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杆子走了，文海叔眼盯着我说：“你是个老实人，一些事你要装得住。”
我没吭声，心如烧滚的开水。
文海叔，一个远房的公公叔，其关系与二杆子还真不错，吃喝不关门，有东西随手可拿，但关系不错是在不损人利己的关系中，倘若有损利益，那么……文海叔因为新农村的房地基的事，据人说文海叔要翻二杆子的案。房地基的事，文海叔排在顾元的北边第六号。突然有一天一个粮食商贩春风得意地要破土动工，钢材、水泥还没拉到地，文海叔就堵在了那儿，手里的刀明晃晃挥舞着，如果有不怕死的人敢上前一站，他敢一刀劈下去，血肉横飞，可是没人敢拼命。
商贩胆颤心惊地说：“这是我花钱买来的，你看……”
“我不管你买来的，偷来的，这里是我的地儿。你是哪儿的？算老几？滚”。文海叔气势汹汹。
商贩哭丧着脸：“那我的钱，我……”
“你的钱你去要，与我无关。”文海叔把刀子横在他面前晃了晃。
商贩本来欢天喜地的运筹着他的事业，可到底还是演出一出乐极生悲的戏。这戏只是一个开头，最终还有戏的结尾。
那一回，四尖子找三憨子说有客，闲下来，我忽然心血来潮地问三憨子，是不是你跟你弟媳妇和好了？三憨子可能听得含糊没说啥子，我扯了些稻草拧草腰子捆芝麻，或捆苞谷用。我背回来一大背篓的草，不累，但毛绒绒的扎人不舒服。三憨子站起来做接手的准备。我胳膊还没穿过背篓芯，他就将背篓一扯放在地上，我也跟着倒在地上。“我的妈呀。”我哭了起来。
三憨子动都不动说：“哭啥子哭，妨人你？”
我仍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想挣脱掉背篓，却无力下手。我看着三憨子站在那儿不动的样子，大喊一声“你混蛋，帮我——”我手抹着脖子有血在流。
三憨子慌了，伸手拔掉扎在我脖子上的断了的竹篾。“你咋这样？”他心疼了。他扶起我，鲜血顺着脖根儿流淌。
我哭着说：“你黑心眼儿呀！真想我死啊。”我用手抹了下脖子，血汩汩地流。
三憨子吓坏了。他抓了把柴木灰堵在我脖子上说：“谁知道你这个样。唉。”他想起了啥子说：“你是不是和我过不去呀，你刚说小敏啥子，我没理你，你就使坏。”
“呸”我吐了一口，柴木灰止不住血在流。
三憨子走出去。很快又回来，周婶儿跟在身后。他们清洗了我脖子上的伤口，周婶儿从她家拿的药，一种特治的秘方土药：石灰粉，蚂蚁草捣碎露在端午节的夜晚，具有止血愈合的作用。包扎好，周婶儿才问：“咋回事儿？”
三憨子说：“这女人要不得，她想报复我。”
我想说他胡说八道，想想憋口气咽下去。三憨子和周婶儿这会儿有了兴趣说起四尖子的舅官打工回来带回的故事，关于人的。
有个不算太大的老板，拥有的钱不是很多，但能养五个女人，一堆儿女和五座别墅。生意的兴隆使五座别墅的女人们相安在日子里，谁也不过问谁的事。然而，老板的事业在如日中天后，又至夕阳落山，事业坍塌。这个老板却没有一个女人收留他，他羞怒地死在女人们面前。话里的话是一个男人，抛开道德不论，能养活五个女人，而五个女人却不能为男人付出点什么。
三憨子说完，似乎还想说啥子，他的眼瞅在我和周婶儿之间，有点啥名堂？五个女人，一个男人……我忽然发现周婶儿眼睛里的异样，我记起安德叔——一个旧中国出生的男人，也曾一脚踏过两船，一人顶两门的旧事。安德叔的伯父无儿无女，立他为嗣，可他在家中也是独子。古训是“肥水不流外田。”于是，他就娶了两个女人，一个女人立在伯父家，一个女人立在自己家。每家住上相等的时间，走到哪家就换哪家的衣裳。后来解放了，他们这样的婚姻也就结束了，另一房是离了？还是死了？小奶奶没跟我说。
于是周婶儿就成了安德叔相濡以沫的女人。
周婶儿笑，她说：“我以为你们又要打起来。”她重提刚才的事，用手捂住胸口，心还在跳。
三憨子更笑，他说：“要搁在年轻的时候，非打她个半死。”
只有我不笑。我陷入了沉思，那个死去的老板和女人们的故事，安德叔两个女人的传奇，三憨子、四尖子、二杆子，还有文海叔手中锃亮的刀。
那粮食商贩拉来的沙石怎样处理？村里人都关注着。文海叔一直不放下，他要争回那个地盘，也为争一口气。自古以来田地老婆不让人。那二杆子肯定收了那商贩送的人情，礼不会薄。三憨子和我嘀咕。三憨子嘴里叼着根草根，如牛吃草那样的咀嚼着说：“文海叔不一定能站住理儿。”
为啥子？我双眼睁得溜圆。
“你想啊！他说那块地基是他，就是他的？口头说说，没凭没证，房地产中的证件他有吗？办理申请他有吗？再说他也没搬一块砖放在那儿证明此地有人。”三憨子说得在理，他吐出嚼在嘴里的草根，拢起地上摆在那晒的稻草，准备拧成腰子。
