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杆子来了，我正在洗碗。灯吊在头顶上，忽然有一个啥东西嗡嗡地扑来撞击着灯连扑几下，随着嗡嗡的声音坠落在地上，灯摇拽不定地晃着。我蹲下身看那东西，却不料被闯进来的三憨子踩在脚下，“啪”地一声脆响，我听着跌坐在地上，推开三憨子的腿，责怪着他眼瞎了。
“咋子啦？”三憨子瞪着眼愣在那儿。
我搬开他的脚，看着已成为肉酱的黑色虫子问：“这是啥东西？”
“飞蛾子。”三憨子看也不看地说，心事很重。
“飞蛾子？”我害怕了，不是有个词语叫飞蛾扑火吗？蛾子扑开翅膀朝灯的光亮急不可待地撞去，结果伤了自己。一个奇异的念头——我想却又不敢再想，已经冬的天哪还有啥蛾子？即使蚊子也少见。我开始搜索着记忆中有关传奇与灾难的片段，串起来我回想着。
一九七○年，我五六岁，记忆中连续不断的阴雨天，引发了丹江工程的洞口涨水，淹死了很多人。涨水的前夕，我的邻居秦妈妈睡在梦里，不断被恶梦惊醒。醒后感觉有蚊虫叮咬她，她点亮灯，看到一个大苍蚊叮着她的胳膊一动不动，她伸手拍打，胳膊上有蚊虫叮咬的血红印子。秦妈妈想这会儿也许能睡到天亮，谁知她一转身，糊着报纸的墙上稳稳当当地又叮着刚才的那只蚊子。秦妈妈害怕了，直到天亮，有人说她的儿子在洞口里淹死了。秦妈妈如梦初醒。她抱住我妈大哭，说那两只蚊子是他儿子的魂回来了。与此同时，孙奶奶的侄女，跟着她长大的没爹没妈的姑娘，也在那个晚上脱化成一匹白色的马，站在孙奶奶的门前。孙奶奶以为有贼打开门，破开喉咙想喊抓贼，却看到那匹马站在她面前，垂泪般的忧伤。孙奶奶没想到啥子，她以为哪儿的马跑到这儿来了。她想把马拴在树上，等失主找来还人家。可是她没能想到那匹马站在她身边嗅了嗅，然后奔蹄地跑了。开始跑时，一步三回头，然后头不回地跑去，孙奶奶看着看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侄女的噩耗传来时，孙奶奶才断定那马是侄女的化身，马又是仙女的象征。
那飞蛾扑火又意味着什么？
我身上有了冷汗。
三憨子啥时候出去的？我不知道。我找他找到门外，门外人的说话声和公路上传来激烈的喧闹声，忽高忽低地扯着我的心。
门外低低的说话声，不用我辨别，是周婶儿和小奶奶，她们大一声小一声地嘀咕着。我走去，她们不说了，同时望着我，一种防范意识。我很想把刚才遇到的事和想到的事说出来，年老人——对，像她们这样年龄的人，对七古八怪的事另有说法。我张了张嘴，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她们的眼转溜着公路，又转向我，我咋啦？
公路上吵吵闹闹了好一阵，当喧闹的高潮再次掀起时，小奶奶才对我说：“这会儿二杆子请人来打文海了。”
我愣了，不可能。周婶儿朝我点点头说是真的。
我慢慢地转过身，有种特写的慢镜头一样朝公路上奔去，家里门还开着，我想没关系，家里反正没钱的空。路上来来去去的人，一反平日夜的平静。有汽车提醒人让路的喇叭声，还有人吹着口哨声。我想三憨子的去处是这里，我走去头被风掀得晕乎。有几辆车停在那儿，那种被城里淘汰下来的车，想必是混混儿们招摇过市的招牌，又是他们出行的双脚。今晚这帮人是哪路神？我在打听。
没人理我。
路上到处扔着铁棒、木棍之类的东西，这是那些挺死无憾的英雄们留下“战争”后的硝烟。这与我无关，有关的是我要找到三憨子。
我的双眼盯着每户窗子里的灯光和紧闭的大门。冷不防一家房门打开，紧接着另一扇门也被打开，一个人推搡着另一个人，趔趄着倒下，又爬起来。与对方扭打着在一起，我看不清是谁。有人喊叫着，喊声刺激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拼着力气争输赢。有人从我身后走来，一股难闻的酒气。我想看清是谁，却被另外一个人拦腰抱住，一阵恶心的酒精发酵的酸味扑向我，被人摁倒在地，那人骑在我身上。难闻的酒精味烧昏了我的理智，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堵住那人的企图。那人臭烘烘的嘴挨着我的脸，手乱摸在我身上。我没有哭，只拼命地挣扎。那人抡着拳头捶打着我，放弃了下流的动作。忽然又有人过来旋风般的速度，一把掀过那人，朝那人扇去两耳光说：“你找死啊！”
