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慌乱着去追黄老师。不料脚下一滑，泡沫底的鞋此时失去了防滑的能力。我左腿朝前伸去，右腿半跪在地上。地上如石头的冰凉和坚硬，人们称这种气候形成的地面叫着光头凌。我不顾一切地爬起来，边跑边喊。嘴唇疼痛又有血在流。黄老师站住了，我上气接不住下气地站在他面前。
“有事？”黄老师问。
我上前一步，问：“大浩现在咋样？”
他说送到医院，校长做的担保。医疗费给我们垫上了，等我们去了再说。我明白了。只是我不知道三憨子哪儿去了？我感到了冷，那种让我冷得浑身发抖的冷。雪花儿打在我脸上成了多边形，路上少见行人，田野里更是无人，公路上的楼房门紧闭着如沉睡人的眼。天上没有一只我能看到的鸟。我走到家门口时，又有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觅食。我又想起那只飞蛾子死在灯下，三憨子的脚下。
我决定去二嫂家问问，也许她比我知道的更多。我锁了门，雪花儿飘在身上我不再冷了。因为心中一团火燃烧着，将把我烧焦成碳。
二嫂商店与以前相比冷清多了。与人不同的是无论雪下多大，她的门总是开着给自己一些商机，也给过往的人一点温馨的感觉。有等车的人和下车的人停留在这儿买点东西，男人的烟，女人瞅着棒棒糖和糕点，或日用品动了心就会买。
我走去，门前站着几个人，等车的或串门子的。只是他们的双眼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希罕物。我进屋，有几个人在讨价付钱。等候时机我问二嫂：“你知道三憨子咋去了？”
“不晓得。”二嫂话说得想冒火。
门外进来一个人问我：“你姓周？”
我惊讶地抬起头说：“我不认得你。”
“看看，你肯定不认得我，可我认得你，你是作家吗？”
我脸红了。心里却有了暖意，说不出的自豪感。
忽然，二嫂说：“三憨子不是去大浩学校里了吗？”
我一惊，又觉得没啥子不对。我说：“大浩的老师来了，说他没去。”
二嫂摇摇头说：“今儿个咋啦？老想发火。一早起来就吵架。”她指二杆子。
二杆子坐在那儿看蓝球赛，什么甲A，什么红牛队……他看得出神，进来买东西的人或停留的人，他看都不看一眼。我说的话引起了他的警觉。可他不舍电视上进球的喜悦和失球的遗憾，他仍坐在那儿看。
买东西的人有进有出，外面的雪花落地无声的微妙。有汽车套着防滑链走去的沉重。我喃喃自语烦躁不安地说：“这人能去哪儿？
“你这个人，跟你说几遍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二嫂在密密麻麻的账本上理着她的财气，忽然她抬起头说：“你欠我们的账，还没还。”
“啥账？”她又在糊弄我，我并不吃惊。
二嫂眼不看我声音洪亮地说：“你说啥账？你叫唤啥子？”
“你这人咋这样，我随便问一下。”我噎着一口气争辩着。
“你问，我不许你问。”二嫂有了不讲理。
二杆子“啪”地关了电视，伸着脖子冲着二嫂说：“你咋回事啊？没事儿找事儿。”又把电视打开。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如不说。但还是说了出来：“你咋不讲理？”
“咋个不讲理？”她把账本甩在我面前，我连看都不看，账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是她认定的事，一定要实现的。这是她挣钱的窍门。我无话可说，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了。为账上的事，三憨子和她吵过。吵归吵，穷人脖子没犟筋。
我出气儿不均了，昨天大浩的老师打电话他们为啥子不接？我说出来。二嫂一愣，她说她记不得了。她的话说得低沉，不知为啥子，她突然发起了火，脸上露出鄙视。
二杆子忽地站起身说：“滚，都给我滚。没事——”二杆子咽了口气又说：“你们没事儿找事儿。”
二嫂眼蒙上灰尘的冷漠，望望我，又看看二杆子没说话。
班车来了，上去了两个人，又下了三个人。我正想和二嫂说清她账本上的事，说清了了个场。又进来几个人买东西，所以我把想吐出的话又咽回去。二嫂递东西，收钱放在柜台里。她不冷，而我却冷。
我该走了，我从侧门走出来时，四尖子从正门进去。他进去就问：“三憨子给你们找人还没回来？”
我转过身眼盯着四尖子问：“你说啥子？”
四尖子脸红了。二嫂插过来问他买煤吗？他们走去弄煤，我则挺着胸站在他们面前说：“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他给谁找人？你晓不晓得大浩正有病？没人去照看？”
“你咋想发脾气。今儿里都咋了？”四尖子眯着眼笑。
“够了。”二杆子又啪地关了电视说：“要吵你们出去吵去，这是我的屋。”
外面进来一个老妇人抱着孙了，孙子哭着要吃雪花饼。二杆子又重新坐下继续看他的蓝球赛。
三憨子到底干啥子去了，他们遮遮掩掩的话，让我愈加疑惑。二嫂在捡蜂窝煤，踢踢嗵嗵的弄破了一些，显然她有发不出的火。四尖子与她讨价还价，每块煤四毛六还到四毛。这如割二嫂身上的肉。
我回去，猛地我想到了大浩——四尖子……对，可以问四尖子要回他欠我们的钱。
四尖子听了，不是恼火，而是平静地说：“钱已经给你们了……你是不是钻到钱眼儿里了？”
“啥时候给的？我咋不知道。”我努力地回想着。
“你是不是迷糊了。”他在给煤钱，一大把的钱。
