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及乾隆朝反腐，乾隆六年（1741年）发生的事很难绕开。这一年，乾隆朝第一个一品大员落马，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被勒令自尽。而发生在山西的腐败案，则留下了更为丰富的桥段。
案件要角是山西二品大员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他们因受贿获罪。皇帝随后勒令彻底整顿吏治，结果山西官场大批官员落马。
彻查弊案的是上任不到一年的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皇帝给他两年时间整顿。其间，他做得最多的事是弹劾属下、调整人事。一年之后，因为如数完赃，萨哈谅的命被保住。而喀尔吉善在成效未知的情况下被匆匆调离。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由于涉案高官均是满人，朝廷内部弥漫着满人是否能够胜任地方大员的质疑。一件弊案上升到满汉之争，那就严重了。
不寻常的官员离职潮
喀尔吉善做山西巡抚属首次外任，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二日之前，这名镶蓝旗后人已任京官二十多年，官至户部侍郎。外放任封疆大吏，属朝廷的任官成例。而接替已在任14年的巡抚觉罗石麟，可视作皇帝重新布局山西人事的一环。事实上，皇帝早已发现石麟谎报省情，而分管民政的布政使胡瀛病入膏肓，调整就有了契机。所以，早前三个月，乾隆帝将四川布政使高山调任山西布政使，更早前的乾隆二年，萨哈谅由广东布政使降一级调任山西按察使。
于是，雍正时期山西的旧领导班子，整个儿都换了。相比另两名要员，喀尔吉善到任最晚，施政却最猛。到任第二个月即发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同知春品尔亏空库粮、勒索商人[72]，两个月后，又将太原府兴县知县陈廷灿撤职——后者审理一起赌博命案时被受贿的仵作蒙蔽，致使凶犯逍遥法外[73]。
乾隆帝看到这些奏报作何反应不得而知，他手上还有几份来自山西的请辞单，请辞时间与查办节奏微妙合拍。
归化城同知春品尔案发一个月后，凤台知县罗着藻自陈“气血益衰”“耳沉怔忡”“两目视而不见”，请辞回昆明老家休息。陈廷灿被撤当天，石楼县署（代）知县陈元梁亦自称年老体衰，递交辞呈，病由竟亦与罗着藻一致：“怔忡复发，服药罔效。”十月十八日，52岁的万泉县知县门迺路请求辞官回家照顾老母亲。十月二十日，新任布政使高山的父亲病故。十一月十一日，广灵县知县韩铨“狂血病症”复发。十二月初七，太原府知府吴谦鋕母亲去世。十二月十三日，洪洞县知县余世堂“忽患便血病症”，“精神疲敝，心思恍惚”。他们请求辞官，皆获准。[74]
这样，三个月内七名官员离职，加上此前落马之数，半年来山西至少出现九个官缺。而他们的离职理由，尽管经上级“验看”属实，也难保不是嗅到风向变化后的自保行为。
喀尔吉善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异动，亦全然未觉一股举报新任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的暗流正涌向御前。乾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当喀尔吉善请求皇帝赐顶戴花翎时，皇帝告诉他：“朕闻得布政使萨哈谅操守不清，学政喀尔钦取录不公……汝为巡抚。何置之不闻耶！”[75]