三憨子的话有几分在理，按明文规定和法律程序可以站得稳脚。可我总觉得这事儿，至少在村里不具说服力。如有人向某某借过一碗米，不用债主记账，也不用挂在嘴上。还与不还全凭信誉，如果一碗米还得不够数，除了心里不舒服，脸上不高兴，但决不说出口。又如借钱，不用打欠条，只有口头协议有了钱一定还，这样的习惯就成了乡俗，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或许更长。也还有极少数的人是人们所担心的那种老赖，赖着不还。或许干脆来了个不认账，没钱或已经还了。二杆子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吃亏的仅仅是那个商贩。所以，乡俗在现代只能算是过去人的道德约束，对今天的人是放宽的尺度。
三憨子说：“我也这么想，他不收人家的礼，他得替人家卖命？唉，打黄鼠狼没打着，反打一屁股骚。
二杆子收了人家多少东西？或是钱？我和三憨子猜测着。拧着手中的稻草腰子，呼隆、呼隆地响。一条硬盒金蝶烟不多，再加两瓶稻花香酒不是问题，那么再加上十斤猪肉，多喜人啊！二杆子何乐而不为。新农村的楼房不再是一开始人们所怀疑和犹豫的。村里人搬过来，做生意的住进来，有房屋出租，也有了挣钱的门路，化肥下车，一般挣上十块八块也是个数。如果有新来的生意人送上一百、二百的礼，装进二杆子和山柱的口袋里，眉开眼笑的很正常。
我问三憨子，从外地来买地盘的人，每间房子是一千块，一户三间是三千块，那么十户？二十户呢？
三憨子不吭。
我说：“难怪村里人有意见，搁在我也会有意见。”
“你少掺和。”三憨子警告我。
我不会掺和，他们料我没那个胆儿，也没那个料。村里总会有人去掺和，把积累在时间里的怨恨一点点剥开，如蚕茧去了茧、蚕蛹化丝、五彩缤纷的丝绸让人眼花缭乱，织成一个庞大无形的网捕杀猎物。村子却忽然一下子悄然无声的平静了，没有人站在一块交头结耳，没有人在黑夜窜进另一个门，门“砰”地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是那商贩的东西没挪走，显得没妈的可怜。
人死好过期，婆婆过五七的时候，瑞仔突然说起婆婆死时放的那几棵树，几棵仅存的秋树，夏天开紫色的如喇叭形状的花，沥出淡淡的馨香。锯的时候有人说以后再也闻不到这种香味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树也绝迹了，如橡子树、家槐树、皂角树……瑞仔的提醒是当时没和山柱打招呼，山柱的言行目前还不知道。瑞仔说他只是担心。
二杆子说：“我不怕，他也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是什么样的把柄，二杆子不说。
“那他不供出你，你呢？”那个颇懂风水的舅老表问。
二杆子胸有成竹地说：“他不供我，我也不掀他，咱俩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
所有人都笑，唯三憨子不笑。他对我说婆婆死的时候，摊买棺材的钱落进了二杆子的腰包里，他的权力是村里的树。“恨人”，三憨子吐出两个字。
公公下世五期、百日、周年，我们从来没得过亲戚们拿来的供香馍，我也不伸手要。婆婆的五七，不知谁送来了四个硕大的馍，一个有一斤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姑姑对我说过的。她说人跟人不一样，闪光的东西不仅是人的境界，而更高的是人的胸怀。
我接到了田禾老师的电话通知，电话打在二嫂家，那天三憨子正好去买烟碰上了。要我星期五早上八点半赶到会场，有关长篇小说的创作讲课。
我说恐怕赶不上，因为早晨最早的车是七点开过来。
“不怕。”三憨子说：“有我。”他说他可以借二杆子的摩托送我从镇上搭车，那儿的车是六点钟。他又说：“相信你老公，绝对的支持你。”
“吥。”我脸红了。
我上车前听到了一件事，前王村一个照看孙子的人，只顾在牌桌上寻乐赌钱，却让孙子吃到了偷狗人下的“三步倒”的药，孙子不多时就没气儿了。其结果儿媳妇要和儿子离婚，家里的老父亲哭得死去活来，那人羞愧难当服毒自杀。
这个问题说明什么？
长篇小说创作讲座上，我听专家讲有关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作者视野的高度不只局限在自我发展的尺度上，放眼的角度是怎样理解和重视农村的问题。我想面对身边赌博现象和赌博引起的后果，我应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