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0年，乾隆帝上台五周年，署（代）福建巡抚王士任落马。作为封疆大吏，他被指控贪污税银1000两，被罢官、流放。
案发颇为偶然。王士任审理漳州府知府王德纯受贿案时表现反常，引起钦差御史与闽浙总督德沛的怀疑，德沛跟进调查，遂牵出了一桩贪污受贿案。审理过程中，又发现了其他封疆大吏涉案的线索。
乾隆帝闻后感叹，“以督抚而自不能保一身之操守，皇考时并未有此也”[50]，是“明欺朕年幼也！”[51]不过，怒则怒矣，乾隆帝给予了轻重不一的处分，耐人寻味。
武举弊案
一切都可追溯至乾隆元年的某一天。当时还是福建盐驿道道员的王士任，与时任漳州府知府的王德纯、时任福建巡抚的卢焯凑在一起，商量处置一件武童生（享有武科生员考试资格者）冒籍案。
案情是这样的：漳州人何承玉本已花钱买到监生功名，按律不得再次参加武举，却在乾隆元年春天、十一月两次试图改名参加，均没有成功，第二次还被王德纯抓住。何承玉面临革去监生资格与杖责的处罚。
这是最常规的处罚。据王士任说，在巡抚卢焯面前，王德纯力主轻罚，不革监生资格，不打屁股——这一免除处罚的主张，与他本人要求的“重罚”起了冲突。[52]
王士任的主张是大清律应有之义，标榜的“重罚”其实不重，不过卢焯认定，二者“轻重不一”，要求再议。最后，卢焯听从王德纯的主张，以冒籍“无关行止”为由免罚。
如此蹊跷的处置在四年后东窗事发，审案官恰是已升任巡抚的王士任，卢焯已调离。作为王德纯的上司，王士任查明，王德纯之所以建议免罚，乃是拿了何承玉的钱。
乾隆四年，皇帝向王士任询问此案，王士任没有提及王德纯如何索贿和索贿数额，他只是向皇帝报告了案中卢焯、王德纯以及自己扮演的角色，恰如上述。他试图让皇帝相信，自己没有责任，是卢焯与王德纯联手制造了这起腐败案。
目前尚不清楚乾隆帝从何处获知案情，他只告诉王士任，王德纯还敲诈长乐县与福清县知县、邵武县老百姓，在贡生争地一事中谋利，调戏花旦小娇。明面上，皇帝比王士任知道得更多，诸如索贿520两、争地谋利50两这些细节也尽在掌中。[53]王士任似乎没必要冒着犯欺君之罪的风险撒谎。
看起来事情到此为止——王德纯贪贿，王士任没有干系，但身为督抚，归属“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序列，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负有监察尤其是举劾下属的职责。王德纯贪污，王士任竟然未及时上报皇帝，这是失察。
所以在奏折中，王士任数次陈明，他早“知其声名不好”，自己升任福建布政使时，王德纯虽有所收敛，“然臣终不敢信其为人，每于该员进见之顷，严加训斥，冀其改悟，所办政事，留心稽核”，对他早有告诫。王士任还说，自己升任福建巡抚之后，“曾将王德纯居心难信，操守尚须不时密察缘由，据实奏闻在案”，早就将王德纯的德行上达天听。[54]
这番辩词，乾隆帝没有立即采信，他在发回的朱批中仅简单表示“知道了”，亦无宽慰之词，随后又派刚刚从翰林院编修毕业、欠缺行政经验的朱续晫担任监察御史，赶赴福建审理王德纯案，届时“此案自然明白矣”。
皇帝又派将军策楞、新任闽浙总督德沛参与会审。王德纯案的审案官从王士任一人增至四人。对王士任来说，由第三方钦差参与审案而不是督抚自审，充满太多变数。
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惯常手段，面对千里之外的案情，如何获得较为多元的说法，尽可能减少被蒙蔽的可能，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审案官中安插多个具有密奏权的眼线。眼线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每个眼线构成一个独立信源。不过，审理过程中，王士任的表现很反常，其他三人基于不同的考量，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很快作出决断。起初与此案并无关系的王士任，被查出了关系。
