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的吸了一口气，凉在心底。
安得叔说按原价转手给我们。三憨子补充一句。
我心里一热，泪流满面。
“只是——”三憨子望着我说：“人家帮我们，我们要知恩图报。”
“应该。”我说。
天晴了，龙抬头这天，是瑞波饭馆开张的日子，也是村里选举的日子。我更想在这一天将房顶弄好，三憨子不行。他说他要凑瑞波开张的热闹。他兜里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他让我去开选举会，一家儿去一个人当代表。而房子的事就落了下来不管了。
大伯哥找来，对三憨子说今儿里他去不了啦，大嫂子要回娘家。他要去开会。大伯哥前脚走，二杆子后脚就到，外面邻居狗的叫声一直没停。他是同样的意思，不是同样的话，他是会计，不能不参加选举。如果瑞波开张需要弟兄们花点钱给垫上，回头给。
三憨子涩着脸笑。
我说：“这都咋回事？真垫上，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三憨子破天荒的一声不吭，却又用手示意着我开会去。
选举会上，看到的阵容比我想象的阵容场要实际得多。主席台，主席台的台布，送话器，国旗，主持人和致词人，会场的布局都是我第一次见到，严肃而紧张。以前……不曾有过。主席台下面是几千号人的熙嚷声，与会场形成了不协调的混乱。
会场分成方阵，以村小组为单位人挨人的个向后排列而去。惯性的规则是男人站在前面，女人站在后面。会还没有开始，男人们先是侃着山南海北的趣事，也有不堪入耳的粗话。女人们则一边做针线，一边聊着只有女人才懂得的家务事，她们的声调与男人有着天壤的区别。男人们粗声大气无所顾忌，而女人多半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随着手中针线穿梭的针脚迭伏着，不易被人注意到的。
我挤在不整齐的队伍里，忽然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本能地回过头望去，发现不同队里的女人们异样的目光，她们指手划脚地说着与她们趣味相投的话，准确地说是在谈论我，我与人有哪些出入之处？
我除了破旧的衣裳，粗糙的脸，矮胖的身子，别的一无是处，也许我这般的尊容最能引起她们好奇和争议，而她们也并非花容月貌，可她们鲜艳的服装恰到好处掩饰着了她们其中的不足。她们问：“那女人是谁？”
我扭过头，她们指向我的手指落入我的眼里，那手指如一根闪烁着锋芒的针。主席台上的送话器响了：“喂，喂，安静，请大家安静。”话音未落，胖嫂越过几人凑到我跟前，说刚才那堆女人在议论，三憨子的女人是不是差窍。
我苦着脸想哭，终于没哭。
主席台上又有人在讲：“都不要说话啦，现在开会了。”会场上相对安静了许多。
于是，国歌唱起，红旗迎风飘扬，所有人都起立，是歌声还是人的吵闹声？没人理会。所有人理会的是选举，选举县人大代表，至于选谁，人们都不大在意。就如选票上的名单都是有头有脸人或是村干部，填写选票的方式由村小组组长一一告诉，手把着手教孩子那样，有的甚至由会计执笔一张张填好，然后就完成了。
选举的仪式一项项地进行着，唱票，通过，表决的过程一个不少的进行着。有人看着聆听着台上进行的每一项，而有另一些人则在台下表演着自己的节目。有人将选票折成一只小船或一架小飞机，随意从人的头顶飞过落在人的脚下。也有人大声喧哗着，划拳玩着杠子、鸡的游戏。我却意外地看到大嫂在我不远的地方，她不是回娘家了吗？我正想着，大嫂也发现了我，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看着会场。
突然人声哗然，有人骚动着离开会场，选举的结果使一些人意想不到的。会场上一部分人散去，所有人也都随着散去，只剩下会场上主席台留在那儿。
选举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什么，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总有些传奇的色彩。小时候每逢二月初二，家家户户包饺子，为啥子包饺子？不知道。但嫩香的蒜苗味和芫荽及地芥菜浓郁的素淡味，让人感觉到节日的不一般。一到晚上，星空灿烂下的村子，沿着灯亮的家门口，会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路走去，唱着古老的歌谣：“二月二，拍瓦片，蝎子蜈蚣没尾巴。二月二，拍瓦片，长虫出一出溜。”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一手拿片破了轮破了角的瓦块，一路拍打，一路高唱在村子里。没有完全固定的腔调，只有信口掂来的快乐。让我难忘和遗憾的是我的生日是二月初一，倘若是二月初二，也许命运是另一种解读。龙抬头的日子哟……
