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医给牛挂上了吊针。我很惊讶，以往人有病开点药片，打支小针就解决了病的问题。现在人伤风感冒了都会挂上输液的吊针，药液滴滴嗒嗒地流进血管里。有人说现代的人比以往的人娇贵了，生命高于一切。那么牛也如此，所以牛挂上吊针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牛被绳子勒住脖子拴在树上。牛惊恐着，有泪盈在眼里痛苦不堪。我有些可怜它，三憨子却不，他除了用绳子勒住牛脖子，还用杠子杠着牛的腿，强迫牛动弹不得。畜医先是用肥皂水灌进牛嘴里，然后牛哗哗地尿出，整个输液的过程，三憨子都不说一句话。别人跟他说话，他都爱理不理。
大别子不放心地站在一旁，时不时地提醒用啥药解毒，用啥方法清洗胃。他的头漫不经心地扭转着，如指南针旋转着南北一样。
三憨子不耐烦了：“就你知道，你也去当畜医去？”
畜医莫名其妙地看着三憨子，又看看大别子说：“他说的没错，他当过畜医吧。”畜医望着大别子。
“他要能当兽医，我也能当。”三憨子不服气地眨着眼。
大别子红着脸解释道：“我没当过畜医，我只养过猪。”他的脸上荡漾着炫耀。他得到了畜医的赞扬，就开始天高海阔地大谈他养猪的成果如何如何。
“你回去，你回去。”三憨子终于忍受不了下逐客令。
大别子脸红红地望望三憨子，又望望他认为尊敬着他的畜医，不满意地嘟哝着说自己好心不得好报。站在那儿看热闹的小奶奶笑了，她说弟兄俩争一条裤穿，裤子穿错了人。小奶奶的话是骂人的玩笑。大别子和三憨子都红着脸的时侯，小敏抱着她的第二个“小四尖子”走来，霓虹般色彩的衣裳永远光彩照人。她走来就开始骂人。
骂谁？三憨子嘀咕。
大别子头别着朝着另个方向。三憨子眼吊斜着不看人的难堪。他和大别子脸本来就红却又添耳光扇的红。红得让人觉得他们有啥过错面对小敏的骂。
牛的吊针打完了，三憨子把空了的瓶子取下扔在地上，“哐当”一声滚在小敏的脚下。小敏先是瞪着眼影涂得很重的眼睛微微张了张嘴，启开殷红的嘴唇吐出如蛇的性子骂：“我日你妈们，杂八种做的你们，想死啊！想老子死啊！老子偏不死，死的是你们。老子得罪你们王八子做的啦。牛吃了药，怨老子？就是牛死了，与老子啥相干。”
我听着不对劲，她在骂我们，我又没说她啥子？我得说她两句，三憨子看出了我的动机，伸出胳膊扯了我一下，我本来犹豫着，这下我干脆就不说了。小敏仍在继续骂。
“大野种做的，凭啥子骂老四，老四睡过你姐姐妹妹了啦？”她的嘴利索好使，一只手抱着孩子，另只手做演说的动作，渲染着不和谐的气氛。
三憨子手握成了拳头，敢怒不敢言地暗使劲。我一直向他使眼色，生怕他一时冲动触怒了四夫人，婆婆去世的教训——幸亏小敏的眼睛一直斜视着大别子，愤怒的矛头对着他。没在意我和三憨子的眼神来往。大别子听着极不顺耳地扬起手想朝四夫人脸上扇，冷不防照自个儿脸啪啪两巴掌嘀咕道：“我吃饱啦撑的我。”
“你回去。”三憨子发了话。
大别子一步三别地走去，有砖头子绊着脚，他趔趄了一下，站直身伸出脚踢了一下，砖头子反弹着又回来撞到他脚尖上。他唉哟一声，拎着腿痛苦地呻吟着。周婶儿和小奶奶抿着嘴想笑又没敢笑，他们的手遮掩着露出的牙还是在笑。小敏没笑，也没人搭理她。她的“夫人”尊严在这里被人冷漠，这大大损伤了她的底气。她有些气急败坏的，又有些自我解嘲地说着整个事的过程，仍没人搭理她。畜医时不时地拿药注射给牛，不时地瞟她一眼，不知是因为她漂亮，还是因为她衣裳打扮入时。我察觉出小敏有了不自在。我想给她个台阶下，让她一走百了。
我手伸过去，抓着小敏怀中的侄儿，侄儿有半岁大。小手挥舞着一直在笑。我抓着他的手，尽可能想缓和一下气氛。我对孩子说“噢，我抱你，一会儿你妈走了，我就抱不着你了。”我伸手抱住侄儿，却被小敏无情地挣开。
小敏满脸愤怒地仇视着我们。不知道大别子是怎样骂四尖子的？四尖子和三憨子，他不会偏向哪一个吧？即使偏向也只能是偏向四尖子，万一偏向我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小敏扭摆着身子在赌气，站在牛身后深仇大恨地诅咒着牛：“死去，偏不死你。”
