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政治的评判
谁都会犯错，不论是市场，还是政府或其他，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来调整在经济市场上犯下的错误，在政府管理工作中犯下的错误。具体地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来应对房地产繁荣与衰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
市场的反应
市场对于快速膨胀的房地产泡沫的反应是快速的，而且是有预见性的。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房产购买快速从高档房转移。2007年，总价50万美元以下房产的销售量仅占加利福尼亚州房产销售总量的43%，但在2008年突然激增至78%。也就是说，人们正在学着掂量自己的钱包，量力而行。
2006年，房地产兴旺发达，加利福尼亚州房产的平均首付款仅为房产售价的12%——历史低点。到了2008年，房地产衰退，低首付款的风险成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双方的难言之隐，平均首付款重新回到传统的20%的水平。同时，加利福尼亚州零首付款购房者的比例也从2007年的18%下降至2008年的3%——多年来的历史低点。
仅付利息式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比例也出现回落，从2007年的16%下降至2008年的2%。即便是首次购房者，选择仅付利息式可变利率贷款的比例也从房地产最疯狂的2005年时的24%，跌落到了2008年2%的谷底。老式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强势回归，从2005年时55%的占比，回复到2008年超过90%的王者风范。相应地，对二次抵押贷款的利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6年，超过60%的加利福尼亚州首次置业者利用二次抵押贷款来购房房产，短短两年之后，这一数字跌至12%。
全国来看，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2004年，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占所有抵押贷款的比例为35%，到2007年下降到10%。2006年第四季度，全国次级抵押贷款的总额接近1400亿美元，2007年第四季度，该数字跌落至200亿美元之下。全美各主要的种族团体和宗教团体——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非洲裔、印第安土著，以及夏威夷土著等，统统降低了自己的次级贷款比重。借款人也做出了自己的调整。据《纽约时报》报道：“借款人更谨慎地看待贷款申请人。”此外，金融再融资机构以及抵押贷款保险机构也收紧了对借款人的要求。2009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超过半数的银行近期收紧了对优质贷款人的房贷标准，”许多潜在的购房者，“将无法获取贷款”。
消费者，也如同商家一般，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据《纽约时报》2009年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
来自商务部的报告显示，房地产繁荣时期由于美国人民从房产净值及其他宽松的信用工具套现而导致的个人储蓄率低于零的局面，终于在5月回复到6.9%。这一数据同时也达到了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
抵押贷款型证券的持有者们开始向市场倾销证券背后的实物资产——房产。据《华尔街时报》2009年7月的报道：
尽管缺乏全国性的数据，但是，对亚特兰大上千宗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的分析显示，截至3月31日的前6个月内，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信托管理机构向市场抛售了6倍于银行抛售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数据还显示，这些次级贷款的持有者抛向市场的房产平均来说，低于银行抛售房产数千美元。
在亚特兰大地区，由抵押贷款型证券持有者所抛售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中，其中一幢于2006年6月以151000美元购买的房产，于2009年4月以90000美元成交。另一处于2006年3月以292000美元购买的房产于2009年1月以164000美元成交。另一幢在房产最膨胀的2005年8月，以236000美元购买，于2009年1月以30000美元售出。在亚特兰大地区，6个月内由抵押贷款型证券持有者所抛售的近3000幢房产的平均售价仅仅为其原始抵押贷款金额的62%。
简而言之，在面对财务破溃的前景时，市场懂得调整，即便是以一种艰难的方式，而且是以快速的方式调整。问题在于，政客和政府机构是否懂得这一点，尤其是当他们无须为错误付出任何代价，并有可能将过失推诿给市场的“贪婪”，或是“华尔街”，或是其他顺手牵羊的替罪羊之时。
政治反应
当市场中的商家和消费者，面对经济危机做出重大调整之时，政客们也做出了更多的调整。在银行和证券公司不惜成本抛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之时，政府做的却是设立几十亿美元的援救项目，试图用纳税人的钱来托起房地产及房地产的价格。在银行和其他私营借款人抽身离市，收紧借款标准之时，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却勇往直前。正如2009年5月《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
