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北平的邱宅，我摇摇晃晃着坐到办公桌前，一时完全想不起要做些什么事。幸好时间是下午三点多，一个正好不需要我到办公室去的时间，同样也是一个邱先生正好不在家里的时间。
我一直受邱先生照顾。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邱先生已经在英国做过几家公司的经理，各项事务都得心应手，可以说为回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开始到邱先生身边，我就被告知了需要我发挥的作用。大的决策、统谋不是我的责任，是邱先生考虑的事，这一点我一直清楚，也一直悻然。这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做到的程度，哪怕是在我责任内的部分，仍总麻烦邱先生着眼。我知道我从来没有什么扭转乾坤的能耐。
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很少会有情绪战胜理智的时刻。波动是有的，不过是些寻常的无可避免的波动，时间长了之后仿佛同柴米的忧虑一样，我们甚至想出了平稳度过它们的许多方法。默契地保持沉默便是其一。
邱先生知道我此行有多么草率，出发前的嘱托是他作出的弥补。我此刻逃避着他，即是在证明他是对的。
他叫我三天就回来是对的。在沈阳剩下的时间里，那种无计可施的感觉着实令我倍感折磨。回到了北平，我从内而外都好像大病初愈一般，思路涣散，不知何从。
在我回来北平的这天隔天，邱先生到上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一路跟随，这次只是做个司机。我手臂上的伤口感染复发，高烧又找到我，最严重的时候我的精神甚至不能支持我开车。在上海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到医院去做检查、领退烧药，有时还要输液。白日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夜里，我却很难睡着。有时我突然惊醒过来，想着的却是冲刘梓玺开枪那件事。每个这样的时刻，我总是睁开眼在黑暗中盯着某一处看上许久，慢慢地从梦里醒过来。等身上的冷汗干了，我的心跳才从耳边如烟雾般散去的的枪响中挣脱出来，一下一下，比枪响的声音更大，而我仿佛濒临窒息之后大口呼吸着空气，一下一下，划破夜里供魔鬼藏身的黑暗。
后来，我的烧退了，伤口复原得不错，医院是不用去了，可我仍旧睡得不好。我知道那声枪响是在提醒我什么。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我害怕。
如果我不曾挽留过魏睦，而是由着我们两个擦肩而过，她是否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我的慌张，我的冲动，我的无知愚蠢……是否正将我，将所有与我相关的人，按照亲近关系排序，一个一个地拉入困局？
然而，我也有理智占上风的时候。当我将自己抽身出来，试图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是会得出这个同样的结论——我不过是一个火星子，引线和火药都在那里，等的不单单是我，而是任何一个火星子。说到底，这些不该是她的负担，因为她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发展、定局。她该想着的是怎么摆脱这个困局，而不是去挽救它。我们谁都不能挽救它。
可她才二十岁。要她狠下心来摆脱，她要放弃的是二十年的全部的人生。
而她可以奔向的后续，是我。她显然对这一条路并不觉得踏实。
那天，我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到北平去。她没回答我。她犹豫了。
对于我来说，这种对于父母、家庭的依赖是那么陌生。我对父母的依赖断的那么突然，好像突然烧断的灯泡，熄灭之后再也发不出光，我也就忘记了那里还亮过一盏灯。我仿佛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活过来的。失去父母，我被带来城里，走上现在仍在走的这一条路，没什么可疑惑的。
我的过去，是一条就算打着手电也看不清楚的暗河。我站在山洞的出口往里面看，什么都看不清。
我习惯了向前看。前方有许多更需要顾虑的事情。这个前方，是从魏睦的角度来讲的，是我从不会驻足回望的时间节点。如今，她身上发生的事叫我回头看。我一回头，才发现身后是一片黑暗。过去亮过的灯盏，如今都已在黑暗中蒙上尘土，我已经记不得它们的位置了。
从上海回到北平后的第一天晚上，在夜静下来之后，我再也不能阻止我自己的注意力全部跑到这些事情上来。我想些她的事，想是否有更好的办法；然后想些我的事，猜测着她如今的感受。等到北平几乎睡去的时候，我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真的很固执。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固执已经深入到思想里。这会是一个我给自己划定的迷宫吗？我拿着一张没有出路的地图，在这迷宫里走着，对地图深信不疑。最后，我一拍大腿，急切地说：“这个迷宫是没有出口的！”兴许魏睦自己能够处理好呢？我既没有经验，又不被信任，实在没资格拿出我最悲哀的结论。
