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叔嫂联盟对待洋人的态度，与咸丰和顾命八大臣并不相同。奕对洋人的态度，可以从一件有趣的小事说起。话说奕有一个外号叫做“鬼子六”，怎么会起个这样奇怪的绰号呢？
这得从奕对洋人的态度说起。早在北京政变之前，奕就主张请英国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那时候洋人还在观望，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重新开战，清政府和洋人又成了冤家对头，借师助剿这个提议也就暂时搁浅了。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的提议开始得到洋人的积极回应。法国全权代表葛罗迫不及待地向奕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攻打太平军，他说法国在中国的所有武装部队，都可以投入到这次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去。
法国政府的出发点无非两个，一是保住了清政府，条约中勒索到的权益才会有人来落实，清政府要是没了，谁来支付赔款？二是事成之后，可以趁机邀功请赏，所有开销自有清政府来埋单，这中间又可以开些假发票勒索些银两。1861年1月20日，奕在嘉兴寺与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会谈时，再次提出了借师助剿的请求。英国政府的态度不如法国明朗积极，他们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奕对洋人的暧昧态度和依赖心理，让朝中一向把清朝看成天朝上国的“妥协派”和“主战派”不以为然，因为他排行老六，所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鬼子六”，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这个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
奕当时手里没权，找洋人帮忙打长毛这事儿他说了不算，还得咸丰点头才行。咸丰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是比较慎重的，也是比较清醒的。他虽然软弱，但在洋人的屡屡进逼下，仍然矜持地保持着天朝上国至尊王者应有的尊严。
英法联军打进来后，咸丰并没有马上举起白旗投降，而是调兵遣将试图扭转局面，最后因为连战连败，直到外国人扛着枪打进了北京，这才屈膝求和。刚被洋人打得变成逃兵的咸丰，大约对洋人没有什么好感，在恐惧中也多了一些警惕，他决定听一听大臣们的意见，尤其是正在前线与长毛打仗的曾国藩。
曾国藩接到这个题目后，慎重思考后拟了一个答案，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段看法字数并不多，却能看出很多问题，值得一读，全文如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乐有所成。”（《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对于借师助剿的态度，体现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精明与灵活。首先是时间上的考虑，他并不反对借师助剿，但他主张一定要把握好时机，不能像奕这么猴急。什么时候借师助剿最合适呢？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地盘差不多都从长毛手里夺回来的时候，也就是长毛被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去考虑向洋人“借师”，而且他并不同意奕无限制地借师，他主张控制规模，只借海军，不借陆军。
总的来说，曾国藩认为跟鬼子打交道，还是应该小心为妙。借师宜晚不宜早，宜少不宜多，既不打击洋人的积极性（奖其效顺之忱），又不能让洋人趁机深入中国腹地，让自己陷入被动（庶在我足以自立），意思意思一下就行，让洋人尝点甜头，有一点成就感（在彼亦乐有所成）就OK了，犯不着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自己的家务事主要还是靠自己来解决！
曾国藩提出的关于“借师助剿”的基本精神，虽然不排除让咸丰倚重湘军的打算，但是大方向还是与咸丰保持着基本一致。
咸丰对洋人的防范心理是很强的，他基本上是反对“借师助剿”的，包括“承德帮”的载垣、端华、肃顺这批亲信，也是这个态度。咸丰死后，承德帮自然也会延续他的外交方针，奕要想落实借师助剿，恐怕也不容易。北京政变后，叔嫂联盟干掉了“承德帮”，也就铲除了借师助剿道路上的障碍。
奕借师助剿的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障碍，是他的嫂子慈禧太后，毕竟他掌握着最后的决策权。她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与小叔子还有政变时的默契呢？
奕庆幸自己眼光还不赖，果真没有看错人，这个嫂子虽是女流之辈，却比自家哥哥要“开明”得多，不但对他的借师助剿的方针表示完全赞成，并且嘱咐他一定要尽快落实。
叔嫂达成一致后，借师助剿马上就进入议事日程。1862年2月8日，就在太平军包围上海不久，清政府正式批准了江苏巡抚薛焕“借师助剿”的申请，指示薛焕赶紧付诸行动。
随着太平军不断走下坡路，英国此时已经调整对华政策，与法国一起撕下中立的面具，露出干涉者的本色。海军和陆军全面出动，趁着李秀成在苏州摇控指挥的空当，与清军联手反攻包围上海的太平军，攻占了王家寺、罗家港、周浦、嘉定和青浦等外围战略据点，导致李秀成二打上海的失败。
李秀成并不清楚北京政变和借师助剿的内幕，自然对洋人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完全站到清政府一边表示了极大的诧异。他还没有意识到，太平天国此后需要面对的敌人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