去年，银行发行了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也就意味着100%的纳税人担保——的价值高达1800亿美元的新增抵押贷款。这些贷款中的一部分依旧具有次级贷款的特征：低首付款要求、高风险贷款人、许多情况下隐身抵押贷款的发行人。联邦住房管理局目前担保了近1/3的新增抵押贷款，该数字自2006年的2%开始一路飙升……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的统计数据，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各项贷款中，已有超过1/8的贷款已出现了违约的情况——这一数字几乎达到了传统的非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的3倍。不仅如此，在联邦住房管理局近期担保的抵押贷款中，另有7.5%的贷款陷入“严重的违约”——至少3个月以上的延期付款。
与此同时，在面对房地产融资市场中出现的无数问题和高成本的注资保释时，国会于2008年授权联邦住房管理局增加担保的贷款规模，抵押贷款限额由362500美元提高到719000美元，几乎翻了一倍。由于绝大部分的美国公民均无力担负超过700000美元的抵押贷款，因此，此举大有强迫纳税人补贴大额抵押贷款人的嫌疑，更勿论那些由联邦住房管理局资助的高风险的贷款案例。风险之一便是，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的首付款低于4%，而且，这还仅仅是诸多风险中的一个，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报道：
理性来说，国会和白宫应当收紧联邦住房管理局背书的标准，尤其是应当彻底消除100%担保。100%担保意味着银行和抵押贷款借款人完全可以抛开所有顾忌，为了获取2%～3%的发现费而敞开大门，尽可能地发放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抵押贷款，而不顾贷款人是否有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报道，3月间，贷款人未偿还一次以上抵押贷款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一家佛罗里达州银行所代理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所有的资产（Great Country Mortgage of Coral Gables）更是出现了高达64%的违约率。
尽管对于受联邦政府政策影响的纳税人来说丝毫没有“理性世界”，但是，从那些给诸如抵押贷款借款人、房屋建筑商，以及其他能够从放宽抵押信贷标准中受益的特殊利益团体摆出豪门盛宴的中选官员的利益角度上来说，则极尽合理，而且，官员们还无需付出任何政治性的代价，不论这样的政策已然构建起经济灾难或是正在逐步构建起经济灾难。政客们转嫁责难的能力，正是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推出这些增加纳税人风险、增加整个宏观经济风险的举措而无须支付一毛钱的代价的原因所在。
政府甚至威胁那些一度按时完成《社区再投资法案》下的各项既定目标，后来却按比例缩减高风险贷款的银行。2009年3月，一位美联储的官员宣告：“我们并不认为当前的信用环境提供的是免费的通行证，除非银行达到民权协会（CRA）的要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对波士顿一间小银行东布里奇沃特储蓄银行（East Bridgewater Savings Bank），给出了“即需改进”的评级，即便这间银行没有出现一宗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也没有出现违约的贷款。“改进”，或许只能够推测为，居于政府压力，从事各项将许多银行拉下水的风险贷款。
政治责难
除了或多或少临时抓来的替罪羊外，房地产兴衰史的主创核心，放宽抵押贷款标准的多位设计师早已更加系统性、预见性地缔造着自己的替罪羊，他们通过各类国会委员会不断地传唤各界商业领袖和某些联邦雇员出庭辩论，在全国性的电视，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的面前公开加以责难。就像《纽约时报》2008年9月所报道的那样：“几乎每一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向他们所描绘的华尔街的贪婪以及宽松的法规监管摇动手指头。”该委员会主席便是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2009年2月，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巴尼·弗兰克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听证会也在上演类似的剧情，“全美最大几间银行的领导们经受了数小时由激愤的法律制定者们制造的虚张声势的星期三。”《洛杉矶时报》如是报道。
通常来说，这些委员会听证会的各位被传唤者都将无法免于通过电视直播公开被羞辱、被欺凌的命运，他们都会在各种问题前哑口无言，不论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会威胁到他们的工作或是他们的机构，还是他们自己便是某家正在遭受联邦监管或不幸被选中接受某项新型不利监管的私营企业的领导。这仅仅是华盛顿政客们展示他们对于“良好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深刻理解的途径之一。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便曾放言，“我很困惑，过去8年来政府监管究竟何在？”多年来，布什政府一次次地逐渐加强约束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力量，而参议员多德却如此坚定不移地反对授权这样的力量。
