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五年（前124），淮南王刘安的中郎（侍从）雷被（pi，皮）连夜逃奔京城长安，上书汉武帝，状告淮南王对自己的迫害。兹事体大，汉武帝没有半点马虎，迅速将此事批转给廷尉、河南郡联合审理。淮南王刘安闻讯，立即密谋造反。
雷被到底有何冤情，只有天子才能为其做主？淮南王难道罪不可怒，只能选择造反？一桩家务事为何牵动汉武帝彻夜辗转？一腔书生意气又怎样引发一场诸侯叛乱？
“儿子逞气父失地”
淮南王刘安的这场大难缘自太子刘迁（在汉代，不是只有继承皇位的皇帝之子叫做太子，诸侯王的王储也叫太子），那么，淮南王太子怎么会给父亲惹来如此大难呢？
元朔五年（前124），刘迁学习舞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自觉无人可敌。一天，他听说父亲的侍从（中郎）雷被剑术极为高明，被誉为淮南第一剑客；心里很是不服，急召雷被前来比试，想通过打败雷被，提升自己的江湖地位。
雷被听说此事，进退两难；他知道，如果赢了，以后还如何在淮南王手下做事？如果输了，就毁了自己淮南第一剑客的英名，于心不甘。思来想去，只好回绝比赛。但刘迁不干！不参加怎么行？不参加，就是看不起本太子！最终，雷被硬着头皮答应了。较量中，雷被一再退让，太子步步紧逼。一不小心，雷被刺伤了太子。太子勃然大怒，雷被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收场。
此时，正是卫青打赢漠南之战，对匈作战取得巨大胜利时。汉武帝下令，只要有人愿意从军，即可到京城报名，地方政府不得予以截留；否则，以抗旨论处。
雷被觉得，自己在淮南王手下混不下去了，决意到京城参军，逃离淮南这个是非之地。而太子刘迁不依不饶，多次在父王刘安面前诋毁雷被。刘安令郎中令严厉训斥雷被，撤了雷被的职务，还口谕：严禁中郎雷被人京从军！淮南国人以此为戒：今后谁再惹事生非，休想以从军为名一走了之！
雷被走投无路，只好拼死上京，告发淮南王。
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汉武帝是汉文帝的孙子，因此，刘安的辈分比汉武帝还要高出一辈，在刘姓宗室中是最高的，汉武帝会怎样处置这位族叔呢？
汉武帝对吴楚七国之乱印象极为深刻。继位之后，全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策，将诸侯国逐步缩小。但是，推恩策不具强制性，有些诸侯国执行了，有些诸侯国并未执行，刘安的淮南国就没有执行。因此，淮南王的一举一动，汉武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不马虎。接到雷被的上诉时，汉武帝心头一震。
“严禁雷被人京从军”，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虐仆事件。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判处弃市死罪。汉武帝下令弄清事件真相。
淮南王刘安坐卧不安，非常紧张；后来，又听说河南郡（郡治洛阳）要抓刘迁到洛阳受审，更是忧心如焚，不能让宝贝儿子坐牢啊；便和王后商量，一旦河南郡来抓儿子，就举兵造反。但是，谋反可不是件小事，淮南王犹豫了十几天，迟迟没敢动手。
寿春是淮南国的国都，寿春县丞是淮南王任命的；而淮南王的国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见淮南主的太子迟迟没有归案，摆明了要偏袒淮南主；就抱怨寿春县县丞对抗中央命令，于是向中央政府举报寿春县丞。
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第一轮角力开始。
淮南王得知国相举报寿春县丞，便要求他取消弹劾。但是，国相不为所动。
淮南王一看事态有点失控，便抢先状告国相违法。汉武帝令廷尉审理。案子一追就追回到了淮南王自己头上。
紧接着，公卿大臣一致要求逮捕淮南主。
淮南王和太子商议：一不做，二不休，假如汉朝使者来抓人，就杀了汉使；同时除掉淮南国主管军事的中尉，举兵造反。
汉武帝虽想借机一举荡平淮南国，但是，并不贸然一步到位。毕竟，淮南王是自己的长辈；即使不顾及叔叔的尊严，也要考虑自己的声誉。于是，他先派一个中尉（主管京城治安）到寿春县，向淮南王问明事情真相。
淮南王见中尉和颜悦色，只询问雷被的情况，不提惩戒的事。因此，没有格杀中尉。
中尉回朝，禀报调查结果，公卿大臣议论纷纷：要求处死淮南王。
汉武帝没有采纳朝臣的意见。
大臣们提出第二种处理办法，削去淮南国五个县，以示惩罚。这个意见汉武帝也只是部分采纳，最后削去淮南国两个县。而且，仍然派前次去询问情况的中尉，到淮南国宣布处罚。
淮南王只听说自己死罪难逃，不知道最后的宣判其实是削地，便和太子刘迁商量，这一次再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刺杀使者，起兵叛乱。谁料中尉一见淮南王，就连声道贺，告诉淮南王死罪得免，只削两县。刘安悬着的心又放回肚里，中尉再次逃过一劫。叛乱不了了之。
