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用实实在在的战绩，论证了洋鬼子也不经打，也证明谭绍光等人的指挥能力，的确与他不是一个重量级别。除了兵力优势外，李秀成取胜的原因与他的战略战术得当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东线牵制、西线反击的整体规划之下，抓住敌人薄弱环节，用重兵主动出击，采取抄敌后路、重重设围、切断粮道、以逸待劳等多种战术，并吸收洋人的长处，用缴获的大炮和洋枪武装自己。除此以外，他还摸索出了短促突击、埋伏突击等一些新的战法，把装备先进的洋兵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不是李鸿章的到来，尤其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一支精锐部队，让李秀成在上海遭遇了第二个太奸标兵的话，或许他就能够将上述胜利延续到上海城内。
遭遇第二个太奸标兵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个学生还真是厚爱有加，不但亲自前去安庆送行壮威，而且还从湘军抽调了一支特别精锐的部队送给他。
这支精锐就是第二个太奸标兵程学启的开字营，人不多，一千人，但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大，都是以一当十的精干老兵。
程学启在安庆战役中的表现非常出色，谋勇兼备，深得曾国藩器重，被保举为游击，赏戴花翎。随后又帮助曾国藩打下安徽重镇无为和铜陵，再被保举为参将。
曾国藩之所以把程学启送给李鸿章，主要是考虑他的淮军还是一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蛋子，新兵如果没有老兵来传帮带，在战场上很难形成战斗力，尤其是初上战场，基本上会变成炮灰。
曾国藩还亲自送程学启上船，特别叮嘱他说，江南大营的张国梁，江南人对他赞不绝口，你就向他好好学习，早日打下苏州，立志做第二个张国梁！
程学启要是知道自己后来的结局会与太奸标兵张国梁一样的话，大概当时就会暗自骂道：乌鸦嘴，咒我啊！
曾国藩的特殊照顾，把李鸿章感动得一塌糊涂。程学启经验丰富，作战勇敢，手下还有一批随他一起做了太奸的久经战阵的老兵。李鸿章也是玩政治的老手，极有为官天赋和手段，他深知此时程学启对他的重要性，便极力加以笼络，委以重任，什么大仗难仗都交给他去负责。手里有了一支这样的精锐，先锋官和打头阵的部队算是有着落了。
程学启换了领导，领导对他又很赏识，自然更要尽心尽力，打起仗来更加不要命。到了上海后，在冲锋陷阵和硬仗恶仗他的表现都很出色，很快就成为李鸿章手下的第一骁将。
李秀成乘胜从松江向上海发动的总攻，却败在程学启的“英勇奋战”上。程学启到达上海后，果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也没有辱没李鸿章的倚用，先后在保卫虹桥、反攻南桥、解围松江之战中，都立下了大功，斩杀了不少自己过去的老兄弟。
程学启的表现让李鸿章非常满意，派他驻扎上海近郊的新桥，阻击李秀成对上海的强大攻势。虽然是与昔日的兄弟面对阵，程学启下起手来却毫不留情。对于他来说，过去的兄弟已经变成了敌人，过去的敌人已经变成了同事，下手如果不够狠的话，就不足以表达血里火里不回头的决心。
程学启率领开字营在一线指挥战斗，在战场上还亲燃大炮，激励士气。大炮压制住太平军的攻势后，程学启又率部发起冲锋，打开营门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太平军先后发起近十次冲锋，硬是没能前进一步。
上海近在咫尺，李秀成却因为程学启只能望城兴叹。1862年6月22日，李秀成撤围，黯然离开上海返回苏州，第二次进攻上海宣告失败。
李秀成这次撤军的原因，除了二号太奸标兵程学启的勇猛与顽强之外，还缘自于一道他无法抗拒的命令。
来自天京的三道圣旨
李秀成二打上海之所以结束得如此草率，与洪秀全的深情呼唤分不开。洪秀全这次呼唤比以往都要来得急切，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李秀成速速前去天京。
李秀成看了诏书，感觉到洪秀全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诏甚严），态度是强硬的（迫我），所以他只好乖乖听话（何人敢违？）。
李秀成当然不敢不去，就像岳飞不敢不撤是一个道理。违抗圣旨，只有死路一条，这一纸诏书，或者一道金牌，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而且是最锋利最权威的刀。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往不胜的帝王术，经过多年天王岗位锻炼的洪秀全也擅长这一招。
天王也是迫于无奈，才呼唤李秀成的，事情还得从天京战场的战况说起。