乾隆帝的严厉训辞正式拉开了整肃山西官场的帷幕，而那些主动辞官的人，明智地将自己置身于事外。
命题作文
如以往数次先发制人打击官僚那样，谁都不知道皇帝的线索从何而来，萨哈谅与喀尔钦的问题也是突然被交到喀尔吉善手里。
从山西省会太原府至北京城，走驿路只有五百多公里，快马加鞭，两天可至。喀尔吉善接到谕旨后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将“操守不清、取录不公”的笼统描述具体化。他查得很快，赶在皇帝派遣钦差吏部右侍郎杨嗣璟之前，就将学政喀尔钦的初查结果上报。
案情大体不出皇帝所料，喀尔吉善在乾隆六年三月初二的题本上说，喀尔钦在乾隆五年分别给长治县武举童生马建烈、清源县武举高连、凤台县武举童生李某以及汾阳县童生卞某冒用他人姓名入学开方便之门，共得贿赂1200多两。另有皇帝所不知道的是，喀尔钦与仆人合作买卖他人妻子，或为己用，或转卖他人。巡抚愤怒地斥责他“纵仆营私，违禁渔色，寡廉鲜耻，玷职负恩，莫此为甚”。[76]
五天之后，萨哈谅的初审结果更富条理地摆在御前。喀尔吉善条陈六大罪状，参奏萨哈谅贪污税银7000余两，纵容仆人多次敲诈勒索属官，又借用蒲州府知府赵某一头花骡子不还。更让人惊讶的是，萨哈谅对仆人贾某与两男子在家中先后“相互淫污”之事懵然不知。[77]
这些“实情”均是喀尔吉善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初七之间上报的，扣去四天的来回时间，他最多用五天就审完了两件案子，还与皇帝预判的案情十分吻合，效率奇高。皇帝在钦差杨嗣璟赶赴山西当天，公开发布上谕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78]，认定二人的贪污行径。杨嗣璟虽被勒令“严审”，但也只需在此基础上再审出详细案情即可。喀尔吉善则面临失察的处分。
通常情况下，地方在任日久的督抚在遇到要案之时，先会自审，赶在皇帝关注之前把案情剧烈程度降至最低，皇帝若后知后觉，就能减轻处分。喀尔吉善的倒霉之处在于，皇帝比他更早知道了萨哈谅的贪腐劣迹，他没有机会大事化小，好在皇帝认可了他的审判，他也没有必要瞒骗。因此，面对代表皇权的钦差杨嗣璟，萨哈谅即便有冤情，翻案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不过，萨哈谅还是试图努力自辩，对于7000余两的贪污税银指控，他只承认1600余两。而仆人勒索属官钱财、伙食费之事，他一概表示受了蒙骗。他说，仆人告诉他，这些银两“原说是情愿送的”，“犯官教他们分用，并吩咐他们不许勒索。谁知他们竟是扣留的，如今审出才知，这是犯官的罪，犯官并未入己”。这与仆人关于他“知情”的口供相冲突。至于借用蒲州府知府花骡子不还，萨哈谅只说原来是让他帮自己买的，并非无故扣押下属财物。[79]
这些指控，萨哈谅均予以否认，他只承认仆人与两男子在家中淫污，这是“失察之罪，实不敢辩”。但要命的是，萨哈谅的自辩仅有口供，拿不出任何能自证清白的物证，唯税收文书支持了赃银1600余两的陈述，但显难改变贪污事实。所谓“乘势吓诈”属员、霸夺财物，均只依多名证人的口供就被证实。
乾隆六年七月，刑部作出裁决，初参罪名全部成立，议以“监守自盗罪”且“侵盗钱粮1000两以上拟斩监候”律论。[80]皇帝盛怒之下，骂萨哈谅“尤属巧诈”，似对其自辩的回应，但在拒绝大臣绞立决的提议后，拟斩立决，解部关押，秋后问斩，又似在预留余地。至于学政喀尔钦，早在乾隆六年五月即已决定，按雍正时“俞鸿图案”例处置，“押解来京正法”[81]。