“有心无力欲翻盘”
淮南王刘安触犯汉法，其罪当诛，但是，汉武帝没有将其一棍打死，而是给了他一个赎过的机会，淮南王会珍视这个机会吗？他能从此一心向善，推行仁政吗？
淮南王没想到汉武帝会免自己一死，这当然是个惊喜。但是，惊喜也只是一刹那，事过之后，淮南王很快又极度不安，郁闷异常。他认为，自己在诸侯王中辈分最高，一生“行仁义”，还被削了两个县，太不公了。
那么，一天天感到不满足的淮南王会怎么样呢？
从此陷入焦虑之中。凡是从京城回来的人，他都要仔细盘问一番，谁要是骗他，说皇上没有孩子，朝廷政局不稳，他就非常兴奋；谁要是说朝廷政局稳定，皇上有了儿子，淮南王就非常生气：瞎说，不可信！
淮南王就在这种焦虑不安的仇恨中一天天煎熬着。
陷入焦虑状态的淮南王刘安，一心想着叛乱。他召来手下最有军事才能的门客伍被（pi，皮），商议叛乱之事。但是，伍被拒绝支持淮南王刘安的叛乱。
伍被的理由只有一点：叛乱不可能成功！
伍被为什么认为淮南王的造反不能成功呢？
一是没有民意支持。
伍被认为：当年，百姓无法忍受秦始皇的暴政苛法，早已积聚了巨大的反秦能量，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立即响应；如今，武帝虽然穷兵黩武，但国富民强，民间毫无反政府的情绪。
二是力量太悬殊。
吴楚七国叛乱初起之时，力量相当强大，但是，造反最终没有得逞，何况一个小小的淮南国？与中央政府相比，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不可能成功。
的确，无“势”、无“力”，如何成事？可以守势、可以趁势、可以造势，但前提必须有“势”；可以借力、可以蓄力、可以发力，前提必须有“力”。有想法无办法，不如让它作罢。
伍被的意见是对的，只是淮南王此时听不进去。
常言道祸不单行。削地一事刚了，一张状告淮南王的御状送又呈到汉武帝面前。
那么，这一次告御状的是谁？他又是因为什么告淮南王刘安呢？
这次击鼓鸣冤的，居然是淮南王刘安的亲孙子刘建。
为什么孙子会告爷爷的御状呢？
其一，其父受侮。
淮南王有两个儿子，庶长子是刘不害，但是，淮南王、淮南王的王后、太子刘迁都不喜欢他；不仅不喜欢他，还经常欺负他。刘不害性情窝囊，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太大反应；而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可不一样了。刘建有才华，有血性，他看不惯淮南王、王后、太子对父亲的蔑视，心中常常憋着一腔不平之气，伺机讨回公道。
其二，不得封侯。
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策；这样，不仅是继位的嫡长子，其他儿子也能裂土封侯。汉武帝的原意是让诸侯国越分越小，小到难以对抗中央政府。而这个政策在刘建眼里，就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一旦裂土封侯，父亲刘不害就可以封侯，自己再也不用在刘安眼皮底下天天受气。
然而，淮南主刘安拒不执行推恩策，刘建的太子梦泡了汤，于是恨意大生。
刘不害虽然庶出，好歹也是长子，却一无所有。弟弟刘迁因为嫡出，就位居太子，呼风唤雨，备受宠爱。亲兄弟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刘建的心里能平衡吗？当然不能！（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
其三，计划败露。
刘建不像父亲刘不害那般忍气吞声，他极力结交有才之士，想扳倒太子刘迁。这样，自己的父亲就可以顺理成章取而代之，成为太子。但是，刘建行事不严密，很快为太子刘迁察觉。
刘迁骄横跋扈，怎么容得下侄儿这等心机？立即将刘建抓起来，严刑拷打。
这一拷打，家庭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叔侄（太子和刘建）关系迅速恶化，刘建只好铤而走险。
元朔六年（前123），也就是雷被状告淮南王的第二年，刘建派人进京，告发太子刘迁。
刘建告状主要是三件事：
一是自己受迫害；
二是父亲受迫害；
三是淮南阴事。
这三桩事，第一、第二件，虽属家事，但是，皇族家事就是国事，中央政府有权查办。第三桩事最为厉害。所谓“淮南阴事”，即淮南王刘安见不得人的事。刘安最见不得人的事是什么？是谋反。刘建知道太子曾多次谋划刺杀汉使，此事确有致命的杀伤力。
汉武帝将此案交丞相公孙弘主持，河南郡负责查办。
此时，吕后当年的亲信、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和公孙弘私交甚好，审卿与淮南王刘安宿怨颇深。于是，他极力罗织罪名；公孙弘更怀疑淮南王有叛乱之心，办得格外认真。
刘安非常慌乱，又想发动叛乱，找到伍被商量，伍被还是老意见：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人心思定，如果贸然行动，必然是“逆天道而不知时”，肯定不能成功。刘安进退两难：起兵，胜算几乎没有；不起兵，阴谋即将败露。