百方阻挠
钦差御史朱续晫在乾隆五年三月十五日抵达福州，逗留了近一个月方离去。会审的王士任、德沛、策楞的奏本，都比朱续晫更早抵达御前。[55]其中，王士任在朱续晫走后的第二天就写好奏本。德沛酝酿的时间更长，会审结束12天后才提笔写完。
尽管王士任与德沛同住福州城，但二者对王德纯案的看法、结论截然不同。王士任并未向皇帝多说案情，仅以“其各款情节与臣前审无异”带过，还不忘记提醒皇帝，前任总督郝玉麟、巡抚卢焯包庇了王德纯，自己无错。乾隆帝不予置评，仍以“知道了”回复，他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德沛的奏本上。后者虽然迟来，却提供了更多新信息，且字字针对王士任，概言之，有如下几点：
1.会审时，王士任不满朱续晫问得太多而阻挠，遂与朱续晫发生口角。“王士任有‘我下次不来会审’之语”。
2.商量案件最终的奏稿时，王士任要求删去某一段口供，增加前总督郝玉麟、巡抚卢焯包庇的内容，遭朱续晫拒绝，“王士任遂当面有恐吓之语，而背后有谩骂之言”。
3.王士任对朱续晫的到来有着近乎变态的防范。朱续晫到来之前，王士任先是要求巡抚下辖的“抚标”绿营“捉拿聚谈、讹传、窥探、打听之人，务期街道肃静”，又“差长随张英”指使他人托名查监，“与王德纯密语多时”。朱续晫来了之后，又派兵暗中监视朱的寓所。[56]
上述见闻让德沛起了疑心，“会审案件只须秉公推鞠，何用防范他人？”他推测王士任与王德纯有勾兑，生怕钦差御史知道。德沛暗中调查，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王士任曾当过王德纯下属，其间备受后者敲诈，王士任升职后，角色反转，为报复加倍敲诈王德纯。[57]
德沛的奏本可谓一石三鸟，他发现了王士任与王德纯案的牵连之处，独家查明敲诈索贿的事实，一方面履行了监察下属的责任，一方面提供了当事人之外的独家信息，一方面平复了福州城内不利于他的舆论。王士任传出敲诈受贿后，福州城内普遍猜测德沛因“与巡抚同城，不能自脱”[58]，德沛及时查明，并自责失察，支持朱续晫执法，及时切割，及时甩锅，“时服其公”。
奏本直接促使皇帝暗中命令“王士任着革职”[59]，皇帝甚至没有再追问王士任本人，也没有再衡量其此前的辩词。新增的王士任案遂与王德纯案一同审理。
钦差御史朱续晫回京所奏，更让乾隆帝坚信自己的判断。朱续晫称，王士任不愿意让他再审王德纯一案，一开始好言相劝，后又拿出恐吓姿态。会审时又“多方阻挠”，对王德纯本人关涉极深的“何承玉冒籍武考案”特别用心，“叙得日月太分明”。朱续晫还说，王士任私自写了一份案情奏稿，要他“改用”，“臣不肯从”，并数次将案情奏稿寄给前总督郝玉麟看，来往甚密。[60]
种种迹象令朱续晫感到可疑，但“未得详访其实迹”，于是在奏本上对王士任进行人身攻击，“细观其为人，机诈为心，既弃臣节而趋利，巧伪成性，复借钦案以营私，居心行事若此，岂堪封疆重畀”，指其道德败坏，不能再当巡抚。[61]
乾隆帝得此两大报告，便在乾隆五年五月十二日公开发布一道处置王士任的上谕，认定王士任“婪赃作弊”，“不意其负恩一至于此”，实属“丧心病狂，小人之情态毕露”，督抚作为一省官员的表率，必须廉洁，更何况“朝廷厚给养廉”，工资本身就很高，不应该私下接收下属的馈赠。再者，前总督郝玉麟对王德纯贪贿行为不但没有举报，还带病提拔并强烈保举他，“是诚何心？”福建一带奢靡之风盛行，郝玉麟“未能屏除一切”，不能早为预防，造成行贿受贿“为吏治官方之害”。[62]
