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曾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之后又把全家从农村带回了县城。我们这个家族的身份，从市民到农民，又从农民变回了市民，不过是十几公里的路程，命运就这么颠簸了一个来回。
梦里
时常梦到爷爷：在他活着的时候，梦到他死了；在他去世之后，梦到他活了。那些梦无比真实，午夜惊醒的时候，看着卧室地上冰凉的月光，心脏会紧得透不过气来。
我会默默地在心里说一句：请您走开，别再到我梦里，我帮不到您什么。也会迷信地想：是不是他在那边，又没有钱花了？今年春节，一定给他多烧一点。
这两年随着年龄增大，也看多了生死，再梦见他的时候，也淡定了许多。躺在夜里，均匀地呼吸着，回想梦中的情境。虽然梦境瞬间褪去，能被记住的场景寥寥无几。
不明白为什么总梦见他，却很少梦见过其他家人。而且在梦里，与他相关的总是不好的事，可以这么说，他是总带来噩梦的人。这不由让我去沉思其中的由来。
这二十多年来
我对爷爷的第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忆，来自一九八四年。那年秋天他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名字叫“花园乡中学”的地方，把正在上初一的我，接到县城去。
从花园乡中学到县城大约有三十多公里路。初秋的乡村公路寂寞荒凉，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觉得这三十多公里，几乎像一生那么漫长。
爷爷曾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之后又把全家从农村带回了县城。我们这个家族的身份，从市民到农民，又从农民变回了市民，不过是十几公里的路程，命运就这么颠簸了一个来回。
回到县城一无所有的爷爷，和他那几个已经分别成家的儿子，在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租住了不同人家的房子。
为了养活家庭，爷爷依次做过这些职业：卖大碗茶、摆水果摊、卖凉菜、杀猪、摆书摊……那时候孩子们好养活，卖几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也饿不死一家人。
这二十年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节从北京回老家，路过县医院门口，看见爷爷在那里摆书摊卖书。
那个时间段通常是下午，书的封面不停地被寒风掀起，穿着棉袄的爷爷歪坐在椅子上打盹。有一年路过时，曾亲眼看到两个偷书的孩子拿起他们选中的书撒腿就跑，爷爷对此一无所知。
有时，我会在书摊那儿坐一刻钟再走。有时，则是路过看一眼，一秒也不停留。
姓氏问题
我从没认真听过爷爷的故事，本能地排斥，不知道是因为有关爷爷的那些往事太过凄凉，还是因为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够。
据说爷爷的亲生父亲姓张，因为某种原因，被过继给了姓韩的人家。这对子孙后代来说是个噩梦，在家乡，改姓是个耻辱的事情。尤其是孩子们在学校遭遇同学们的诘问时，那种屈辱感无法用言辞形容。
爷爷从来不解释。他对这个问题既敏感又倔强，每每家里有人试图向他征询“真相”，他就会憋红着脸狠狠地回一句：“我姓韩，你们就也姓韩！”
在韩家，爷爷被收养的生涯似乎过得并不好，至于哪里不好，他没说过，别人也不知道。但我记得一个情形：他因为顶撞了他的后妈（我的太奶奶），被喝令跪下，而他老老实实地跪下了。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
我对这种暴力反感至极，也曾利用一个孩子跑得快的特点，小心又反复地挑战太奶奶的权威，内心带着“复仇”的火焰，我是想帮他。不过，心里对他也带着一点恨，觉得整个家族生活得憋屈，很大程度是他带来的。
少爷作风
爷爷身上有“懒骨”，这是奶奶说的。
奶奶是地主家女儿，不算是大家闺秀，也算小家碧玉。至于为什么会嫁给一穷二白的爷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那会儿地主家的女儿没人敢娶，一无所有的爷爷光脚不怕穿鞋的，结了这门亲。这也是他被人赶出县城的原因之一。
在家从没干过活的奶奶，嫁到韩家之后当牛做马，农活一样一样地学。清晨到地里，埋头干活到天黑，这种劳碌命一直到她瘫痪在床才结束。
而一直活得很遭罪的爷爷，在结婚后反倒有了“地主家少爷”的福气，在家里吆五喝六，动辄就大发脾气。在地里干活，忙不了一会就到树底下乘凉休息。奶奶经常被他气得半死，但仍然对他很好，每天都会用开水冲一个鸡蛋再洒上几滴香油，端给爷爷当早餐。