小敏如此不讲理，没人理她。她自知没趣地转身走的时候，牛猛地站起身弹起后蹄，尾巴跷起“咚”的一抷散发着药水臭味的牛粪屙在小敏脚上。小敏惊恐着连蹦带跳地喊叫着，怀里的侄儿被吓得哇哇地哭。
小奶奶小声说：“报应。”
周婶儿说：“脱下来洗洗。”
我撵去，让她换上我的鞋，她不理睬我瞪了我一眼，好像我成了罪魁祸首似的。我愣在那儿，只听畜医说牛好了，屙出来粪便就是证明。
盯住牛粪，就像有人盯住某个目标，如文海叔一伙的人陪着审计站的人火眼睛睛地盯着账目，每个数字、每串数字，发现和得到的结果，是他们复仇的动机。三憨子与我辨论这些时，我心不在焉，因为我看到从公路上走下来的周婶儿，隐隐约约地看到她手里有东西，让我兴奋不已。周婶儿走下来，渐远渐近。
我问：“安德叔咋样了？”
“还是老样子，不咋样。”周婶儿表情不好，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牛皮的，宽大厚实。周婶儿垂着头走去。我失望了，连问的勇气都没有。我想这封信肯定不是她的，没人能给她们寄什么，也因为这信封的特殊。她终于回过头来瞅我苦涩一笑，我忽然有了勇气问：“周婶儿，你手里拿的东西是哪个的？”
“啊？噢！”她苦涩的脸又笑一下说：“哎，我忘了，你的，他们让我带回来给你。”
我的心“砰”地跳着有了不正常的激动。接过信竟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心脏病？总因为激动而心跳，这就应验了一句话“乐极生悲”。
周婶儿没挪脚步，她在望我，望我的失态？我以为脸上有灰，或眼中有眼屎用手擦着。
她问：“你好好的吧，脸红着。”
我不觉好笑地回答说：“好好的，就是脸发烫。”
周婶儿迟疑了一下，她没走，她想和我说事，如果不说出来，心里就憋得慌。
她跟我说，我在听。
刘里弯儿，一个偏僻的村子，远离公路，交通问题成了他们出门上街、卖粮食最头痛的问题。天晴的时候路不好走，因为下雨车的出行把路碾成了泥巴浆，车沟里的水清澈着，车轮的泥被太阳晒成刀刃，有幸地是总算能走。遇到下雨天，那就不是车驮人，而是人推车。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建议修路，不铺水泥路，石子路也行。村书记有了决定权，村小组组长有了执行权。国家拔款，村民们集资，执行的过程有人推测着钱的问题，有人监督着钱的流动，有人怀疑村组长把修路的钱当着自己的钱，去赌去嫖。他们开始争吵，最后恶言相骂。组长不承认拿老婆儿子赌咒。为公益，也为正义，成了亡命之徒的人，愤怒中一刀捅死村组长。
周婶儿说到这儿叹口气说，一个人的命没了，另一个人的命也搭进去了。
我问周婶儿：“得了钱，不要命，划算吗？”
周婶儿说：“啥子叫划算，人都想要钱，“哪有恁便宜的事儿？”周婶儿在提醒有关二杆子的事，本不是偶然，但事情的结果却是必然。我看了看手中的信，拆开一本书，一位作家的专著，是市文联寄来的，那位作家不可能记着我，但文联里有人记着有一个我这样的人。去年四月，我被姑姑介绍加入市作协，这一点只证明我迈进了一步，其余的不能证明什么。
我翻开日历，一页页地撕掉，撕掉了时间。
查账的人走了，走的时候，村子里很平静，很多人都认为二杆子会拿着刀拦那儿拼命。可相反，查账的人顺利地走了，二杆子从那儿路过还招手致意。这是三憨子说的。
“我觉得这很正常。”我说。
“不正常，凭他那人样不会平白无故地放下，说不定事儿还在后头。”三憨子在叹气。
“他要是行得正，也不会这个样。”我不经意的说。
“你说的哪个当官的不捞一把，以前的人捞过，以后的人也还会捞。”
“那倒是，要不二杆子的楼房能盖起来……”
“够啦……”三憨子发火了。
我说：“事实就这样么。”
三憨子突然压住了火说：“是，是，是。”
我又问他：“二杆子不把文海叔的房地基转手别人，这事会发生吗？”
他没说，但他却说真有一天二杆子会闹事，把事闹得动刀子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