皇帝不仅公开批评福建一省的吏治不行，还将事件拔高到政治罪。他说，上述行为如果放在雍正朝就是死罪，必然不敢这样贪贿。“今敢如此，是明欺朕年幼也！”[63]
欺君之罪的罪名一经公开发布，王士任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可能翻案，接下来唯有在量刑上做点文章，只是他本人并无发言权，命运掌握在德沛、策楞的手上。
尴尬的抄家
王士任与王德纯的身份终于统一成了“囚犯”。王德纯案情不必多审，他已承认受贿、索贿，被判死缓，德沛与策楞把重心转移到审问王士任上。三个多月后的八月二十九日，策楞向乾隆帝报告，王士任承认自己“婪赃”“勒买器物”，在担任盐驿道道员、布政使期间，又挪用本应上缴户部的税银1000余两。策楞骂他“赃迹累累，实属丧心病狂”[64]。
按大清律，官员监守自盗，判斩监候，若在候斩期间能够如数缴还赃款，可免罪或减等，罪名可谓既重又轻。王士任在一年内完缴了赃银，按律免罪，但刑部堂官考虑到其“身为大员”，却“恣意侵蚀”“赃迹累累”，不能当成普通的监守自盗案处理，几经权衡之下，建议流放塞外军台效力。
乾隆帝准予奏请、发布处置命令时，已是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了，王士任已在狱中待了两年多，被流放意味着进入另一个监狱。尽管如此，皇帝仍然紧盯他，乾隆八年五月二日，密谕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密查他威海老家的资产，理由是他“处处寄顿家私”，在各地储备家产。
喀尔吉善马上派登州府知府姚永泰秘密调查，将家产列成如下清单：
住房一所，约值价500余两；
新房一所，约值价1000余两；
田地，约值价1000余两；
欠账，约有600余两；
器玩首饰衣服等类，共值价2100—2200两；
以上共值价5300—5400两。[65]
不得不说，王士任十八年宦途生涯，当过五年布政使、两年巡抚，最后遗留的家产只有五千余两，实在少得可怜。毕竟，有些巡抚光一年的正规工资——养廉银就有上万两之多。无怪乎其子王兆鹏面对查办人员时，颇有底气地说：“父官闽十余年，持身清白”[66]。
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怀疑，王士任老家钱不多不代表他在江苏新阳、福建福州等任官地没有余产。喀尔吉善后又查出王氏所得古董玩器洋货甚多，且在“苏州曾开有古董铺，货物价值约及万余两”，又在登州、莱州等地经商贸易，放给商人4000余两的债务。[67]这些足以坐实乾隆帝关于他“寄顿”“隐匿”家产的怀疑。
爱好收藏的乾隆帝，迅速把线索交给江苏巡抚陈大受查办，不过事与愿违。陈大受在苏州没有查出任何归属于王氏名下的古董铺。皇帝不无失望地警告：“若稍存为彼之心，则是自误也”[68]。
查抄家产行动至此被卡住，皇帝若从区区价值5000余两家产的官员家中搜集他的心头之爱，实在尴尬得很。恰在此时，乾隆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兵部查出王士任还有未交完的蒙古八旗军人赡养费792两；一年后的五月初二，王士任病故，这两件事给皇帝处置家产制造了一道台阶。当月，正准备封存家产的地方官接到的旨意称，念及“罪已干冥谴”，家产奉还家属，但792两银子还得上交。[69]
王士任之死，意味着案子尘埃落定，但该案的其他“有罪之人”仍需收拾，比如前任闽浙总督郝玉麟、巡抚卢焯被指控包庇，并有受贿嫌疑，该如何量刑？郝玉麟是雍正帝遗留给乾隆帝的大臣，办事屡受夸赞，皇帝若有心将他脱罪，需要费一番脑筋。
脑筋急转弯
按律，下属犯罪，上司有失察之责。王士任诈索王德纯，作为上司，既贪，又失察。
