误，坚持现有政策，将恶果转嫁给他人。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见识过政府对错误决策的无动于衷了。改善居住条件有助于改善社会行为的理论存在了近百年——而且还在延续，尽管广泛而强大的证据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贫民窟的居民搬到新住宅区后，遍及全国的崭新的公共住宅项目便逐渐沦为犯罪、暴力以及破坏力的泥沼，新的贫民窟由此再度诞生。
尽管铁证如山，第8条款的住房代金券仍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同样的理念，它将有行为缺陷的人群送进麻烦不断的社区，而这里原来的居民，则宁可负担几年的经济损失，也要搬离这里，以避开这些行为有缺陷的邻居。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拥护政府政策的旁观者们，却完全不用为坚持这个缺乏实证主义信誉的论断付出代价。或许，直接增加第8条款代金券的价值，使之足以支付到好莱坞、科德角（Cape Cod），或其他富人社区的居住成本，这里的富人中恰好许多都洋洋自得地坚信此番社会工程会带来美好生活，如此一来，第一手的实践或许才有可能真正攻克流行的理念。
更通常的情形是，政策上的所谓“解决方案”常常仅仅是一味医治前期政策性“解决方案”所引发问题的狗皮膏药，而前期的“解决方案”则同样也是医治更早期的某个政策性“解决方案”的“灵丹妙药”。许多人似乎永远无法理解的，则是政策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越政策自身设定的特定目标。
举个例子，2000年，希拉里·克林顿号召将第8条款中代金券的数额翻三倍，同时，建造更多的公共住宅。2007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参议员克林顿提出议案，“保护房屋自有的美国梦想”“限制不公平的信贷实践，规范中介及借款人的责任，给予购房家庭更多的支持以避免其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加快供应经济适用房”。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导致房地产危机的源头如出一辙，只不过多加了些调料，对受害者和恶棍进行了确定的描述。摘出房屋自有或其他的目标作为一项运动的目标，以彰显其“好”的一面，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什么事情绝对的“好”。我们必须依赖食物而生存，一旦超过某个限度，摄入食物便不再是件“好事”，因为这让我们体重过大，会缩短我们的寿命。房屋自有当然也有好处，但与之相伴的是成本与风险，不论这样的成本与风险在导致房地产繁荣与衰落的“经济适用房”政治运动中，如何遭到政客及社会活动家的忽视、轻视或无视。此外，这场运动也没有让房屋变得更经济和可以承受。2006年，房屋自有者为住房支付超过收入半数的比例远远超过未能自有房屋的租房者。
对房屋自有率的轻率的政治诉求和追求所造成的灾难，至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面对房地产市场这般固执而轻率的冒险所引发的危机。即便是乐观主义者，也会希望我们对于偏执、轻率的冒险所携带的危机加以警觉。
系列“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有幸目睹，地方政治决策是如何导致房价暴涨，继而出现全国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期抑制房价，也目睹了“解决方案”如何引发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攀升而再次引发新一轮政治“解决方案”。从政治层面上来说，简洁地消除错误既艰难又罕见，因为这将意味着承认错误，不论是坦然承认还是默然承认，而这又将摧毁当事人的整个政治生涯。
事实上，政治性“解决方案”似乎已然构成系列的趋势，每一个最新的“解决方案”似乎都旨在处理上一任“解决方案”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最新“解决方案”的理念基石通常仍然是之前“解决方案”的继承和延续。指责政客们从来不学习的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客们没有理由学习，要知道，他们无须为错误付出任何的代价，相反，他们只需抓住一只替罪羊加以谴责并继续坚持让自己在政治上受益的政策即可，而不论这些政策对于国家来说多么有害。
这样的背景，完美地解释了联邦住房委员会为何不仅大力扩展对低首付抵押贷款的担保，而且极大地提高其担保的抵押贷款的上限额度。成立联邦住房委员会的本意在于帮助低收入购房者获得在自由市场上无法得到的融资信用，因此，联邦住房委员会担保的抵押贷款额度原本并不太高，但这一额度一度调高至独立家庭住宅，超过700000美元，多层住宅超过900000美元。这一做法的后果之一便是，联邦住房委员会一下子担保了更多位于高房价地区的房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而不是减少了有风险的贷款。2007年，联邦住房委员会在加利福尼亚州担保的房屋不到5000户，而在2009年，截至11月底之前，联邦住房委员会在加利福尼亚州担保的住宅已超过100000户。对此，《纽约时报》以“联邦住房委员会向富裕地区放宽了贷款”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一月份的时候，为了从波士顿搬到这里（旧金山），迈克·罗兰（Mike Rowland）是如此捉襟见肘，不得不洗劫光自己的退休金储蓄。
一周前，他和几个弟兄以近百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幢两个单元的公寓建筑。他们现金有限，但是，在联邦政府担保该项交易的情况下，首付款数目并不巨大。
“一切太疯狂了，我们竟然能够获得这笔巨额的贷款，”27岁的罗兰先生谈到，“如果政府官员亲临现场，我们一定和他击掌欢庆。”
为支撑起这个破碎的房地产市场，政府极大地扩展了对房地产市场的传统支持内容，其中包括为中产阶级，甚至为上流阶层提供担保，以避免违约。
由于联邦住房委员会要求的首付款少于4个百分点，因此，三个好朋友便能够以区区33000美元的首付款购买下这幢价值近百万美元的拥有两个单元的公寓建筑。换句话说，正是联邦住房委员会推销的此类高风险信贷毁灭了私营抵押借款人，结果便是，后者撤离此类贷款市场。然而，联邦住房委员会仍然继续扩展这样的高风险信贷实践。2007年，联邦住房委员会没有担保旧金山的任何一处高价房产，但在2009年，截至11月底之前，它们担保的押贷款数量达到270宗。
三个好兄弟申请到的抵押贷款，首付款为33000美元，而在已经从低首付贷款中学习到教训的自由市场上，该数字则需要接近200000美元。然而，政客们学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课：联邦政府推出的宽松信用政策很受欢迎。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
担保政策的改变，尽管是临时的推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以至于很难取消。随着违约率的上升，势必给纳税人造成新的风险。
这一风险并非只是假想。在报道这则故事的同一期《纽约时报》上，另一则新闻故事在这个标题下展开：“抵押贷款逾期率飙升：10位贷款人中便有1位存在至少1个月的月供偿付逾期”。联邦住房委员会担保的贷款中，超过14%的贷款人存在至少1个月的月供支付逾期。这些问题，如同房地产暴涨暴跌期间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主要集中在4个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内华达州。其中，在佛罗里达州，1/4的抵押贷款人存在月供支付逾期的情况。
尽管联邦住房委员会大肆担保其他机构的融资交易，但其自身的资金情况却令人担忧，如《华尔街日报》于2009年11月所报道的那样，“联邦住房委员会的资金储备已经降低到了极其脆弱的程度，大大增加了最终需要纳税人援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