凡是劳心费力的事情，他都干不成。出门卖豆腐，卖了一天，一块豆腐也没卖出去。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雪，滑倒了，那一车豆腐都进了水沟。
能不干活就不干活，想发脾气就发脾气，爷爷成了家里谁都不敢惹的暴君。
有一年暑假，爷爷带我去玉米地锄草，不过五亩的玉米地，我们爷俩整整锄了一个月，结果，后面的还没锄完，前面已经锄过的就又疯长了起来。爷爷对此不以为然。“草是永远锄不完的，”他说。
剥削者
在一贯的家庭教育中，孩子是没有财产支配权的，所有人赚的钱，都要交给爷爷。我也不例外。虽然并不情愿，但当某种事物已成规律，我也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在打工岁月里，无论是每月赚八十块，还是每月赚两百块，大部分是要上缴的，大约留下十分之一，给自己零用。
记得有一年，在一家漂白粉厂干活，挣了五百块钱，很开心地交给爷爷，期待得到一句赞扬，但没有。他转手把这五百块给了我一个等待用钱还账的叔叔。我的心肺那刻被气得要炸裂，凭什么？！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因为家里丢了一角钱。奶奶放在柜子上的一沓一角钱，丢了一张，可能是风吹丢的，可能是老鼠拖走了，也可能是压根就没有那么一张一角钱。我被诬陷偷了那一角钱。
为了证实清白，我爬上椅子，拧下了堂屋的灯泡，把手伸了进去，以“自杀”反抗。为了一毛钱，我愿意送掉我一条命，这成为我心里久久过不去的一道坎。
但与钱有关的事，爷爷在两件事情上也表现出了“深明大义”。
第一件事，是我跟他要一千块钱买一辆摩托车。他慷慨地给了我，那辆摩托车成为我青春期最美好记忆的承载。记得当我一脚踹开摩托车，在巷道里加油一溜烟往外蹿，回头看爷爷的时候，他眼里有点儿羡慕也有点儿自豪，可能跟牵动了他的玩心有关系。这个场景，也成为我与他相关的少有的温暖瞬间。
第二件事，是我跟他要四千块钱重新进入校园上学。他把这笔巨款拿了出来，改变了我的命运。
虽然那些钱都是我自己赚的。
矛盾根源
爷爷这一生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最引以为荣的是，自己拥有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但最为头痛的，也是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人多了，家里仅有的那么一点儿资源就容易引发争抢。爷爷与他孩子们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源自他对谁好了一点、对谁差了一点。有人对小时候挨过他的打耿耿于怀，有人对盖房子他没帮衬钱抱怨了一辈子，也有人对他所谓的偏心充满了仇恨。
家族矛盾没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有所缓解，反而随着他的衰老、权威不再，而变得更加激烈。
直到他因为脑血栓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年。不知道这十年当中，他有没有想通，这一切的矛盾根源只在于一个字：穷。而他最大的罪过，是没有改变这个大家庭的命运。这是他没能尽到的父亲的责任，也是他力不能及的责任。
病倒在床上的爷爷，成了真正的弱者。他对每一个前来看望他的人示好。他最后的财产——一座破旧房子的房产证，成为他捍卫自己尊严的最后武器。
可他错把这个武器许诺给了太多人，反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爷爷去世那天，我以为自己会大哭一场，但事实上并没有。看着他呼吸完最后一口气，爱和恨，都归于平静。
爷爷这一生，和许多农民的一生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命运，是这大地上最后的苦难。
纪念他
每年回去上坟，都会做隆重的准备。买更多的纸钱，包好的饺子第一份盛出来为他留着，酒要新开一瓶，下酒菜要四样以上。
亲人的坟墓都挨在一起，但纸钱烧给他的最多，酒菜也是分给他的最多。别人，只是象征性地分一点。
和叔叔们、堂弟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会聊到他，会聊他打谁打得最狠，骂谁骂得最凶，说到最后，有人红了眼圈，叹息一声，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有关他的坏话，在渐渐地消失。他的故事和他的名字，也会渐渐地消失。下一代，再下一代，估计连给他上坟的人，都会变得稀少。
人生可不就是这样吗？连纪念都是短暂的，何况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