被掀起的那人说：“我这是一报还一报。”
“混账，你找错人了。”我听出是文海叔，另一个人是他的小舅子，刚来这里种地的湖蛮子。
“我做错啥子？”我被风吹醒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哭。
文海叔不再搭理我，他走去，又停下来说：“这事儿你谁都不能怪，要怪你就怪瑞云。”他没叫三憨子。
我迷糊了，坐在那儿木偶般的机械。一阵风漫天漫地地刮来，我终于感觉到了冷。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丫头，无论何时有得到，就有付出。”这是姑姑对我说的话。
姑姑的话，比一阵风清凉。
我回家，屋子里灯仍亮着，门被人关上了。我倚在门口，双腿瘫了。狗摇头摆尾地站在我跟前，它的嘴舔着我的手热乎乎的暖。三憨子没回来。我关上门将要闩门时，门被重重地推了一下，“开门”。三憨子喊了一声。
打开门，我的腿站不住的软。他没问我咋回事，我也不会说，打死我都不会说。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如果说出来将会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三憨子脸被人抓破了，他正对着镜子用酒清洗被人抓破的脸。酒渗进划破的肉里痛得他皱着眉。看着他我难受地哭了。
他放下镜子，房顶上蜘蛛网一个连着一个被镜子反射着。墙上的灰尘增加了墙的厚度。他靠近我，一把搂住了我。他的脸贴着我脸，无从说起的话噎在他心里。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顶，我如孩子般地靠在他怀里，逃不掉他身上汗过后的酸辛味和刚擦过的酒味，与刚才骑在我身上那人浑浊的酒味区别着。他的嘴靠在我脸上说：“对不起哦！”
我一惊，推开他说：“你嫖人啦？”
三憨子眼中有泪。说：“睡。”声音很轻。
我掀开蒙着他头的被子问：“你打架了？”
“没。”
“那你脸上咋回事？”
“没啥子的。”他在骗我。
我坐那儿没动，我看着他沉睡的样子很疲劳。我把堂屋里的灯也拉亮，一根儿绳细细一扯灯就亮了，再一扯它就灭了。我看着堂屋里的东西：墙上贴着毛主席的像，主席像下面摆放着一张四方桌子，桌子上供着祖师爷的塑像，祖师爷深邃的目光太深奥。方桌左右对称地摆放着两只我陪嫁的铁仓。铁皮在老化油漆脱落了一些。我又走进南厢房，以前的厨房，因南山墙裂开了一道道无法修补的口子，朝里倾斜着不得不用一根椽子顶着。才又从外面盖了一间房专做厨房。
“我服你们了，我怕你们还不行吗？”三憨子在说梦话。
我推醒他，他有了不耐烦地说：“磕睡死了，啥事？说。”
“没事。你做恶梦了。”
三憨子蒙头又睡，很快有了酣声。
我没有办法，也只好睡去，进入梦乡死一样的无知。我还没合上眼，三憨子像触了电的似的坐起来：“你刚才说啥子？”
这会儿轮到他问我了，我不理他。于是我似答非问地问：“吃饭的时候，二杆子和你说啥子？”
“说啥子？”他做了说的准备，“二杆子说文海叔请了‘流氓’来打他，要我照着点，免得伤了他。”
“哎，不是说二杆子请的人来打文海叔的吗？”我问。
“他请的人没来。”请的是镇上的曹老大，与流氓相并的兄弟，被周婶儿的儿子拦住了，又转过身来拦“流氓”。周婶儿的儿子成了和事佬。
我问：“你的脸谁抓破的？”
“臭女人。”
“哪个？”我忽然觉得有哪些不对劲。“你是不是对人家动了手脚？”
“妈的，你也这么想。”三憨子脸有耳光扇过的红。
漫长的夜，我睡不着，睡去时就有梦，梦里有无数的虫子蛆一样的尾巴，腥味熏人的爬在我身上。我醒来，才知道是梦，但天已大亮。一个振奋人的消息从天而降。
有人说报纸上发表了肖潇专访我的报道，这是个好事。如果好事能抵消我所有的困苦，那我宁可不要这样的好事。仅这一点点的好事，所有碰到我的人都说了不起。
