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我在医院病着的这许多天她一直在等我，我就有种没处发泄的气愤。而我沉睡着，伤口处感染的病菌在我体内从旗鼓喧嚣到负隅顽抗，以生命难逃的生老病死为名义，令我成为不负责任的一方。
如果是别人，我不会想要解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脱离生老病死，但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向他人，我只需要陪着笑脸说些客套话。但是面对魏睦，我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想到许多个提起话头的方式，却没有一个能打败她此刻脸上的浅浅笑容。
我想，我宁可她冲我发火。这样自私的念头在她偏过头去看河对面的时候更加嚣张。我宁可她的拳头打在我身上，然后我就能向她道歉，并向她和盘托出我的苦衷。尽管这样已经挣扎得疲惫了的她还要再释放些力气出来，我想，至少我有机会撇清我们之间的误会。
但是她没有。我想，她实在是累了。此刻，她的手轻轻搭在我的手上，人虽然坐在我的旁边，却并没看我一眼。就在刚才，她没推开冲动的我，她甚至回应了我的拥抱。在来沈阳的飞机上，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没想到她是这个反应。
我甚至准备好了与她一同歇斯底里，将许多年来穿在身上的冷静卸去，陪她，无论去哪里。
在医院的时候，我挣扎在病榻上，努力地想要挤过人群去到她身边。我知道那是梦。我很久没做过这样一个让我筋疲力竭的梦了。在梦中，她被人推搡着。许多面目狰狞的似人怪物拉扯着她。我看到她无可奈何的眼泪滑落下来，仿佛一块透明的琥珀，在泛黄的梦中画面里反射着光。我看着她离我远去了，人群的力气是那么的大，大到我只能站在原地目送她。
在看到她出现的那一刻，我在梦中的感觉又回来了。或许是退烧药还起着作用，我只想跑到她面前抱住她。我的确这样做了。她在我的耳边重复着我的名字。我感觉到那里面有她对我的想念，还有对我的一句句质问。邱深，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在她需要我站在身后的时候，我在哪里？
我曾像个初次陷入恋爱的少年人那般，在脑海中将所有美好的意象拼凑成拙劣的情诗。虽然那些诗并未能到达她手中，至少在燃烧成灰烬之前的每一秒，它们字字都在述说着一个意思:爱你，不顾一切地爱你。
若是情诗不必如此猖狂，我不会觉得自己失了分寸。
我怎么也谈不上是不顾一切。
或许做梦可以，但实际上，我知道自己从来做不到。若我能抛下刘梓熙的事情立刻赶到沈阳，或许她还能冲我发发火。我开了枪，一半是要刘梓熙的命，一半是为了这份痛苦出气。邱先生看出我的不对劲了，所以要我无论如何三天之内一定回北平去。他知道，我不说是因为我认为还没到告诉他的时候。只要我能够全身而退，他不逼我当下就将事情讲出来。在我的手提箱里，他还放了脱身用的六寸大小的箱子，里面是一沓小额支票和一把小手枪。
我不知道邱先生是如何知道一个冲动的人的思维的。他看起来总是冷静沉着，一丝不乱。或许在某个时刻，他也曾涉足过这个既卑微又自负的领域，只不过所有的痕迹都已经被他掩盖得无法察觉了。
魏睦仍旧不说话。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看到码头上一群工人在搬货物。他们将货物一箱箱地从地面上搬运到小船上。我眯起眼睛，看见箱子上画着的红色圆圈——说明箱子里是贵重易碎物品，需要轻拿轻放。我好奇着他们的工头是拿什么话威胁他们的，让他们真的轻拿轻放。这个念头倒是将我从纠缠着的思绪中解救了出来。一个约莫二十岁的工人走到一旁坐下，擦起了汗。大概是感觉到了身上的视线，他抬起手向我们坐着的这边挥了挥。我冲他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奇怪的是，我察觉到魏睦也冲他点了点头。
虽然这样开口说话与预想中的太不一样，我还是问了：“你认识他?”