我终于想起来了，那五百块钱，啊！不对，他种我们的地是一千好几百块。于是我说出来。
四尖子不吭了。他转过身语气低沉地说：“你儿子啥病？啊！要命的病啊！”他连重复了几遍。
“懒得理你。”我也想发火。
不管是我不理他们，还是他们懒得理我，我看到四尖子摇头在笑，面对着二嫂和二杆子。他的背后是我，被他们孤立着，我不由得哭了出来。
“滚出去哭。”二杆子忍无可忍。
我仍哭，哭得有气无力。据理力争地说起他们合起伙欺骗的行为。说起前十年，前几年的事，成为捏在我手里的把柄。树园子的那二三十棵树，他们一直认为不该有我们一份，当时安贵叔在场，他是我们分家时的证人。安德叔死的时候，安贵叔跟我说过，不公平的是我，大嫂当时的情景恨不能吐口唾沫把我淹死。我说这些只是事实，没想怎样。
二杆子听了，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站在这儿看我一口唾沫能把你淹死吧？”他忽然又笑。
胡搅蛮缠。我气若游丝。
“大嫂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她是个懂理儿的人。我对你说，别人的话少听，别人在挑弄是非。”二杆子的语气声硬。
我走出来。不再和他们嚼舌根。路上依然少见行人的清静。偶尔有人走来，也是小心翼翼地踩着地面，顾及不了我的存在，也留意不了我的悲伤。有车驶过也是加倍小心地开，不会因为我而分心。我失望了，开始想三憨子，我有话想跟他说。也想到儿子，他的安危牵挂着我。
我一路哭，一路提防不慎滑倒回到家，无人的冷清。一夜，三憨子没回家。
早饭没做，我也不想吃。我倚在门口，望着雪白的地里终于走来一个人，走过的脚印沉重而歪曲。三憨子进屋，我忍不住哭，诉说着昨天的经过，以及他们恶毒的话。三憨子听着，一言不发。
我泣不成声。
三憨子脱掉鞋，掀开被子和衣而睡，他的疲劳想必他一夜没合眼。我问大浩的情况，他才坐起身，也许他觉得大浩的情况应该和我说。他点了一根烟，吐了几口烟雾，才对我说起大浩是因为太懂事了，省着吃把钱用在学习上。“谁让我们穷啊！”三憨子说。
我问：“伤筋动骨那不得一百天？”
三憨子没吱声，他只说回来弄钱，后晌他要赶去。忽的我想起昨天，我问他昨天到底去哪儿了？
“咋了？”他疑惑了，“你咋知道我去哪儿了？”
我说：“四尖子说你替二杆子找啥人？大浩的老师也来，后晌三点多钟。”
三憨子无话可说，扔掉烟头陷入到沉思中。他在思考着该不该告诉我他的去向，他说他替二杆子到城里某个地方找一个叫陈志平的人，一个号称黑道老大的人，他说二杆子和文海叔的事还没完，然后他才说去了学校。
我听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三憨子走近我，扯着我的胳膊说：“起来。”
我雕塑般地坐在地上。
他仍扯着我的胳膊说：“起来，地上凉。”声音缓和着有些低沉。
我死一样的无反应。
他怒了。将我提起朝地上一摔，“嗵”的一我被碰在界墙上，头和身子反弹着再次碰着墙。我身绝气亡的倒在地上，三憨子用手在我鼻子下摸了摸，然后，“嗵”的一声脚踢在我身上骂道：“婆娘，装死你。”
我脑子里嗡嗡地响，没有还击之力。
“你给我装死哦。”“嗵”一声又一脚踢在我身上，我无知觉的痛。我梦游般地抽出点力气，想维护自己那少得可怜的自尊。三憨子看出我想还手的用意，他蹲下身用手揪着我的脸说：“你不得活了你，你想打我？下辈子吧。”
我使出全身力气朝地上吐了口血，看着他扬长而去。他又转过身来说：“要不是看在两个儿子的面子上，早就不要你了。你还以为你还是个人？”
我绝望了，三憨子说我妨人，是个疯子。四尖子说我妨人是个憨女人，公婆以前的鄙视，姑姐姑子……妯娌们……二杆子打过我，大嫂娘家人打过我，三憨子这次的打注定是一生的诀别，我要让他后悔。
我走出去，早在我的小说《胎儿带》中就埋下了我早晚得走的这条路。我的苦难伏笔着我的现在，如三憨子所说的，不是两个儿子，我早就不是人了。我没有犹豫，早在春的时候，我从别人家找来一瓶敌敌畏，用来治桃树上的虫子。那时桃花开得艳艳的花瓣落下，有指头顶大的桃核泛出嫩绿的色彩，招来密密麻麻的虫子咬掉桃核的花，药效治住了虫子，药留下来或许有用，当时我想。
我扒开杂乱的东西，这是我藏得最隐秘的地方，打开瓶盖那一刻闻不到药味的浓烈。我很平静，雪花从空中落下来在我身上，没有了寒冷。一阵强劲有力的风刮来，药瓶差点掉在地上。之后风小了，我嘴对着瓶口“咕咚”一声咽下，涩酸的难受。又“咕咚”咽下第二口，心里有了隐剧的痛。第三口喝下，不再感到有“咕咚”声了，而是内脏中烧灼的反应让我失去了辨别能力。我手一抖药瓶掉在雪里有一个深窝，药液洒在雪上酱红色映湿了一片。
我晕得摇晃着走进屋，想去寻找属于我的东西。三憨子睡在床上打着呼噜。我拉亮电灯翻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我看到了我收到的两本杂志，信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的姓名。我心翻滚了，喉咙被涌出的毒液封锁住呼吸有了困难，内脏里翻江倒海的烧灼。我忽然看到一丝希望的光亮是我一生追求的信念。我想抓住那光亮，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犹豫了，不，是我后悔了。
生与死一瞬间，仅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