诧异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上帝既然与外交无关，那就用武力来说话吧。李秀成决定从苏州赶赴上海前线，亲自教训洋人，以兑现当初在进军之初张贴公告时发出的警告：如果洋人胆敢干涉，就别怪我不客气！
可是李秀成又一次失算了，他这次重返上海，除了遭遇洋人这个老对手，还将遭遇一个新的劲敌——淮军。
大器晚成的李鸿章
要想了解淮军这支新兴的武装力量，还得先来说说它的统帅李鸿章是如何在官场中快速崛起的。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不久被调进翰林院工作。
如果把进士比作博士的话，那么翰林就是博士后，这可是进士们梦寐以求的事儿，进了翰林院，也就意味着成为中央政府高官的预备队员。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智商的确很高，运气也还不错，二十五岁就考中进士，跟三十岁还是童生的洪秀全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的曾国藩比起来，也是值得炫耀一番的。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正如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司令官。
然而他的人生轨迹，恰恰因为曾国藩而改变。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考上进士之前，李鸿章就以优秀举人（优贡）的身份，保送到北京进修，备考进士。这个情形，有点类似于准备报考某所大学的研究生，先到学校转悠，一边旁听，一边跟导师混个脸熟，有点拜码头的意思，当时叫做投帖，也就是考前与考官套近乎，扩大自己在学术圈的知名度，为考进士赚取资本。
李鸿章的文笔自然是不错的，在北京很快就弄出了动静，并且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是当时小有名气的理学家，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趁机拜曾国藩为师，向他讨教学问。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是支潜力股，属于可造之材，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味道，好老师都喜欢好学生，他教得也很卖力。李鸿章虽然不大喜欢曾国藩的“一本正经”，但是佩服他的学识人品，于是走得勤快，学得卖力，学到了不少好东西，这些东西将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时的李鸿章，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辈子会因为这个看起来有些古板的老师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华丽篇章。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曾国藩一不小心当上湘军总司令，李鸿章的人生也不会这么快就出现惊人的拐点。
但凡有些才华的人都会有一点野心，不会甘心碌碌无为了此一生，李鸿章也不例外。自负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他，急于出人头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然而李鸿章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初他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做秘书，福济便推荐他做道员，结果被别人参了一本，说这个人不能提拔，这么一闹腾，李鸿章的道员就泡汤了。
这次对李鸿章打击不轻，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痛打落水狗，热衷锦上添花，恶于雪中送炭，李鸿章荐举失败之后，一时谣言四起，恶语满街，弄得他都不敢在家乡抛头露面，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味道。
李鸿章虽然后来被任命为一个福建地方的道员，可惜是个“候补空缺”，也就是说要等到人家退休或者调走之后才有机会正式上班。
李鸿章就这么坐着冷板凳消耗青春年华，直到他三十六岁那年，他的官运才开始出现转机。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如果在四十岁之前还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恐怕这辈子就没什么大的指望了。
打拳怕少壮，立业要趁早。李鸿章这时候已经三十六岁，眼看就要到孔子说的“没什么混头”的年龄——这是一个有追求的男人危机感最强的年龄。
可是男人有时候起步晚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厚积薄发的过人才干，这样一有机会就能逮住，一旦逮住就能一日千里，李鸿章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1858年，也就在李鸿章三十六岁那年，有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郁闷中的李鸿章得知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到了南昌，于是前去探望慰问。他这次探望老师，自然是出于礼节，至于是不是想攀着曾国藩这根高枝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他自己旁人是搞不清楚了。
旁人清楚的是，李鸿章这次来了之后就没有再走了，他做了曾国藩的秘书和参谋（幕僚）。古时做官，不比现在，一般国家不负责配备秘书和司机，都得自己招聘工作人员，而且还要负责发放工资。
