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浩去了医院，三憨子带他去了四天还没住进医院。在他去之前，金一常来找过他。金一常要三憨子请人帮他打点一下生意，要三憨子帮他犁地。金一常的生意改行了，以前经营水鲜，金嫂精明能干，人称“阿庆嫂”，电影沙家浜里的人物。随着开发地的转移，鱼梁洲成为众多生意人的目标。金一常的目光，不如说金嫂的目标瞅在鱼梁洲旅游开发区。于是饮食的摊点和餐馆，成了金一常和金嫂抓住的财神，并在那儿承包五十亩荒滩地，开发优惠政策只收土地管理费，别的一律免费。
金一常的饭馆除了几间低矮的砖头瓦房，再就是一个偌大的养鸡场，圈养鸡、鸭、鹅如同放飞在自然的鸟扑扑腾腾在树林里。金一常把三憨子请去在门前搭上凉亭，荒草铺扇的顶古朴生辉。招牌苍劲有力的书写着“老金绿园”。农家菜南瓜、土豆、青豆、扁夹菜、花生。就如鸡和鸡蛋都是从树林的鸡场上捉来的，金一常的事业合理而又完善。
三憨子帮他打点，大浩就寄养在那儿。
我从二嫂那儿打电话给金一常，我说大浩的病不能再耽误。金一常很大度，普通话说得也很流利。他表示一定带大浩去看病。星期一的早上，三憨子却让我也去，他说大浩的病很麻烦，并不是什么前列腺炎，而是慢性肾炎。还有一种先天的不适症。我蒙了，病不是太大的毛病，但对于男孩子如果不彻底根治，尽管不能危及生命，但是一旦结婚那危及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生命，关联一个家庭的存在。我不寒而栗，我决定放下家里的一切。
七点钟的班车，我有的是时间等候。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了。打点好一切，门上锁的那一刻，才感到自己孤零零的可怜。
我守在市一医院门口，市一医院在全市排列第二位，三级甲等医院。我等得焦头烂额时，金一常才出现在医院门口，大浩跟在身后。检查后的第一步就是住院。尿检单上的尿蛋白为三个加号。慢性肾炎已经严重了。我望着儿子的脸无血的苍白，迟缓的脚步在人的推动下朝前挪一步。
我们穿过住院部的病区，忽然有人的哭声悲恸的伤感。走来一个男人抱着一个约七八岁的孩子。整个身子和脸被一件衣裳遮盖着。身后一个年轻的女人及男男女女都在号啕大哭。孩子夭折了的生命超过了他们的生命。
大浩站在那儿不走了，我看到他的身子在颤抖。我拥上去用手搂着他的双肩，我将脸贴在他脸上，我的眼泪和他的眼泪滴下来透心的凉。金一常回过头来，他眼中也有泪丝的光亮，他拽过大浩搂在他腋下，一边走一边说着啥子，俨然父子。
一切手续办好，登记一栏里填写病人的身份是学生，而家长签字是金一常。住院押金二千块，金一常垫付了一千块。医生带着护士和实习医生查访病情，特意问我：“你是他妈？”
我说是。
“那他以前有没有过病史？”
我垂下头去想，其实根本不用想。他从小到大一直没让人消停过。但我还是说大浩在两岁的时候上吐下泻了一天一夜，那时我们没当回事儿。直到宋妈妈的儿子来窜门看到大浩的样子，回去只是随便的说给他媳妇听。宋妈妈的媳妇在我走出去弄柴做晚饭时，她吓唬我说：“大浩都成啥样子，你们还不给他看病。”
我不觉得什么，但我还是把这善意的吓唬说给三憨子。三憨子慌了，他抱起大浩摇晃着喊。大浩无力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又沉重的闭上眼。三憨子果断地说走——去看病，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们先去诊所。诊所的医生看看大浩用手拨开眼皮，连连摆手说让我们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才知道没带钱，准确地说家里没钱。三憨子不得不走进二姑姐家。二姑姐就住在去医院的路边上。二姑姐没借钱给我们。她领着我们走进一位年旬七十的太婆家，太婆耳聋眼花，屋子里乱得人无法进去。我的呼吸一下子紧张了。我看到太婆从胳膊上取下一根连着线的针，明晃晃的缝衣针。她让我把大浩平放在腿上，奄奄一息的大浩无知觉的任人摆布。太婆翻开大浩的肛门，肛门上一转乌黑如豆粒的泡。太婆针扎下去，乌泡破裂，黑血涌出。大浩张了张嘴呻吟了一下。然后太婆用针扎破了肛门上大大小小的乌泡，大浩哭出了声。紧接着太婆又翻出大浩的“鸡鸡”，大浩的“鸡鸡”已两天没小便了。太婆针扎下去，再扎下去，一股喷泉的水浊射向屋内太婆的锅台上。太婆不介意、笑了，露出豁了牙瘪了的嘴。