四尖子来了，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我们家藏着啥人。他不说做啥子，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等三憨子丢下了饭碗，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报纸，上面还残留着印刷时的墨香。他说：“你们看看，你们有本事上报纸了。”
三憨子接过报纸盯了一眼，然后吼道：“出卖家庭丑闻的女人。”
我捡起报纸，肖潇专访的题目是：《当生命遭遇写作》。内容和我讲的都是事实，肖潇没有夸大。其实我写作的动机来源于一种力量的诞生，甚之能说是受压迫中的希望。
我看报纸时，四尖子和三憨子在说啥子，种苞谷和棉花值钱。苞谷一亩能打一千多斤，每亩地卖七八百块钱。棉花十个棉桃就能摘一斤花，棉花的价格两块多一斤。
三憨子听了骂了声：“混账。”
“啥意思？”四尖子不明白。
“哪来的一亩地一千多斤苞谷，你也不瞅瞅你种的啥地啊！凭啥苞谷能卖七八百块。十个棉桃一斤棉花，你做梦吧！种子、农药、化肥，你会算账吧！”
四尖子点着头：“是，是，我不会算账，所以呢，才请你——”
“对我说你又想做啥活，我今里儿不得闲，我得帮咱——”三憨子不说了。
四尖子又和他说啥子，三憨子不放脸。四尖子摇头晃脑地得了颈椎似的走了。
我想不对劲，三憨子到底想干啥子？
大别子又来了。他头别着永远转不过弯儿的难受，他站在堂屋门口，眼瞅着三憨子在说着某一件事的某个人。三憨子嘴里叼着烟一口口地吸着，吐出烟雾陷入思索状态。大别子一直在说，三憨子一直在听。我扫地、倒灰进进出出，时不时地看他们一眼。他们站在一起耳语般地说着悄悄话。
大别子终于走了，他的背影和刚才四尖子的背影区别着啥子？我再从屋里出来时，三憨子不见了，我以为他又蹲在茅坑里，吸烟消磨时间。我喊了几声不见应声，我追出去，迎来一个和尚，浅黄色的便衣衣裤，园口的布鞋，光头，手里拿着一叠纸。他递给我一张：南少林武术团擂台赛。有什么人在什么擂台赛中为武林擂主。还说啥子的什么人成了国家武术教练。
我把传单还给他，我说没钱。
他说：“免费的。”他说有啥疑难杂症的病，他们也可以气功专治。
我说：“我们好好的，没啥病。”
“唉，唉……”和尚盯住了我，他说我耳小而薄，没福相，他让我伸出手仔细端详着。我触电似地伸出又缩回。这样的人贼眉鼠眼的，不是啥好东西，与我想象中四大皆空的僧人大有差别。
又来了两个和尚，也走来了几个下地干活的人，我心里有了踏实。看过我手相的那个和尚说，我的生命线有断叉的痕迹，将会有危及生命的灾难。几个正准备下地干活的人相互望望，继续听着那和尚悬乎的话，和尚不说了。他看了看我的脸，又仔细辩认着我的手盯了又盯，摇了摇头。
我问：“咋啦！”
他说：“到此为止，你的……”他不说了和另外两个和尚走了。
几个下去干活的人指点我给那人几块钱，凡算命看相的都得给钱，否则没有白送命的。我进屋，翻着所有能搁钱的地方，只找出五毛钱，我跑去送给那和尚。
和尚没拒绝。
我说：“就这一点，别嫌少。”我走去，回过头看那和尚还站在那儿看着我。
后来有人对我说，说我是断掌属于凶命。
三憨子不知了去向，我找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我只好把散乱一地的粪，牛屎粪、猪屎粪集在一起。用镢头扒开粪外面的生粪，没有经过时间的腐化，我把里面的粪用铣铲过来，把上面的生粪放在里面，再把腐化好的粪盖在上面。来年的春天，做棉花育秧盂和旱秧的盖粪是最好不过。每年的冬天，很多人都会做好这样的准备。
喜鹊突然叫了起来，从这棵树上跳到那棵树上喳喳地叫。有人说喜鹊乌鸦旺处飞。也就是说有鸟的地方是一个发达的地方。没想到喜鹊的来临带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肖潇一行四人来看望我，我受宠若惊。他们说因为我的经历感动了他们。肖潇说我没有电话无法联系，所以来得突然。
“这是林主任，新闻部的主任。”肖潇介绍，指着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男人。她又指着另一个帅哥说：“这是浩楠。”