魏睦突然慌了，像是本能上想要隐藏自己刚才的反应。我想，随后她意识到了身边的人是我，于是才承认道：“算是认识。他叫阿七。”
她的慌张被我看在眼里，这让她有些不自在了。说实话，我不希望她在这个年纪就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虽然时局动荡，能过安稳生活的人还是有的。我希望她能是其中的一个。可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第一次见她，她从汽车后座上看向我的时候，那小兔一般的眼神。就是这样一个眼神，让我总觉得她时刻都准备着逃离，而我能扮演的角色，我说不清楚。
我看着河面上反射着的阳光，仿佛这样能消灭掉我脑中刚刚产生的念头：魏睦的生活偏离了所谓的“安稳”，但她却离我更近了。既然她知道了世上可信之人无二三，于是对于我不能回避的自己身上虚伪的那面，我就不必再遮遮掩掩。可是，她的痛苦，究竟让我心疼。
“跟我到北平去吧。”我脱口而出。
我想保护你，而不是追捕你，你明白吗？
我看着她，看到她被我的话吓了一跳，红着脸低下了头。我想起她在信里问我的婚姻状况，难道她从没有想过与我一起生活？
“我不要你现在就回答我。我三天之后才走，你那时给我一个回复就好。”
她点了点头。就只是点了点头。我看不出任何的情绪，哪怕是一点获得理解的高兴。
我这才意识到，我多么希望她立刻答应我。我这么希望着，就好像在盼着一个奇迹。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被绊在北平不能脱身。如今，我还怎么向她证明我是她可依靠的对象?
我想起十几岁在学堂里，为了完成先生布置的写作功课，我努力地从给出的两三个字的题目里找出故事的线索。我通常会想象自己身处在故事人物的位置上，以此来触发感情。语言的苍白感在十年之后的此刻全然袭了上来。
“你读文学，对吧？”
“对。在港大的时候是。”她又补了一句，“是不是觉得没什么用？”
“如果让我再选，我也会选文学。”
“为什么？”
“或许学过了，就不会在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我冲她苦笑，我想我是在努力讨好她。我自认是个讨厌感情刻意的人，但这样做我竟然没觉得累，反而是感到有些安慰。我终于能做点什么了。
她笑了，用她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安慰我般说道：“没事，我学了两个月，仍旧不知道如何开口问你才好。”
我的呼吸在她的注视下变慢了。事情或许没有我想的那么糟。我没办法分辨这是真的，还是只是我的幻觉。
“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头。
我深吸一口气，从接到傅晓青的信开始讲起，一直到我因为伤口感染发烧昏迷，但我隐去了刘梓玺的那一段。
“其实在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定有什么事情闷在心里。”她小声说，怕我反驳似的，“我想，可能是北平的公司出了事情，或者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以为你已经结婚了。”
我该怎么告诉她，当时我心里想的全部都是她。不提那个她想象中的我的家庭，就连公司的事情我都没法腾出位置来。我不能让她知道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她是如何扰乱我的思绪，如何打乱了我正常的生活。按照魏睦的个性，她一定会觉得对我有亏欠吧，尽管这亏欠是我们两个都没法避免的。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欠我什么。
“我那时……在想别的事情。”我只好这样说。她听了，点点头，好像接受了我的说法。或者，她是对我所隐瞒的没什么兴趣。这样也好，这样至少我不会做那个用自己的痴情胁迫她和我走的伪君子。
可是这之后，我们似又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想，从我的隐瞒开始，我就该意识到谈话会有这样的走向。
“我送你回去吧。”看着手表表盘上转到了五点半，我说道。
她答应了。随后，她站起来，向码头那边望了望。刚才和我们打招呼的那个工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应该是在找他，或许是觉得就这么离开不好，想说一声。她没找到，于是转过身来看着我。
“那麻烦你了。”她这么说道。