第二天的午后，我正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这是一个少见的没有琐事缠身的下午。密云忽然被风吹去，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房间，宛如暮夏般沉静。我拉开办公室的帘子，从窗户望出去，远处的行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被包裹在突如其来的阳光里，却仍习惯于脚步匆匆地行过冬季的街道。拉开窗户，寒风顿时灌进屋子里。走在对面街道上的一个男人大概是感受到了我看过去的目光，往我这边眯着眼睛看回来，一边接着裹紧大衣向前走去。
有人敲门。我关上窗，说了声进来。
是王秘书。她对于屋内的冷空气感到奇怪。她什么心思都写在脸上，我连猜都不必猜，一看便知。她有不隐藏自己情绪的支撑。这支撑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是我不能勉强的现实。
“什么事？”我问。
“邱先生，这儿有一封你家佣人送来的信。她说信封上写着尽快交到你手上，她不敢怠慢……”王秘书说着，把信递给我。
我拿过来，看到信封上寄件人一栏里单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名字：张芝莹。地址是从“奉天”寄来的，街道名称我还从未听过。虽然如此，我想这封信十有八九是魏睦写的，为了顺利寄出才作此掩饰。我掂着信，非常轻，大约只一张信纸在其中。
只一张纸。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我知道她写信用词向来吝啬，不作多余语句。
有可能是好消息吗？我没底气。
我将信放到桌面上，接着，问起另一件事来。
“我家佣人送来的？”
“是的，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长头发的女孩子。”王秘书比着自己的眼睛，示意我送信的人大概有那么高。
“我刚才上楼，正好看到她被拦在外面，还挺着急的。我去问，原来是来送信。哦，对了，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我刚才忘记说了。”王秘书不好意思地笑笑，“她叫双雪。”
原来是雪儿。我忽然觉得一丝轻松。再想想，这些年雇过的这么多佣人里，只有雪儿的母亲把我们的事看得这么重要。雪儿不是我们的佣人，但她也是如此。
说完，王秘书就自己离开了。
上次的事对她并无什么影响。刘梓玺没再出现过，办公室内也无人怀疑。至少我还没有察觉到在那之后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我知道，这只是一时而已。对方或许是在猜想我为什么会杀得那么干脆吧。
她一离开，我就把信封拿到眼前仔细地瞧。刚才我没看到的是，信封一角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框，里面写着一行小字：请务必尽快交给邱深先生。这一行字是魏睦的笔迹。
我用手捻着这一小块字迹，想象着她写下这一行字的心情。我越是想着，就连心里那最后一点底气也没了。一方面，她希望叫我尽管拿到信，我就该立刻读信，这才是正常的思路。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退却。
退却？
这样一个词是准确的。倘若这封信是一扇门，我此刻真正所想是转身离开。门里面的未知景象我尚不知晓，况且，就算是炼狱我也该迈步进去，一声疼也不能喊。我知道。
或许这正是她犹豫的原因吧。或许她比我更了解我。她理应比我更了解我。因为若不是她，不会有我此刻的“退却”，不会有这扇令我倍觉压迫的门。我怕的就是她觉得她了解我。
忽然屋子里的阳光走了。我知道是起了风，云又遮住了太阳。
我将大衣从椅背上扯下来，将信揣进口袋里。
下午五点左右，我取了车，等邱先生走出来。在车上，邱先生开口问我去沈阳要办的事情办好没有。我只答没有办成。他不再追问。
车开到邱宅院落门前，我便看到雪儿在房子大门前等候着，笑着冲她打招呼。我这才想起雪儿给我送信的事。这个时候她出现在北平是件很意外的事儿。我知道邱先生看到她也笑了。
雪儿是我们上一任帮佣江妈的女儿，是个懂事通透的孩子，同我们都很亲近。江妈的丈夫在天津做码头工人，已经许多年没有音信，对她们母女既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江妈在我们家里做活，从我们回国开始，有六七年的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做事又很有分寸，我们的雇佣本来该是长久下去的。可惜的是，江妈在三年前得了急病，自己还未察觉，到医院时已经救治不及。那时候，雪儿才不过十四岁。之后，我们把雪儿送到乡下，找了一家医护学校让她安心学习。这样她以后不必再做人帮佣，可以另觅工作。这也算是她母亲的心愿。如今三年过去，她也快从学校毕业了。
我边将车开进院子里，边问道：“您知道双雪回来了吗？”
“我刚才看到她，这才知道的。她的学校不是春天才结业吗？”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放假了，她先回来看看吧。”我将车子停稳，熄了火。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邱先生还在擦着眼镜。我摸了摸西装外套内袋的位置，确认那封信在里面。随后，我先下了车，为邱先生打开车门。我们一起走过去。