二人犯事的时间是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年，他们的共同上级是时任闽浙总督的郝玉麟（雍正十年至乾隆四年任）、巡抚的卢焯（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三年任）。要命的是，郝玉麟还举荐过王德纯，按律应追究保荐人的责任。
二罪并罚，轻则罚俸，重则降级。乾隆五年八月，王士任案查清，吏部建议将郝玉麟连降四级。乾隆帝不允，而是命令现任闽浙总督德沛调查，如果郝玉麟的确收了王德纯贿赂而对其保举，再连降四级不迟。
相比对王士任的快速处置，乾隆帝要求必须有受贿的证据才重罚郝玉麟，等于在律例之外临时增设了一个条件，更制造了一个模糊的空间。德沛深谙其意，他向皇帝报告说，虽然王德纯每年送郝玉麟礼物，但这是“心怀感激”之举，后者欣然接受，并不算受贿。乾隆帝也顺势说：
“此等馈送，惟清操可信之大臣，方能概行屏绝，若寻常督抚中，难保其一无收受”，意思是说，这种礼品赠送一般人都免不了，郝玉麟此举也正常，“此与因事纳贿者，尚属有间”，离贿赂的行为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最终，郝玉麟的处罚得以减轻，连降四级改为连降二级。[70]从吏部尚书降为刑部右侍郎候补。
皇帝在稍后的谕旨中道出了从轻处罚的原因，郝玉麟“系皇考简用之大员，历外任甚久，人亦谙练老成，若照部议降调，稍觉可惜”[71]。很明显，皇帝不重罚郝玉麟的理由除了受贿行为不成立外，以往表现不错是减免处罚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决定性原因，显示出“对人不对事”的处分逻辑。
对王士任案的另一涉案人员卢焯的处分更能说明这一点。卢氏虽逃过了王士任的举报，但在乾隆六年浙江巡抚任上被参奏营私受贿，官位与罪名同王士任一致，处分节奏也与王士任一致：闽浙总督德沛奏请革职，卢焯立即缴纳赃款，被发配军台效力，事发于乾隆八年，比王士任被流放的日子仅晚了一年。不过，卢焯远比王士任幸运，他没有被抄家，并且仅仅因为皇帝南巡时在浙江看到其修建的海塘工程，“念焯劳”，被召还重新起用。王士任在福建曾经的善政则提不起皇帝任何兴趣。
余话
起于乾隆五年，延续至乾隆十年的王士任案，以主角之死告终，它激起的余波关涉前闽浙总督、巡抚等要员。此案由下属王德纯案牵出，再往前追溯，若非“监生”何承玉冒籍武举事发，王德纯与王士任等人的麻烦不会这么早到来。
清制，督抚大员集地方司法、民政、军事权力于一身，王德纯案完全可以在王士任手上慢慢消化，即便往后牵出王士任案，也可以在新任闽浙总督德沛手上“妥善”处置。这些稳固的“定量”被皇帝密布的眼线以及派出的钦差打破，而后者作为皇权制造的“变量”，受益于奏折制度。从这点上说，秘密举报在形式上有助于查案。
然而，无论案件查得有多清楚，其面对的最大的变量仍是皇权。王士任、郝玉麟、卢焯均涉嫌“受贿”，却受到了轻重不一的处罚。一个案结之后还被皇帝追查并不厚实的家产达三年之久，一个却被人为制造定罪理由而后想法回护、轻罚，另一个因念及辛劳从流放地召回重新起用。
皇帝“对人不对事”的处分逻辑所制造的不公，许多官员特别是监察御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嘴上不说，沉默一至于此，连乾隆帝本人都看不下去了。乾隆五年十月，针对王士任案由督抚大臣告发而非专职的监察御史告发的情况，乾隆帝训斥大学士九卿“果能留心于平时，则各省大吏中作弊营私者，谅无有不烛照之理”，然而“若既已知之，复存避嫌之心”，斥责其失职，告诫举报“无存瞻顾”，不要有什么顾虑。翻阅《清高宗实录》可知，这些鼓励说话的命令自乾隆即位以来就不停发布，然而收效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