于是我明白她现在是不可能和我到北平去的了。她自有她那一套对待熟人的方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还在她客气的范围内。我只好挤出一个微笑，对她说别客气。
我为她拉开车门，脸上还挂着那个难堪的微笑。我想我还能等下去，等她的态度发生改变。在这期间，我不能再让她陷入到危险里面了。
我将车停在了她家的门口。这是一座整洁体面的小房子。我并没有看到她父母的身影。
魏睦好像并没有要下车的意思。我盯着方向盘，在考虑要不要问出这一句话。突然，她要推开车门下去，我下意识地伸手过去拉住车门。这个动作让我们的脸贴的很近，她屏住了呼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几秒钟后，我收回探出的身体，问出了我心中的那句话：“你想让我和你的父母谈谈吗？”
我看得出来，她在犹豫。于是我又说：“我算是懂得一些谈话技巧，可能比起你，我更能说服他们。”
但是她拒绝了我。她说，她想再等等。我说我尊重她的想法。
我们相视一笑，然后她下了车。我看着她进了院门，然后又进了房门。我想着我不应该多做停留，以免在这个时间节点被人看见。于是我就这么将车开走了。
我直接回到了我住的旅馆，叫门房送来了一瓶红酒。正在我打算将瓶塞拔出来的时候，我接到了魏睦母亲的电话。
电话里，她的母亲先是指责我不负责任，说了些辱骂的语汇，我本来听的意兴阑珊，打算将话筒放下任她说下去，继续开酒，可是，电话那端突然哭号起来。我努力地分辨她说的内容，用了好一阵子才听出来，她在说，魏睦不见了。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我问，努力压制着我的愤怒。电话那一端又开始了斥骂。这一次她说的更加含糊不清，我只能从她的断句里猜测她所说的内容。我扔掉听筒，拿起外衣，跑了出去。
开车到魏睦的家门前，我看到院子里围了一群人，中间那对抱头痛哭的大概是她的父母。我打开车门，听见有人说了一句：“那个男人找到了吗？我给你的号码对不对？”等我走过去，她的母亲一看到我就朝我挥着双臂跑过来，旁边一个女人伸手拦着她却拦不住。我伸出手扶着这位母亲，挨着她的拳头。我向院子里的人群望去，想找出一个还有理智的人。魏睦的父亲仍旧站在人群中间，但他掩着脸，并不回应他人的安慰。我看到站在她父亲旁边的一个男人，冲他点了点头。他随后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此时，魏睦的母亲已经哭的累了，瘫坐在地上。
我和那个男人走出到院子外，来到我的车子旁边。他向我介绍说他是魏睦的叔叔。我发现他就是那个把我的旅馆房间电话交给魏睦母亲的人。他说，魏睦今天出去了一天，没有回过家。我刚想打断他，因为明明是我亲自将魏睦送回的家。可看他一副着急的样子，我忍住了，继续听他讲。
“傍晚有人看到你和小睦一起坐在码头那边，是你吧？”我点点头。
“我想，你可能就是害得小睦上不了大学的那个。我先是跟委员会的人要了你的名字，然后我拜托我在警察局的朋友帮我查了一下……”
“不用说下去了。你也能看出来，我没带走她。你直接说还有没有别人见过她?”我不想听他炫耀自己是如何得到我的电话的。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冷静。我想，那一个院子里的人都靠不住，若她真有什么事情，我得靠自己找到她。
“你看见了，我们家的亲戚差不多都在那里了，谁也不知道小睦去了哪里。她这个人吧，什么事情也不和家里说……”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攫住我的肩膀说，“你说，会不会是她在外面认识的什么人，把她骗走了？”他说完，又觉得话说得不太合适。我想，在他的眼中，我就是这样外面认识的把她骗走的人。我凝视着他，表示我不介意，只希望他继续说下去。可他却转过身去，沉默了。
“她有要好的朋友吗？”我问。他摇了摇头，回答：“她没朋友。她一直独来独往，我们都称赞她独立，所以才同意她一个人到香港去。”
我又看了他一眼，希望他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的愤怒。我仿佛看到魏睦无从呼救却还要对虚伪的称赞道谢的样子。她这样的年纪，刚刚二十岁，在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城镇里没一个朋友。她不是个没有感情的人，怎么可能不需要朋友?他们给魏睦展现出的生活标准是这么的荒凉冷漠，哪怕独来独往是迫不得已，还要承受着这毫无道理的规矩。怪不得他们会相信“委员会”的滑稽说辞。