三憨子回来时，已东倒西歪的，左腿绊着右腿，身子打漂如一团棉花。他倒在床上嚷着什么：“都混蛋，看……看不起……咱……咱们……是不……呸，老子……”不醒酒的酒话一半真，一半糊涂。
婆婆来了，她问瑞波开张的情况。
我对她说：“你儿子喝醉了，说不出人话。”
婆婆不相信，问：“他咋回来的？”她问的很在理。
我想是啊！咋回来的？往返四十里的路，自行车呢？我突然想起他去时骑的自行车。三憨子睡得沉如死猪，问不出个结果。
婆婆走出很远，又转回来对我说村里在传瘟，鸡瘟、猪瘟来临如风雨，一时间到处扔的死鸡、死猪娃臭气难闻。大的死猪当然变着法说是跑到田里被人打死，或是吃着食吃着就一口气不来了，到集市上卖俩钱。
我不担心，但还是要担心的，我的猪、牛、鸡，唯一能供给家里支出的经济来源。猪的六号病，村里十有九家的猪染上就成了不治之症。因此，小奶奶半玩话、半认真地说：“你娃有福，吃亏人场场在。”
这话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的猪、牛、鸡确实安然无恙。别人不吃亏损失东西，自己吃了亏的还是要损失东西。我和人说三憨子骑的自行车没了，为瑞波而丢的。有人说该瑞波赔，瑞波能赔吗？
三憨子也说：“能赔吗？”
赔不赔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支三憨子丢弃的笔，他平里理财的秃了尖的铅笔。我把它珍藏在衣袋里，然后放在枕头下。
外面有人扯着嗓子喊，我们没听到。周婶儿隔着墙喊：“二杆子在喊你们。”
我一听，禁不住想笑，二杆子真的出名了。三憨子飞快地跑去，弹起一路的灰尘。
周婶儿站在墙外与我说起，二杆子和六号病的猪。
二杆子，我也一直称他为二杆子。他喂的一头猪一二百斤重，到了该卖的时候，他还要等着价钱能卖个黄金价，想着一头猪能换来一辆摩托车，可是猪死了。准确地说猪的死，二杆子脱不了干系。
猪的六号病，刮来的一阵台风，野火烧不尽的顽强。很多养猪的人把它当一回事儿。猪瘟如人瘟、自然灾害，谁也没有办法消灭，所以当一回事，也就不当一回事。最好的办法是猪得了病，还是没得病，尽快处理能卖啥价就啥价。为这事儿，二嫂的唠叨如家常便饭一日三餐，可她的本意替代不了二杆子的决定权。
二杆子发了话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户主的名字写的是你，我就听你的。”二杆子也说出了三憨子所说的话。
二嫂咂着嘴说不出话，打量了半天才说出一个字：“好……”下面的话不说了。
做晚饭的时候，二嫂喊：“二杆子，挑水。”她也这么喊。
二杆子掀开水缸盖是没水了。他取下挂起在墙上的扁担，又拎出水桶，他的记忆忽然涌出了什么，他跑出去看看。也跑到猪圈里看看，他醒了神儿，将扁担一甩骂道：“你个死婆娘，你不就是想卖猪吗？想出损人的招儿害老子，老子早晨才挑的水，都咋了？老子不晓得你把水都滔出去倒了，你以为你能，能得过老子真算你是东西。”二杆子愤怒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脚踢开身旁的椅子又骂：“吃饭，吃你妈个毛。”腾地站起身挽着袖子，抡起巴掌扑向二嫂，又忽然住了手，跑进屋拿出枪，端平瞄准，朝那头正对他摇头晃尾的猪“砰”就是一枪，枪声惊飞了树上的鸟，枪声惊觉了村里的人，猪倒血泊中。
二嫂吓瘫了。
三憨子被喊去，是收拾乱摊子，周婶儿对我说。他们的事和我无关。
我转身走去时，周婶儿又对我说：“三憨子在喊你。”
我回过头，见三憨子站在那儿向我招手，颇有动人的诗意。我走去，有低低的哭泣声从屋里传出来，我问：“咋啦？”
三憨子用手指指，示意我进去看看。
二嫂睡在床上蒙着头，只有哭声生机着屋子里的平静。屋外宰猪的人将猪收拾得接近尾声，头、蹄已卸掉，猪身分成了两半，猪血粘糊糊的一盆子，这些都要供给人吃。我看着恐怖得不能自已。我靠近床，掀开二嫂蒙着的头的被子，我大为震惊。她的脸虚浮着，眼睛红肿，额头上缠着纱布，有血迹染着白纱布。二嫂张嘴咧开成一个瓢哭。
我问：“你咋成了这个样子了？”
二嫂放声嚎哭。
我说：“你不哭了，说说咋个回事？”
“日死他妈，日死他姐姐——他打的。”
“到底为啥子？”我有些明知故问。
二嫂翻了一下眼说：“日它妈，都是猪的六号病。”
我笑，却又不敢笑，都是猪瘟六号病惹的祸。
三憨子喊我，他说这儿用不上我们了。大浩和小阳牵着他的手，看着猪肉被二杆子推给瑞波饭馆里用。价钱当然不低于市场价，猪头和猪蹄留给他们自己吃，猪肠、猪心肺、猪肝都被折成价都给了瑞波，猪水泡三憨子说给小阳玩吧！
二杆子说：“我留着给自己的小家伙玩”。
三憨子脸一下子不好看了，他瞪着眼说：“回。”然后拽着大浩和小阳脚咚着地面走去。
从此，二杆子的“英雄事迹”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