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远得像个黑点。偶尔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仿佛囚禁了母亲，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状态，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
1
手机来电。来电人的名字显示只有一个字，“娘”。
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她换了号码，也不会告诉我。每每打开通讯录，看到“娘”这个字眼，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效，变成了别人的号码。
母亲的新手机号，总是妹妹转给我。这些年，母亲的手机号更新了好几次，但每次更新后，都不会打过去验证一下那边接电话的是否是她。
总听人说，手机拉近了人的距离，可我一直觉得，母亲一直在远方，离我很远很远。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大路，隔着漫天的大雾。
这次母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在北京住院，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能不能给资助点住院费。我又急又气，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就算是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跟人开口要钱。气的是，母亲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说的事情和我们母子无关。
2
我们的家，在我童年时就已破碎。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母亲改嫁。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因为对我失望透顶才离开的。
记忆里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和我从村南姥姥的家回村北我们的家，姥姥送母亲。乡村夜晚的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土路上，路两边的树因为过于高大而显得有些阴森，姥姥对母亲说：“看看你背后这孩子，一辈子没出息的样。”我在后面几米，但还是听到了。我希望母亲能反驳一下姥姥，但母亲只是叹了口气。
青少年时代，我一直用十分理想化的思维去想象母亲的生存，比如大家族里，人人都愿意帮助她抚养孩子，农忙的时候可以帮她分担劳动。正是这种错觉，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会着母亲，再加上来自周边的仇恨教育，让我想到母亲就把自己陷进绝望当中。
一直等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理解，母亲改嫁，并非很多人想得那么简单。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家族内部，因为诸多至今未解的原因，她常和其他长辈、同辈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未免动起手来。一定程度上说，她也是迫于无奈而走。
等我长大成人，也掉进家族的泥潭左右拔不出脚的时候，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艰难。
3
我的年少无知，让母亲在家族里的境遇雪上加霜。
有一次，我点燃了爷爷家的草垛。爷爷家的屋外，紧挨着墙根，有一个巨大的草垛，每每路过它时，就会产生些奇异的想法，比如忍不住想要知道，火苗会不会从它的中间穿过，烧出一个通道，我可不可以从这个通道爬过去，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
想着想着，好奇心就强烈起来。终于在一天下午，我颤抖着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个草垛。一根渺小的、不起眼的火柴，在与麦草接触之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大的反应。
先是小范围地燃烧，等到我因惊惧而目瞪口呆的时候，火苗已经不可控地变成火球，后又放大为恶魔般的火势。漂亮的通道没出现，我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逃之夭夭。
此后如何收场，我脑中一片空白，我失忆了。
母亲没有打我骂我，只是几天之后跟我说：“去你爷爷家看看吧。”
我沉默不语。
母亲说：“没事的，你是小孩子，如果有人打你，我去找他们。”
有了这个承诺，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爷爷家。
爷爷家的门口，是怎样一个灾难性的画面啊，整个草垛变成了一堆灰烬，地面上是草灰与灰黑色的水汪，房屋的土墙壁，被熏烧得一片乌黑。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默默转过身去，眼神让人战栗。
有个叔叔走了过来，冷着脸对我说：“你知不知道，就差一点，你把这一排房子全烧了。”那排泥坯草房，是父亲带着五个兄弟花了一个夏天建起来的。
我站在草灰边上，宛若站在世界尽头，想要放声大哭，却哭不出声音，哭不出眼泪。生命里仿佛有些东西，伴随着这草垛一起燃烧掉了。
4
还有一次，是我偷了母亲的钱。
大约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午睡的当口，带着最好的朋友，来到了村里的供销社，掏出五元面值的人民币，来买水果硬糖——请客。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沾沾自喜。
没想到，供销社的老头，在我们刚刚返回学校后，就去家里跟我母亲告了状。那张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我把母亲的三十五元都藏了起来，藏在客厅桌子的抽屉底下。偷藏的动机是，可以花掉这笔钱，买一个孩子所有想要买的东西。但我并不知道，这三十五元钱是母亲所有的存款，我们家的家底子。
失去这笔钱的母亲哭泣了三四天，她哭得越伤心，我就越不敢承认自己拿了这笔钱。
母亲问我：“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钱？到底是谁？”