可他还是没意识到。他只瞥了我一眼，又回到院子里去了。
我没时间理他，转身上了车。我想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唯一我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和她谈话的码头。如果去了码头仍是毫无线索，或许我该打给老李。
哪怕今后要承担风险，我也不能在现在就失去她。
到了码头，天已经完全黑了。通往码头的桥上装了一盏路灯，光线昏暗，像萤火虫一般只能勉强地向来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丝毫起不到照明的意义。我从车上取了手电筒，下了车，用手电照着前方的路，往桥头走去。走近之后，我看到码头上停着的一艘小船还点着煤油灯。我咳了一声，听见里面有人翻了个身。不一会儿，一个将辫子盘在头顶的老人提着灯探出头来。
“干嘛？大晚上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睛上下打量我。我直视着他，拿手电照着他前方的船板。这老人看见我一身穿着，立刻换了笑脸，说道：“老板，有什么要帮忙的？”
“你们码头都运些什么？”
“这我怎么能告诉你……”他犹犹豫豫地别过了头，不愿意继续说下去的样子。我只好直接问他是货还是人。
他瞪大了眼睛，想否定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能说服我，吞吞吐吐地说：“什么人……我这么一大把岁数了，我不能骗你……你走，快走吧！”边说着，他扬起空着的那只手，叫我离开。
我冲他摆摆手，转身回到桥上。他的反应这么奇怪，要是真的警察来了一定会将他绑回去审审。
距离我送魏睦回家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白天码头上至少停着四五条船，现在只剩下这一只小船作为工人休息的场所。船会在夜间运货吗？视线不清，想要联系灯塔也困难，即使这样也要发船吗？
这三个小时，船行到哪里了？
我胡乱地想着，在脑海里将我来到沈阳之后碰见的所有人过了一遍。从租车行的老板，到沿着魏睦的家为中心一圈圈扩出去找她的时候，路上形迹可疑的几个行人……再到，来到码头之后，我猜测着她可能站过的位置，在桥上来回踱步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心事，所以可能会对平时察觉得到的事物视若不见，所以才做这个检查。可是，现在才从回忆中搜寻也不可能有任何帮助，我记东西本来就有自己的主观印象，如果我觉得有奇怪之处，肯定不会等到现在。
或许，或许是有的。我走到白天和她一起坐着的那个位置，往码头看去。眼前是月光照着的一片空荡。是那个码头工人吗？我想起在魏睦没来的时候，他一直在观察我，我看向他的时候他又转过视线去。我以为他看出了我的身份，和我见过的许多工人一样，想找我要份工作……我又跑回到那只小船前，猛地拍了拍船上撑起的帐子，那个老人没有睡着，直接出来了。
“你知道阿七吗？”我问他。
他圆睁着眼睛看着我，点了点头，反而招认说：“老板啊，我和他没关系的！七儿他带着一些姑娘去外地找工作，我就知道，肯定是政府不让做的事儿啊！我也劝过他了，他不听……”
我伸出手让他别再解释了，他惊恐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我的身上想象出了多么大的权力，我也没时间去想了。
“哪儿能找到他？”
“您，您去火车站看看吧……他没在船这边，多半又是去送人了……”
码头到火车站的距离，跨过了大半个沈阳城。我将车开的飞快，快到来不及在路口停下，只能冲过去。好在天黑之后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到了火车站，我将车停在车站对面的路边，跑了过去。
车站外有很多流浪者，席地而睡。我绕过他们，一边环视着，一边往车站里边走。走到里面，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拦住了我。
“先生，这里面出示车票才能进。”
“我找人，你让我进去吧。”
他拿一副公正的表情看着我，手仍旧搭在门上，不让我进去。我将手腕上戴着的手表摘下来，往他口袋里放。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让进就是不让进。你找人是吧，你到那边去等着，我帮你进去看看就是了。”他冲我宽慰地笑笑，将手表塞回到我手里，然后指了指旁边的列车员办公室。这时，一个披着棉衣的男人提着灯走了过来，边走还边打着哈欠。他对着我跟前这位说：“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还值夜班呢！”