李鸿章这次打工一眨眼就是两年，可是他的仕途依然没有什么起色。曾国藩也有心栽培这个不得志的得意门生，先后两次推荐他到地方做官，第一次是江北司道，被人参了一本，结果没有批准；第二次是两淮运使，奏折送到北京，偏偏运气不大好，正好碰上咸丰帝到热河“打猎”（北狩）避难，老板只顾自己逃命，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提拔新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高级打工仔李鸿章这么一晃荡，不留神已经三十八了，半辈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离不惑之年只剩两年，可是他现在却越来越困惑，想做个官咋就这么难啊，自己也不比别人差啊！
就在李鸿章对仕途接近绝望的时候，差点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与其说是他的转机，还不如说是曾国藩的转机。1860年，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担任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务，迫使他开始从全盘战略高度来思考如何对付太平天国。
曾国藩的打算是，一个重点，两个次重点，三路齐头并进，合围克复金陵。要想剿平太平天国，就必须打下金陵，这是他的中心工作，也是重中之重。要想打下金陵，除了夺取安徽和金陵战场的胜利外，还需要解决苏南战场和浙江战场，扫清天京的战略基地。这是两个次重点。
这就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就是统帅问题。金陵、苏南、浙江三个战场，得有三个得力部下统领才行，也就是说除了他这个总司令外，还需要三个副司令。
金陵战场总司令，曾国荃也能够胜任，苏南和浙江一时之间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人选呢？绿营和八旗，不在曾国藩的考虑范围之内，湘军之中，胡林翼、罗泽南、塔齐布、李续宾，原本可以担此重任，可惜都已不在人世。
既有统帅才能，又是亲信心腹，找起来还真不容易。曾国藩经过仔细思考，运用他看人的特殊本领，最后敲定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左宗棠，负责浙江；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负责苏南。
李鸿章心存感激，自然尽心尽力，如果再不抓住这个姗姗来迟的宝贵机遇，恐怕这辈子就真的只能碌碌无为了。
奉曾国藩之命，李鸿章到安徽开展筹建新军。招兵和训练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在曾国藩手下工作这几年，这点事儿简直是手到擒来，全部照搬湘军模式，除了兵是安徽招来的，简直就是湘军的克隆版。曾国藩在湖南招兵，称湘军；李鸿章在淮河两岸招兵，称淮军。
淮军初创，规模当然无法与湘军同日而语，只有六千五百人。李鸿章不想一口吃成胖子，他特别注重质量，所以暂时控制数量，或许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后来的雄心壮志，也或许他还觉得暂时把野心藏起来比较妥当，现在还不到自立门户的时候。
曾国藩虽然不是算命先生，却有算命先生未卜先知的本领，李鸿章的这支新兵刚刚练成，就碰上了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这件事儿。为了保住上海，收复苏南，切断金陵后院，曾国藩决定奏请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统帅新兵赶赴上海，全权负责苏南战事。
在结束对安庆的重点进攻后，经过半年的休整，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着手进行以天京为中心的全面进攻，李鸿章的淮军奉命开赴上海，打响了反攻苏南的第一枪。
1862年4月5日，李鸿章率领六千五百名淮军从安庆出发，由雇用的七艘外国轮船负责运送到上海参战，第一批于4月8日抵达上海，余部于5月2日也全部抵达上海。
李鸿章取代薛焕做了江苏巡抚，也算是火线上岗，受命于危难之间。抵达上海之后，他加大了与洋人合作的力度，将借师助剿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与英法联军和常胜军联手反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一举扫清了太平军占领的外围据点，逼得李秀成不得不从苏州赶到上海前线亲自组织反攻。
这一年，李鸿章四十岁，李秀成也是四十岁。两个年届不惑的男人，都将为自己的理想而全力打拼，在苏南战场上一决高下。
李秀成在上海战场的反攻显示他非同寻常的指挥能力。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反攻突破口的选择上。李秀成选择的是西线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率精兵万余，从苏州来到太仓前线。太仓是上海与苏南基地缓冲带的桥头堡，拿下太仓，不但能够确保苏南安全，也能为后续反击打下基础。
此时中外联军正在浦东一带胶战，太仓防务相对空虚，李秀成一面命令东线继续牵制，一面利用优势兵力合围，三天就拿下西线的太仓，接着他又乘胜发动连续反击，先后收复嘉定和青浦。
这种连续快速的打击，让中外联军感到非常紧张。据李秀成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洋鬼并不也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秀成自述》）一向对洋人不大感冒的左宗棠向来以直言而闻，他当即就用带有幸灾乐祸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洋枪队的蔑视：“青浦、嘉定二处发逆（对太平军的污称）糜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对太平军的另一种污称），亦与我同。”左宗棠这话应该是用不着怀疑的，他是不可能故意往太平军脸上贴金，吹捧李秀成的。
前不久还无比嚣张的洋鬼子，为什么一下子就被李秀成打得胆小如鼠了呢？
自然是因为被打得比较惨。青浦一战，李秀成重创英法联军，杀敌百余人，还俘虏了常胜军副司令法尔斯德，后来还用这个洋俘虏换了一批火药和滑膛炮。南桥之战中，法国提督卜罗德胸部中弹，当场死亡，英法联军伤亡空前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