参议员多德同样指责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抵押贷款危机负有责任，即便格林斯潘此前已经警告多德捍卫的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而存在的各种政策的风险。据2007年参议员多德的言论，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艾伦·格林斯潘“似乎一度鼓励发展和利用那些造成今天创纪录的违约率，继而即将发展为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但是，仅就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而言，它已然在欧洲经存在了几十年，安全而没有引发如何的抵押贷款危机。
为完成“经济适用房”指标而无底线地放宽信贷标准，这便是美国抵押贷款危机的实质所在。无法满足传统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常规标准的人们转而寻求可变利率的、通常为次级的各种抵押贷款，是结果，而非原因。如果将抵押贷款发放给同样具有高风险预期的人群，但采用30年期固定利率的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人群能够按时偿还抵押贷款，而因此避免违约和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
不论艾伦·格林斯潘之于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也不论是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是通过不甚强大的语言警告，至少，他确实发出了风险警告，而克里斯托弗·多德却无视他的警告，当然，被无视的也包括其他的各种警告。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房价一飞冲天和一落千丈的两重天，以及达拉斯等地房价平静地度过房地产的繁荣与衰落，这一切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艾伦·格林斯潘无法成为房地产兴与衰的主宰，因为美联储的各项政策适用于全国，而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却高度区域化，虽然这些区域化的金融影响在之后会广泛地传递开来。
在攻击艾伦·格林斯潘的同时，参议员多德继续捍卫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2月，房地产泡沫破灭很久，其破坏力在无限精彩演绎之时，参议员多德发表言论，“多年来，我们多次耗费数小时举行听证会，听取证人不断拉响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警报。”但是，现在，这些政府资助型的企业仅仅只是“房地产金融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金融系统中的信用依旧在泛滥。”因此，尽管金融系统目前“受困”，多德谈到，而房利美和房地美“恰恰能够完成对金融系统的救赎”。
那些将自己腰包里的银子置于风险境地的私营金融机构，在如此险恶的新型信贷条件之下，不再愿意继续以往无限制扩展信用的做法。而那些政府资助型的企业，由于可以将风险转嫁给纳税人，因此依旧开足马力勇往直前，这也就完美地解释了他们是如何毫无悬念地陷入困境，并最终乞求数千亿美元援助的故事情节。事实上，政府最终不得不于2009年1月接管了两间企业。据当时国会预算局的预算，政府将填补房利美和房地美当年的亏空这一数额将达到2380亿美元，这之后，两间企业继续申请追加额外700亿美元的被救款项。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金援助加起来总额超过了对美国银行、花旗银行、J.P.摩根大通，以及富国银行援助资金的总和。
2008年7月，《华尔街日报》报道：“星期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宣告，房利美和房地美‘本质上是强壮的’，公众对于它们资金的担忧过虑了，‘这可不是该恐慌的时候。它们都是有生命力的、强壮的企业。’”一周之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评论道，“如果换作其他企业，多德先生将只能够乞讨谅解。”但是，在政坛上，延续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技能便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坦然地耍无赖。
抵押贷款泡沫破产之后，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也同样继续为自己辩护。2007年，众议院弗兰克面对来自伦敦的媒体《金融时报》发表言论，声称“次贷危机显示出政府监管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的负面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2008年，众议院弗兰克又谈到，金融危机起因于私营企业糟糕的决策，不是有一个保守的理念说市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吗，我们目前遭受的危机源于过度的监管缺失，抵押贷款在无监管的状态下发放和出售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金融危机源于缺乏对市场的监管的论调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其中便包括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
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向美国人民证明了我们中许多人一直在谈及的一些观点。我们正遭受着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布什政府缺失监管的8年之后，关于“市场总是正确的”态度开发出了一条通往经济衰退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