“这位先生想进去找人。马师傅，这不能放进去吧？”
原来拦住我的是个新上任的。我又转向走过来的这位，说道：“我妹妹没回家，我上这儿来看看。您帮帮忙！”
这人眼睛一亮，说：“是不是一个看起来十七八岁，长头发，穿着蓝色外衣的？”
我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这人拍了一下大腿，手上提着的油灯都差点洒了，说：“在那边办公室里呢！叫人给拐了，临上车逃出来。问她家在哪里也不说，就是哭。”我急忙朝那边跑过去，他却拦住我，怀疑地打量了我好几遍，说：“你妹妹？怎么一点都不像？你是好人吗？”
我真是急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三言两语解释不清。要是他说的人不是魏睦，我得赶快找到电话去拜托老李。现在，我只好说：“您先让我去看一眼，她认得我！”
这时，我身后守着门的那个男人笑着说道：“马师傅，刚才这位先生想进去我不让，要塞给我一块镶了钻石的手表，看起来是真着急。”听了这话，提着灯的才把手收回去，让我过去了。他跟在我身后一起往那边走。他走的每一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正押着我心跳的频率，越来越重，越来越快。
那间办公室是座砖砌的小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摆在问询窗口前的桌子。房间里点着电灯，发出的白光并不很亮，却照得她脸色惨白。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魏睦正趴在那张有些脏的小床上睡着了。她脸上的泪水在闪着光，和我梦中的场景是那么相像。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跟在我身后的人问道。
“是。”我小声地回答他。
“快把人带走吧。晚上车站冷。”他撇下这一句话，就从我身后走了。
我将外衣脱下来，慢慢地走进去，用我的外衣包裹住她。她被我的动作弄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我。过了好几秒，她意识到来的人是我，眼泪又流了出来。她慢慢地挪进我的怀里，冰凉的脸贴着我的脖颈，小声地抽泣。我只能将我的外衣包在她身上，像抱着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搂她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她冷静下来，抬起头看着我，对我小声说：“你送我回家吧。”
我看着她哭红了的眼睛，好几句话憋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只能点了点头。说到底我也解释不清，我就是直觉上觉得她不应该回家。那个地方照顾不好她。可我知道，直觉说服不了人。
我载她回了家。她家院子里的人都散了。连她的父母都不在那里。她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就下了车。
我不舍地看着她的背影。她将我披在她身上的外衣留在了车座上。外面风挺大的，沈阳的十一月还是挺冷的。我犹豫着要不要下车去把她追回来。这时，我看到她的母亲走了出来，拉过她的手臂就往里走，拽得她晃了一下，我也跟着晃了一下。不过，她大概是习惯了，顺从地跟在母亲后面进了房子。自始至终，她和她的母亲都没向我的车这边看一眼。
我使劲地拍了下方向盘，手臂上的伤口猛地一疼，直疼得我弯下腰去。我又看了一眼院子里边。灯都灭了，我什么也看不清楚。好吧，我心里想，然后发动了车子往旅馆开回去。
我回了旅馆，觉得伤口越发地疼。我想起在往火车站去的路上我打方向盘是那么用力，当时没觉得疼，现在一想伤口多半是又裂开了。我不由得苦笑。这伤算是我身上受过的很轻的伤了。比起小邵中的那一枪，我这简直只能算擦破了皮。只是，小伤难好。事实如此。一个眼神能在心中刻下的痕迹，有时候比江河湖海还要难以磨灭。
我把缠着绷带的伤口来来回回地看了好几遍，直到我自己都对这样审视自己感到恐惧了才停止。