浩楠我曾见过一面，襄阳的一个才子。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余云，一个起着女人名字的文友，在上次笔会上认识的。他们带给我一些书《长江文艺》、《读者月报》，还带给我一些水果。他们看到我的最大惊讶是我的贫穷。他们也看到了一个面目真实的我。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你们要改变贫穷。”林主任说。
“其实写作只能当着自己的爱好，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他们都一致认为。
他们又就实际问题提议我们发展养殖业，致富的途经。
我说谈何容易。养殖技术只是一个问题，投资问题、养殖场地问题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姓一时能做到的。所以，在我和三憨子商量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养猪失败过。但我还是很感激肖潇一行来看我，关注和关心在村里是一个影响。
他们走的时候，对我说应该保持一个平淡的心态，对待写作和人生。否则贫穷的只能是自己。这个问题将自己陷入到莫名的被动中。
小奶奶站在墙外喊我，喊了几声我才听到。我出来问：“啥事儿？”
“你聋了？还是哑了？”小奶奶又生气了。
“没听到。”我满脸赔笑。
“我就说你耳朵背，你还不高兴。”
我确实不高兴，人的缺陷被人抖出来，怎么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啥子事么，小奶奶。”我想她喊我有目的。
“三憨子在公路上，你赶快给他拽回来。”
“又咋啦？”我心咯噔一下，我向来胆小怕事。小奶奶催我快点去。我甩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跑去，顾不上地上的砖头土疙瘩绊人，也辩不清眼前的树。
“唉哟！”一声，有人咋呼：“你咋不长眼呢？”
我抬起头，二嫂拽住了我想说，却紧张着说不出。我知道她为三憨子的事来的，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二嫂咂着嘴。“对，你应该知道，这几天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打电话在催你们去，大浩出事了。”
“啊！”我蒙了。“咋回事？你咋不早点说。”我有些埋怨。
“嘿，你怨到我头上了，有本事自己安装个电话，手机买一个。”二嫂的话说得生硬，但脸上还强留着点笑容。
“不是弟兄们吗？”我也笑着说。
“是弟兄，你又给谁当成兄弟了？”二嫂翻脸有了无情。
我说不出话，看着二嫂带着情绪走去，我也迎着呼啸的北风朝公路上走去。远远地我看到三憨子坐在地上孤零零的可怜。他脸上又有抓破的痕迹，点点滴滴的血往下流。裤子从脚边一直叉开到裤裆，露出里面的绒裤。自行车是咋回来事，滚到路底下的沟里。
我问：“又是咋回事？”
三憨子看着楼房门前晃动的人。那些人的口形和手势都在指向着一个目标——对三憨子的议论。我正看着，房门里蹦出一个女人——文海叔的老婆糊蛮子。她双手合掌拍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嘴里吐出骂人的音律配合手掌的节奏搅浑冬的天，能获上骂人的几等奖？
我恶心了，牙根隐隐的痛，太阳穴突兀地跳动着，身子虚飘飘的天旋地转。我的身子将要倒下去时，三憨子猛地抓住了我胳膊，他扶着我慢慢地站起来，背对着湖蛮子的骂声，再望望滚在路底下的自行车，我断言不要了。我和三憨子慢慢地走去，看到大别子和瑞仔在前面岔子路上迎着我们。我们身后是无数人的目光和糊蛮子骂人的颂歌在欢送我们。我仔细打量三憨子时，心都凉了，他一走一瘸的，与我并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