直到供销社老头告发了我，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找回还没被花掉的三十块，母亲可以不哭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个事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母亲因为这件事情，和大家庭里的许多人吵了架，她觉得是别的什么人偷了这笔钱，却没想到“家贼难防”。
我一直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母亲对我彻底失望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内疚感，远远超过其他一切事件加在一起对我造成的创伤。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和母亲谈这件事情。
母亲，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原谅了我，如果是，请告诉我。
5
我随爷爷的整个家族迁往县城之后，彻底和母亲失去了联系。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音讯皆无。
是真的音讯皆无。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远得像个黑点。偶尔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仿佛囚禁了母亲，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状态，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
一九九二年，我十八岁，在街道的一家工厂打工。突然有个人找到我，说母亲要来看我，捎了口信问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母亲可以买来当礼物送我。
母亲可能觉得，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她想要来和我确认一下母子关系。
没有多少人在见到母亲时会尴尬，可我见到母亲时却手足无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那个爱闯祸的孩子的模样。
这次见到的母亲，表情很温和，小时候那个面部肌肉紧张、表情焦虑的她消失了。不知道她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我跟母亲要了一辆自行车。一辆变速自行车，那个时代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大玩具。
母亲带我去县城十字街口的自行车店，我选，她付钱。真开心，那辆车三百多块钱，我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帮我付了这笔钱。我觉得母亲真有钱，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我们两个，都显得挺自豪的。
骑上新组装好的自行车，我一溜烟地消失了，忘了有没有和母亲告别，但母亲那温暖的笑脸，却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后来，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追到了女朋友，再后来，这个女朋友变成了妻子。
所以，要谢谢母亲。她用很少的花费，间接地帮我成了家。
6
我和母亲的联系，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最长有七八年不联系，常见的是两三年不联系。最近这些年好多了，每年春节，当我们一家四口出现在大埠子三叔家，准备去给父亲上坟的时候，我都会见到母亲一面，长则半个小时，短则几分钟、十几分钟。
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伸着手招呼着她的孙子、孙女，和她的儿媳妇热络地聊着天，两人不时地笑，我在旁边给他们拍照，亲热得宛若别的家庭，好像这些年没怎么分开过一样。
但当只剩下我和母亲的时候，场面就冷清了下来。母亲会说“你忙吧”，然后静静地转身走了，我有时会答一声“好”，有时候默不作声地看着她走。从这一走，到再见到，又是一年。
我的性格里，有一些与母亲相似的东西——很矛盾，很顽固，很复杂。会简单地为一件小事热泪盈眶，却会在重大的时刻心冷如铁。
在我最艰难的时光里，从来没有想过向母亲求助。上中学时需要交五毛钱拍学生证照片，我去向一个叔叔要钱，没有要来，但在路过母亲家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找她去要。我想，还是不要打搅母亲，让她过自己的生活。
母亲大概也是一样的想法。她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打电话给我，偶尔有小事，也是让妹妹带话给我。
7
表姑曾好几次跟我说，“多跟你妈通电话”，我口头答应着，每次却在打开通讯录找到她的名字时没有拨出去。因为不知道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母亲会开口说什么。
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母亲，她也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儿子。
除了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之外，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其他的一切，比如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家庭住址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单位上班，每个月赚多少钱，和领导、同事关系好不好，辞职后靠什么生活……这些应该都是一般的母亲关心的话题，可是我的母亲好像并不关心。
除了确认母亲每年会在村口三叔家那里等我，我也不知道母亲的一切，她身体好吗，和家人相处得好吗，冬天有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有人关心吗？
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有人敲门，是母亲来了，她已经老了，老到无人愿意照料，只有投奔她唯一的儿子。
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她的第一句话：
“娘，您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