我想起在香港的时候，她重复我的话，说我的名字好。那个时候，我真为自己能遇到她感到高兴。如今，我仍然相信她的出现使得我发现了“邱深”存在的可能。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一直希望她能够保有全身而退的余地。我不告诉她我有多么想她，在收到她的信时我是多么的高兴，简直欣喜若狂……
可是，当我看到她躺在那张小床上，脸上遍是泪痕，我没法说服自己将这距离继续保持下去。我穷尽思绪，想找出一个能解决她面临的问题的方法，一个既不用她离开故土，又不必继续受这份冷漠的方法。可我想不出。我知道，她一定要被伤透了才肯放弃。我不能做那个劝她先放弃的人。我只能等着，等那个残酷的时刻到来。
我把带来的退烧药从小药盒里倒到桌子上。医生说如果烧退了，只要吃两片。看看伤口，再摸摸满是汗水的额头，我选择了吞下全部的三片。吃了药，很快我就会开始犯困。我想现在的我需要睡一觉。
我直接趴到餐桌上睡着了。在梦里我还在开车，不知道去哪里，只是踩足了油门往前开着。梦醒了，我看看挂钟，凌晨四点。我想这个梦是我希望僵局快些被打破的隐喻。弗洛伊德说，梦会昭示人们不肯承认的愿望。我知道她会受伤，会悲痛，可我实在想为她做点什么。这没什么不肯承认的。我只是真的害怕它发生。
这时候，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那边是楼下的门房，说有一位小姐来找我。
我闭上眼睛晃了晃脑袋，感觉到宿醉一般的头痛。看向桌面，那一瓶红酒还放在那里。我没喝醉，也不是在做梦。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的这么快。我以为她的父母至少会先安慰她，让她平静下来，再去扯那些歪理邪说。
不，或许不是这样呢?或许她只是想见我了，或者她就是想来告诉我，她不会跟我走了，她还是想住在家里……
我忘记了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我为我希望某件事情发生而同时感到恐惧和激动。
我下着楼梯，想把袖子放下来盖住绷带。我想是因为伤口发炎肿胀，所以袖子格外紧，等我来到一楼的时候，袖子还是团在手肘的位置，不肯下来。
我看到魏睦穿着白天的蓝色外衣，站在门房的窗口前等着。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有泪痕，只是眼圈仍旧是红色的，在门房那一盏昏黄的灯照射下显得特别憔悴。
我喊她，于是她回过身来看着我。我想她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伤口。她向我走过来，两只手放在身前不知所措地扭着。
“我没想到你的伤这么严重。”
她的语气里含着抱歉。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时间来找我是代表着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冷静，甚至还要感到抱歉?
如果你想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找人将那个委员会取消掉。我可以安排我认识的在美国学过谈判的朋友和你父母聊一聊。你知道吗?人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换一种环境，他们不会这么对你……我真想把我活过这许多年的所有心底话都讲给你听，只要你，只要你，不是这副冷静的样子。你这样，我什么都说不出口，我只能白白地心疼着，你知道吗?
我们相视了很久，最后，我把她轻轻地揽在了怀里。我感觉到她因为要忍受激烈的情绪而微微颤抖。
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道：“你还愿意带我去北平吗?”我抱紧她，因为她颤抖地越来越厉害，声音里带着哭腔。
“当然愿意。”
什么时候都愿意。
这时我才朦胧地醒转过来。我从茶几后面的沙发里坐直，看着面前还剩不到一半的红酒。我想，大概我因为昏睡，糊涂到把红酒当成了啤酒，因为酒瓶旁边高脚杯的内壁还是干干净净的。
慢慢清醒之后，我意识到，在无可奈何之下投奔于脱不了关系的我，这种情形下，她是不会哭的。
在那封我盼了好久的信里，魏睦冷静得让我佩服。她很擅长为未来打算，只要她对未来还有希望。
可我怎么也没能想到，我在沈阳剩下的时间里，都没能再见到她一面。我在码头等了很久，也偶尔开车经过她家门口，都没能看到她。我也没来得及打听到那个叫阿七的码头工人的下落。在沈阳我很多时候都是无计可施。
三天的时间过去了，我只能按照我对邱先生的承诺，返回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