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该公司为银行存款进行担保，但其自身的自有资源却已被无数的银行破产案件所耗尽。2009年9月，《华尔街日报》报道：“6月，蒸发掉的储蓄保险基金为104亿美元，这是目前的最新数据，去年同期的2008年6月，该数据为452亿美元。”102亿美元，大约略少于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手头拥有的用于给银行亿万美元储蓄保险的资金的1/5。与此同时，据政府官员估算，“自2009～2013年间，银行倒闭给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即将造成1千亿美元的损失。”2009年，为了解决资金的尴尬，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开天辟地第一次要求银行预付2009年、2010年、2011年以及2012年的保险费。这一做法无疑可以敷衍当前的问题，但是却将问题留给了未来的4年，因为大量的银行已经不再需要支付保险费用了。
如果说美国有什么机构堪称“大而不倒”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一定就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如果它倒闭，那么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一生的积蓄便将烟消云散，这是任何政党的任何政客都不敢触碰的。这一切意味着，即便联邦赤字破纪录的高不可及，官方的态度也不得不装作轻描淡写，因为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以及联邦住房委员会都期盼着巨额资金的注入以维持业务的运转。
金融市场是当前经济难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已经历经几代人，亲眼目睹政府的狗皮膏药一块接一块地贴在上一块之上。或许在坚决拥护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人们的心目中，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无疑是一颗桂冠明珠，因为它对银行储蓄的担保有效地终结了银行被挤兑的风险。毫无疑问，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消除了人们对自己储蓄安全的担忧，进而消除了人们挤兑银行的动机，这的确减少了银行倒闭的风险。
那么，这样的立法最初的必要性何在呢？起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然而，鲜为人提及的是，在出台限制政策禁止银行跨地区经营的各州中，银行倒闭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没有限制政策的各州。
不论禁止银行设立多个分支机构的合理性何在，现实的经济后果是风险的增加。孤立地设立在小麦产区中的银行无疑将风险全部暴露在了小麦市场的波动之上，因为不论是银行的储户，还是银行的贷款人都有赖于小麦的价格，而小麦的价格则受世界小麦市场的波动而超出他们的掌控。相反，如果银行拥有多家分支机构，而且这些分支机构并非全部位于小麦产区，而是有的位于钢铁产区，有的位于家具产区等，那么，风险的多样化便将降低整体的风险，因为不太可能所有的市场都在同一时间出现同样的波动。
只有在那些法律禁止银行设立多个分支机构的各州，才兴起了州立的储蓄保险，并远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出现之前。总之，政客们努力解决他们制造的问题，即提高了银行倒闭的风险。最后，华盛顿的政客们给州际政客们的狗皮膏药贴上了一副更大的狗皮膏药。毋庸置疑，这是一副效果良好的狗皮膏药，但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副效果良好的狗皮膏药解决的是其他政客而非市场制造的比例失调的问题。
即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数千家银行接踵倒闭的水深火热之时，一些未立法禁止多个分支机构运作，因而风险多样化的大银行，也仅仅出现极低概率的倒闭现象。那时，90%的倒闭银行都位于小型社区，而且几乎全部归属于立法禁止多个分支机构运作的各州。与此同时，在同样经历大萧条的加拿大，却没有一家银行出现倒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数千家银行的破产，而加拿大政府直到1967年，才开始提供储蓄保险。
加拿大经验
回到大萧条时期的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有10家银行，以及这10家银行遍及全国的3000个分支机构。市场依旧能够运转，在政客允许它运转的前提下。同样在美国，加拿大银行一直岿然屹立不倒，也从未像美国银行那样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对比两国间的银行，其差异如下所示：
1.次级抵押贷款仅占加拿大银行发放贷款总量的7%，却占美国银行发放贷款总量的20%。
2.加拿大没有类似于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机构，对高风险抵押贷款进行担保。
3.加拿大的政府监管将关注点主要放到风险控制上，而不是追求房屋自有的目标，或是强制设定信贷指标。
4.加拿大法律要求抵押贷款的首付款为20%，如果达不到20%，则要求购买抵押贷款保险。
5.加拿大购房者无法做到简单地违约，之后在抵押贷款债务前轻松转身，因为借款人有权依法起诉，要求以贷款人的其他资产偿付所欠的未付贷款。
除了以上差异之外，房屋自有率在加拿大与在美国并没有大的区别，因此，美国承担的额外风险并没有收获对等的收益。此外，加拿大经济与美国经济一样，同样遭受了世界经济回落的打击。例如，2009年第一季度，加拿大经济下滑7.3%，而美国同期的数据为5.7%。然而，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却不必像美国那样大规模地加以资金援助。
总之，加拿大体现出了一系列基于不同的法律规则以及政策限制下运作的优势，而不是扩张和风险。此外，加拿大银行免于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型证券之忧，而后者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分量沉重。加拿大监管当局也曾允许银行购买此类证券，其中某一加拿大银行还曾位列世界前十大此类证券的持有人。但是，随着抵押贷款型证券复杂性与风险性的逐渐显露，加拿大银行全体退出了这一证券市场。