我向医生说这些时，大浩很不耐烦地火了：“就你晓得？少在这胡说八道。”
医生惊讶了：“真有那回事？”
我点头默认，医生应该明白，那种症状颇似霍乱症，可它不是。它属于农村常见俗称“鸡鸡翻”和“地翻”，一种上吐下泻，内热入毒的病。这种病如果超过二十四小时，火毒攻身就无法医救。
这种病史与大浩现在的病有没有直接关系？
医生是否做借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医生记住了刚才我所说的事实，也许她能做民间验方参考，但不具备科学性。大浩挂上了点滴输液。药液渗进血管里，他安祥地躺在床上。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金一常才让三憨子放下他那里的活，让三憨子赶过来。我才坐上四点二十的车往家赶。
回到家，太阳落下山，黄昏与暮色相继而来。我还没下车之前，我听到车上有人说街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和他的女儿，每逢集市就跪在街道上乞求人能丢下钱。一块钱不嫌少，千二八百不嫌多。因为老爷子的孙子得了尿毒症，今年八岁。儿子为筹备换肾的钱外出打工，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媳妇改嫁。老爷子望着生命垂危的孙子，每天当街乞讨，募捐箱放在面前，他和他的女儿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行泪地诉说。
晚饭我没吃，因为恐惧和担忧。自己一人置身在黑夜里，渴望着人间的那种大爱同黎明一起到来。
二嫂来了，一阵风掠过她脸有着雨后的清冷。她对我说，三憨子让我挖些黄黄苗和车前草。
“做啥子？”我有些好奇。
“不晓得。”她边说边走，走的时候瞅了瞅我，几分的犹豫似乎有话要说。只是她的双脚没停走得迟缓。
我紧追几步问：“有啥事儿？”
她站住脚眼不望我说：“哦，这——嗯，没事儿。”她又走。
我想她肯定有事。她不说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进屋感到呼吸有了困难，出气不均。我倒了碗开水坐在那儿张着嘴喘息着。忽然一个声音传来吓了我一跳，我的妈呀！二嫂又站在我面前。
“我忘了对你说，你不气吧？”二嫂看着我的脸问：“你咋啦？”
我喘口气，忽然心不跳了。“你说啥子忘了说？”
“哦，有人通知你开会。”她脸色平静。
“谁？”我无比的兴奋。
“你不会打电话问问。”二嫂冰雪的聪明。她说她记住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会问，只是要给她的电话费是一分钟一块钱，以前是一块五。电话是田禾老师打来的，他让我准备几篇小说交给他，市里正在创办一个改稿会。他说这个机会难得要我把握住。我非常的激动，但也忧伤，黄黄苗和车前草做啥子？
我朝村外走去，村里只剩几户人家被树木掩映着，显出几分语言不能修饰的葱郁。被折掉的房屋旧址成了一片废墟。剥去砖头，卸下的瓦和椽子、檩子又重新用在新的建筑物上。那弃落的土坯或水泥石灰渣成了现代建筑的遗物。我去挖车前草和浦公英，蒲红英俗称黄黄苗。它们的药效我不懂，但三憨子让我弄回去洗净晒干，必然有道理。
我发现几棵车前草在草丛里，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我去挖，镰刀伸进草丛朝土里伸进，连根带土的拨出来，一种收获的小成就。
我正弓着身在地上挖，如淘金者的执着。身后有人走过来，我扭头望去，文海叔不慌不惊地扛着铣走来，随手带个家具，其实没什么用，习惯而已。
他问：“大浩咋样了。”
我用手擦着脸上的汗说：“他还在医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