山西省领导班子里，新任巡抚喀尔吉善在此案中的结局最好，此前因失察被议革职，皇帝以其到任不久，“宽之”，未受任何处罚，山西吏治的烂摊子还需他收拾，皇帝亦寄予厚望：“但自今以后，晋省吏治，全问之于汝，二三年后，若无起色，汝其慎之。”[82]
四天五名官员的落马速度
皇帝对萨哈谅作出最终处罚之前，山西弊案已经上谕传布帝国官场。
作为反面教材，它被用来训斥监察体系的失灵，用来鼓励官员查办浙江巡抚营私受贿案。而在江南水利办理情况的奏折上，它又是皇帝信手拈来的绝佳警语，“近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皆以贪赃之故，朕将置之重典以警其余，汝二人亦宜慎之”[83]。另可借此推动全国性的反腐，监察官员被要求对“各省有关民生利弊之事，俱当留心访察，一有确据，即指实纠参”[84]。
压力最大的显然是山西巡抚喀尔吉善，萨哈谅事发后，皇帝给该省贴上了“吏治废弛”的标签：“山西地方，自石麟为巡抚以来，因循旧习，吏治废弛……贪黩者常多，廉洁者常少。”警告“巡抚喀尔吉善，毋得徒事文告，而不实心奉行，以致属员阳奉阴违”。如果一二年后，“朕倘有所闻，当特遣大臣，彻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彼时不得谓朕办理过刻也”[85]。
可以说，山西省反腐或查办官员的成绩如何直接关系到谕旨的执行力度。喀尔吉善的确很努力，但皇帝总是不满足。乾隆六年五月三十日，喀尔吉善参奏平阳府知府章廷圭不法。皇帝怒斥：“不特此也，刘士铭声名亦平常，汝知之乎？总之晋省吏治废弛已极！”[86]六天后的六月初五，喀尔吉善再往前一步，四天内一口气查出五名知府或知州有问题，效率再创新高。月底，他汇报到任成绩时，称“到任以来严查地方陋规，凡有玷官方，有累民生者，搜剔禁革”。皇帝却并不买账，“此非一奏所能了事者也，须实力永远行之”。[87]
喀尔吉善继续查案，所办官员层级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愿冒风险。潞安府知府刘泽民是其亲自从忻州知州任内提拔而来，然而喀尔吉善发现，刘泽民任知州期间倒卖税粮、克扣商人货价，巧立诸多附加税，又在一起强奸案中明显偏袒施暴方，威逼受害方改供，“民以为冤”。不仅如此，刘泽民还送给萨哈谅81亩良田。[88]
皇帝立即撤了刘泽民的官。乾隆六年九月，喀尔吉善越战越勇，举报三品官、河东盐运使博启图“贪鄙婪索”，后者反击喀尔吉善诬告。皇帝派出钦差审后得知举报属实，喀尔吉善立功了。而全国同僚也在帮山西的忙。乾隆六年八月，山西新任布政使吕守曾被查出在浙江任职期间贪污受贿，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告诉乾隆帝，山西新任按察使吴龙应在武昌道内克扣库银。
反腐成就四面开花，致使山西官缺十分严重。自喀尔吉善到任以来，截至乾隆六年八月，至少有18名官员落马，若加上主动辞职的官员，至少有26名官缺等待补齐。乏人如是，皇帝不得不考虑轻惩官员。如泽州知府李肖筠、汾州知府张坦让，因对喀尔钦弊案负有“防范不严”之责，吏部建议革职。皇帝考虑到“山西知府降革者甚多，尽行更换新任之人，恐于风土民情未能熟摺”，再加上喀尔吉善大赞二人“办事实心、老成历练，实系知府中杰出之员”，特开“格外之恩”，“革职留任”，戴罪办事。[89]
在乾隆六年五月发给喀尔吉善的朱批上，乾隆帝只给他两三年的时间整肃吏治。随着七月萨哈谅案结，喀尔吉善的反腐动作亦变得不那么激烈，九月参奏博启图是其最后一战，接下来一年内，查案已经让位于频繁的人事调动。