由于加拿大缺乏诸如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政府支持型企业来解除以纳税人的支出为代价的抵押贷款风险，因此，仅仅是普通的市场力量便足以迫使加拿大的金融机构放弃这些标新立异的高风险证券。如果华尔街所有狂热行为的目的就是单纯地减小房地产或金融市场的风险，那么，起到这一功效的政策不久也会出台。但是，这样的平凡政策无法承载政治传奇，也不能大规模扩张让政客们受益的政府威力，更是无法让他们向自己中意的机构派发巨额的现金，不论这些金钱出自公共国库，还是出自受政客或当局监管的私营资本。
政策含义
毫无疑问，美国监管部门能够做许多事情来阻止华尔街及其他金融机构营销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以避免给已经岌岌可危的处境再添风险。但是，理想的监管机构的作为却绝非现实版可对比，尤其是在拥有诸如参议员巴尼·弗兰克以及克里斯托弗·多德这样的“密切监管”的监管员的情况下。银行过去能够付诸的理想做法，以及将来能够采取的理想做法，与它们已有的作为以及将来的作为天差地别，因为，从美联储到司法部，都在银行的耳边不断地叮嘱，银行最好完成强制性的信贷指标，如果银行希望避免来自政府的种种麻烦的话。
在房地产市场中，一直有着丰富的理论以及备受狂热追捧的教义，但是，人们却始终缺乏同等的意愿在事实证据面前检验这些理论和教义。如果政客们公开地将自己多年倡导的政策和项目与其后果加以实证检验的话，那么政客们无疑是将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推上了轮转赌盘。至于政坛之外的局外人，他们唯一的利益纠葛就在于自尊和意识，当然，也有一些著名人士甘愿为此付出生命。
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在信仰A 是否比信仰B 更符合事实的判定面前，没有固定的利益纠葛。而这正是我们身处的这场金融危机里少有的希望所在，许多人仅仅是希望了解真相，以避免吞噬我们财产的灾难再度发生，而不论什么样的理论、教义、政治党派或是社论等，究竟是值得信赖还是信誉败坏并不那么重要。
后果
让我们回顾过往，再次思考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政策造成的实证结果。最初，华盛顿的政客们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并不存在的全国性问题——全国性的“经济适用房”短缺，最终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切的、痛彻心扉的难题。“经济适用房”政治运动起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火热，美国人民在住房上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在1998年时为17%，而在80年代初为30%。即便是在房地产异常火爆的2005年，一幢普通住宅的全国平均售价也仅仅占到普通美国人收入的22%。
制造这一全国性问题假象的，是一些特定的地区，在这里，房产的价格高不可攀，一幢普通大小的房产几乎要花掉人们半数的收入，因此人们不得不求助于高风险的融资工具。举个例子，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市（Tucson），“大约60%的一手房购买者选择零首付的、100%融资的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华尔街日报》2005年如是报道。几乎不变的，是地区性极端高房价一直就是地区政治运动的结果这一事实，虽然这些政治运动均挂上了与环境、空地、“理智发展”或是其他符合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政治需求，以及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地区为宗旨的漂亮口号。
在或多或少被房地产市场冷落的地方，例如休斯敦或达拉斯，房产并不会像诸如旧金山地区那样耗费家庭收入的半数之多。在诸如旧金山地区这样的区域，天花乱坠的政治运动导致了严格的建筑限制。而恰恰正是在这些住宅成本极度上涨的地区，国家住房运动力图希望关怀的人群——少数种族、低收入群体，以及抚养儿童的家庭等，被不成比例地摒弃。
政治运动
在这场人们自信满满、投入极大热情，旨在打击邪恶，解放压迫的政治运动中，少数事情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让大家无视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关于黑人和白人在抵押贷款申请通过率上的偏差的统计研究或许“撬动”了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住房运动。政客和媒体引领了这场运动，之后，许多社区活动家积极加入，他们犹如食腐动物一般，高举着对歧视的声讨大旗，利用自己延迟政府批准银行并购或其他商业决策的特权，迫使支付给社会活动家大笔和解款项，而这成为被起诉的银行或其他机构唯一慎重的选择和出路。
虽然是大肆呼吁对穷人和少数种族关注的地区，在为颠覆传统抵押贷款信贷标准推波助澜，但这并不是说穷人和少数种族是唯一受益或主要受益的群体。一旦打开闸门，我们便无法判断水往何处流。房产投机者，尤其是“短单客们”，发现新的、宽松的房屋抵押贷款规则无异于一座金矿。其他人也一样。清楚无疑的是，在房地产从繁荣转向衰败之后，在许多留下了无力承担的房产和抵押贷款而转身离开的人群中，穷人和少数种族走到了最前列。
“经济适用房”运动中蕴含着的丰厚奖赏，包括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以及财务上的，它们都大大地激励了这项运动，并持续多年热度不减。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中找到了让自己受益的方式，如建筑开发商、地产投资者或其他，他们也因而成为支持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或者说似乎取得“经济适用房”下的毫无限度的房屋自有目标的呼声中的一分子。对此类政策或项目的呼声之响亮，以至于很容易地将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发出的警告声淹没，虽然后者对被如此得意洋洋地作为打造“经济适用房”以及消灭抵押信贷歧视运动的成果来炫耀的攀升的购房人数统计数据背后的高风险融资工具频频发出警告。
总之，这是一场用自己的标准标榜自己的成功，直到停止时绝不可能停止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