“欢迎回家。”雪儿站在门口，远远地便冲我们笑着说。她长高了很多，模样也变了不少，但还能看出过去那个孩子的影子。我觉得她也沉稳了。单独在外生活是很锻炼人，她念这三年护理，回来时没再像从前那样见了我们就蹦蹦跳跳地高兴。
我想她既然成熟些了，能够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欢迎回家。”邱先生也对她说同样的话。雪儿冲邱先生低头行礼，随后冲我笑着，当是打招呼，我点点头。
“多谢邱先生。学校说最后一年，放几天的假叫学生们回家省亲，我就想着回来看看。”
“住上几天再回去吧。”邱先生说道。说完，他边脱手套，边往楼上去了。我留在原地同雪儿说几句话。
“等在外面很冷吧？”我看她脸都冻红了。
“不冷！”她忙摆手。我笑着将她让进屋子里，把大门关上。
“今天的信是你送去的？”我问她。
“是的。我看到信上写着要尽快给你。没给你添麻烦吧？”
我想叫她别再自称佣人，可刚要开口，她似乎猜到我要说什么，忙问我有没有吃晚饭。我摇头，没继续说出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提。
“你先去休息吧。今天吃饭我可以去叫你了。”我看着雪儿，她的眼睛笑眯眯的，叫我只能笑着说好。我知道她一人在乡下上学，课本上的名词还很复杂，她遇到的困难一定不少。可她一次都没有找过我们，要我们帮忙。如今放省亲假，她已经无家可归，没有亲人等候，只能回到这里来。面对统统这一切，她很坚强。我知道我依照自己的标准判断他人需不需要帮忙是很不对的想法。我的话很可能是多余的，不说也罢。
雪儿说她想到厨房去帮忙，叫我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
我打开房门，脱了外衣，却在看向房间的第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放着的邮递纸包。
我知道那是什么。那件风衣早就到了北平，只是我一直把它寄存在邮局，没有去领。这件衣服像是带着罪恶。它提醒着我，此刻，我的胸前揣着魏睦写给我的一封信，她叫我尽快，而我却不愿意拆封。
我将包裹拿着，坐在床上撕开了包装。
我将风衣展开捧在眼前，仿佛那个下午亦重现在眼前。我的确是疯了，那时的我多么像一个明知不可能克敌却硬要出兵的将军，直等到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才肯罢休。可我怎么可能后悔呢？放弃终不是良策。放弃不意味着两全，放弃只是意味着放弃，放弃以后所有我为她努力做些什么的立场。
而现在，现在算是个努力过还是失去的局面吧。
那天之后一直有一个问题萦绕着我，她是什么时候察觉到我的心思的？
我是主谋。那是一场犯罪。
她是否共享了那样一种疯狂？
突然敲门声响起。我将风衣放至一边，转头看到雪儿站在门口。她皱着眉。
“吃饭了。”她来叫我去吃饭。可她没在笑着。我想她是看到我刚才那副落魄样子了。
我笑着点点头，站起身来，“嗯”地应了一声，往门口走。
我本以为她会跟在我身后，我们一起到饭厅吃饭，就像过去江妈在的时候她偶尔来邱宅用晚饭一样。
可是她忽然拉住我。我看着她吞吞吐吐的样子，等她找到那几个能拼凑成她想表达的意思的词汇。我知道她想说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我就站在门口等着她说出来。
“这些年多谢你们。”她仰起头看着我，冲我笑。我知道不该是这句话。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看到她眼睛里有泪光，觉得很心疼。我怕她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肯和我们讲，在心里憋着，自己受。可我又怎么去问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在这样一个她不肯说出来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她想了许久只说出一句“谢谢”的时刻？
雪儿之前并未这样客气。她的客气叫我想到另外的人。于是，我更加问不出口。
“以后也别怕麻烦我们，好吗？”我最后说，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肩膀。我想通过这个动作传达出鼓励，可是我觉得并不成功。她在犹豫。我等着。
“人不必时时刻刻都是笑着的。”她最后说道。
于是我忽然明白，她想说的话不是关于她自己的，而是关于我的。我以为她在弱势，需要关心，是我自以为是。
可是，她的小心翼翼究竟来自何处？是来自对我的了解吗？我自问从未以完美无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我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时时刻刻都笑着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显得虚伪不近人情。这是她对我的提醒吗？
我笑笑，叫她一同去吃饭。关于我想着的这些，什么都没说。
我对她说谢谢。她拉着我的手臂往饭厅走去。她拉着我往前走的这一瞬间让我觉得回到了许多年前，她还是个需要我蹲下和她说话的孩子，此刻正着急叫我去吃晚饭。
虽然我是如此地破绽百出，可我知道，有些责任我必须要承担。就算我的勇气已经不够。
我意识到魏睦做出的已经比我要多出许多许多。我的退缩叫我不配她的付出。
用完晚饭回到房间里，我拿出了那封信，拆开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