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后，洪秀全在天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城外再也没有以前让人烦躁的炮声，来破坏心情了。可是这种有安全感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曾国藩打安庆后，下一个目标就对准了洪秀全的老窝天京。1861年9月11日，曾国藩进驻安庆，指挥湘军继续扩大战果。10月初，曾国荃率湘军陆师沿江东下，攻克池州、铜陵、无为三县和运漕、东关等镇。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湘军内部出了状况，使天京城外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也让洪秀全提起的心暂时又放松了一些。
曾国荃在天京上游连战连捷，正准备继续进兵杀进天京之时，却接到了哥哥曾国藩的命令——停止进攻。
这让他感到非常纳闷，询问哥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直捣金陵？
曾国藩一边解释，一边给弟弟上军事理论课：“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须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遵旨统筹全局折》曾国藩）
看来曾国藩还是坚持稳扎稳打的方针，并不急于求成，猴急原本一直就不是他的性格。
曾国荃本来就感到兵力不足，听哥哥这么一分析，觉得还是水到渠成的好，足月怀的胎才健康，足季开的花才鲜艳。
在曾国藩的部署下，曾国荃回湖南招兵扩大湘军，李鸿章到安徽招兵组建淮军，湘军各部暂时休息，休整待命。
1862年春，曾国藩觉得是时候向太平天国发动全面进攻了，他的想法是，兵分三路，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两个重点是苏南和浙江，由李鸿章和左宗棠负责，一个中心当然还是天京，仍然由曾国荃负责。
进攻天京这个活风险最大，回报也大。攻打天京，洪秀全肯定得玩命，你得陪着玩命儿；但是打下了天京，打垮了洪秀全，也就成了最大的功臣。
这个活儿交给谁去干是个问题。交给别人，这是个肥差；交给自己人，又是个苦差。
曾国藩把这个活交给曾国荃，当然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私心。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荃在安庆战役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也能吃得起这份苦。更重要的是，曾国荃是湘军中唯一具有克复重镇大城经验的高级将领，安庆一战中想必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1862年5月18日，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领湘军陆师五营共两万人，沿长江北岸东进，连续攻克天京外围据点秣陵关、大胜关和三汊河，于5月30日进逼城南雨花台，直接威胁天京。配合曾国荃进军的，还有兵部侍郎彭玉麟率领的长江水师主力，攻克头关和江心洲后，也于5月30日进逼天京护城河。
天京城外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该来的总会来的，洪秀全在天京的好日子看来又到头了。
洪秀全与李秀成一样，过分沉醉于苏浙的胜利，对东线危机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警惕，中央政府一帮官员不是脓包就是草包，难以担当大任。洪仁玕虽然知道东线的重要性，也曾劝过李秀成回师东线，但他只是个“挂牌”的军师，说话基本等于放屁，李秀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直到湘军水陆大军打到眼前，洪秀全才意识到已经火烧眉毛了，如果继续放任东线不管，恐怕天京的好日子就不多了。
其实，湘军对天京的威胁，并不只是眼前看得见的曾国荃和彭玉麟，还有一个更大的但不大容易看见的包围圈正在逐渐向天京收拢——除了沿江东进的曾国荃和彭玉麟，还有六路大军从四面八方指向天京。
第一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率五千湘军，从芜湖和铜陵进攻芜湖，从南岸策应曾国荃进军。
第二路，安徽巡抚李续宜，从湖北开进六安，进攻安徽颍州（今阜阳）。
第三路，荆州将军多隆阿进攻庐州。二、三路的意图是控制皖北，从北线包抄天京。
第四路，提督鲍超从江西进攻皖南，从南线包抄天京。
这四路大军，加上长江水陆两路，这六路大军，都可以看成是曾国藩在东线发动的攻击，全部归他亲自统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