皇帝对此较为满意，乾隆七年九月他收到一份喀尔吉善的丰收喜报，遂批示“欣慰览之”，冬至后可来京“陛见”。然而喀尔吉善没等到陛见的那一天，当年十二月十四日，他被火速调往安徽担任巡抚处置赈灾事宜，结束了山西两年胆战心惊、鸡飞狗跳的巡抚任期，吏治整顿成效如何再无人问起。
汉官的疑问
山西腐败为何如此严重？贪官的贪腐手法并不特出，勒索属官、商人，克扣税粮、库银，受贿徇私等都能在其他任何一省找到相应情节。
特殊之处或许在于山西的省情。该省处于中原农耕与西北游牧区的分界线上，大清一统，废长城而不用，但地域上仍有明显区隔，驻扎塞外震慑蒙古的数十万清兵及蒙古牧民需要粮食、布匹、食盐。而山西省境内的归化城又处于通往塞外的关键驿道上，交通便利，渐成塞外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贸易枢纽。著名的“晋商”乃至皇室人员在此经营长途贸易，商业十分繁荣，官员想牟利并不难。山西又是较早实行火耗归公的省份之一，在当地官场，大量正税之外的附加税被用作养廉银，官员在附加税之外再加附加税的手法比其他省份用得更早，积弊更深。萨哈谅被控的罪行之一就是侵夺税银，而喀尔吉善上任查办的第一个官员就来自归化城。
让乾隆帝措意山西吏治的契机并非偶发。事实上，萨哈谅在被举报之前，皇帝已有拿他问罪的先兆。萨哈谅调任山西按察使，本就是皇帝不满他在任广东布政使期间趋奉两广总督鄂弥达的结果。但在两封君臣二人秘密交流的奏折上，萨哈谅矢口否认，且又多次回避这一话题。在一份谢恩折上，他分析调任乃是“因即就近迎养，得以母子相依”[90]，方便照顾老母亲的缘故，罔顾皇帝“调汝山西原谓汝趋奉鄂弥达耳”的明确提醒，似乎并不知错，皇帝甚为恼怒，他指责萨哈谅此举“甚属无知！”训斥他“汝向来取巧之念，全然未改，奈何！奈何！”[91]骂他为“怙恶不悛之小人耳”。萨哈谅遭重责，两个月后，“顺利”出事。从这点上说，山西的萨哈谅弊案可谓两广总督鄂弥达案（纵容仆人侵占煤矿）向山西省宦海投出的一颗石子。
萨哈谅最终没有被问斩，他撑到了乾隆八年，如数交齐赃款，减免死罪，最终发配边疆。乾隆一朝再无萨哈谅的官方记录，可见该案影响不容小觑。由于萨案中被参的高官均是满人，它引发了汉官对满人是否胜任地方大员的质疑。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人、工科给事中杨二酉奏称“满洲用为外任，恐伊等于子民之道多未讲习，有失闲检，顿罹罪，殊为可惜”。他认为满人素质较低，不好再派去外地当官了。作为有满人血统的皇帝，乾隆的反应可想而知，但他采取发布上谕的方式公开反驳，颇有乃父之风。驳斥主要有这么几点：
1.满人以前数量少，只够当京官，现在人才多，就任地方官，正好可以学习做官。
2.京官也能做好地方官，调其外任，并非为考虑满人的生计。
3.满人不懂得“子民之道”，汉人也一样要求幕宾帮忙。
4.现在任用的满人比那些衰老、迟钝的汉人进士强得多。
5.汉人贪官更多，但并不妨碍任用汉人。杨二酉心存满汉歧视。
皇帝极尽所能为满人辩护，但最终承诺，满人外用前先行考试，文理不通者弃之，即在变相承认的确有些满人素质不行。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要知道，地方总督级的封疆大吏多是满人担任。又由此可见，即便在满人权力最强大的盛世，汉人的优越感仍足以提醒皇帝卑怯的身份意识，触发“满汉之争”。杨二酉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他的奏折让皇帝公开讨论满汉差异，再次暴露了帝国内部的满汉紧张关系，使这起本来极为普通的山西弊案，变得并不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