刘建本来只想除掉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太子。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状竟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不归路。
伍被力阻不成，便向淮南王献出一条借力打力的谋反之计：
第一，伪造皇帝圣旨，迁徙三种人充实边地。
当时，朔方郡组建不久，人口不多，伍被要迁徙的三种人：一是各地的豪强侠士，二是判处耏（nai，奈）罪（两年以上刑期）以上之人，三是家产在五十万以上之人；而且，要急催他们出行，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第二，伪造中央司法部门关于逮捕各地诸侯的太子、幸臣的文件。
伍被这一计谋，想通过作伪，导致民怨沸腾，诸侯恐惧（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天下大乱，淮南王刘安好借机举事。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两次用大段文字书写伍被不赞成淮南王刘安谋反的说辞，几乎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近一半的篇幅，表现了司马迁对伍被说辞的欣赏，对刘安破坏大一统局面的不满。伍被言论的中心就是，武帝时期百姓对中央政权的心态，与秦末百姓希望推翻暴秦的心态绝然不同，因此，叛乱绝无成功可能。
“借力打力”着眼于制造政局危机，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人心转向。但是，刘安既听不进伍被不能谋反的话，也听不进伍被借力打力之计（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他自有谋略：
一是伪造印信。
刘安这次是动了真格，上至皇帝的玉玺，丞相的大印，下至各地县官的官印，整套克隆。
二是安排卧底。
刘安派人伪装获罪逃到京城，在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的府中卧底，一旦事发，立即刺杀卫青，逼降公孙弘。
三是策划调兵。
武帝时期，诸侯国的军队由国相、内史、中尉三人掌管，三人之中有一人不同意，即不能调兵。淮南王担心国相等人不服从；于是，他和伍被商议了两种调兵方案：
第一，谋杀国相等淮南国的高官，篡夺兵权。具体的方案是：伪装宫中失火，等国相、二千石高官来宫中救火，立即杀死他们（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
第二，伪造南越兵入侵的假消息调兵：伪称南越入侵，借机派兵，掌握军权（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套方案：伍被主张先做势，待尘埃四起之时，登高一呼，他是做长线，谋全局；刘安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他是做短线，搞投机，难怪谋事不成。
“书生造反终不成”
然而，这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筹划之际，事情却迅速败露，轰轰烈烈的淮南王叛乱胎死腹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淮南王瞬时失利呢？
祸起萧墙。
导致淮南王叛乱败露的原因有三：一是门客雷被告状，二是孙子刘建告状，三是主谋伍被告状。雷被和伍被是他手下的“八公”（八位门客）之一，刘建是他的孙子。雷被告状，敲响了淮南王的丧钟；刘建告状，再起波澜；伍被投案，供出全部详情。这是典型的“众叛亲离”啊！
案发后，太子、王后立即被捕，王宫被围，参与谋反的人全部被抓，各种叛乱的器物也被查抄出来。汉武帝派宗正（主管皇族事务）手持符节，审判淮南王。
宗正还未走到淮南国，淮南王已自刎而死。王后茶、太子刘迁和所有谋反之人一概被灭门。
寡谋少断。
刘安喜爱读书鼓琴，曾经召集门客编撰了《淮南子》一书（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世代传诵。从本质上讲，刘安是一介文人，属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类型。
刘安准备起兵的时候，曾经担心太子妃洞察内幕，走漏风声，于是授意太子，三个月不和太子妃同床共寝，借口休掉太子妃。之后淮南王假装大怒，把太子和太子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仍然不和太子妃亲近。太子妃只好请求离去，淮南王上书道歉，将太子妃送回京城长安。
由此看来，淮南王准备叛乱的时间是很充分的；但是，在是否真正起兵一事上，淮南王非常犹豫，屡屡决而不断。
雷被事件中，河南郡打算逮捕太子刘迁，刘安想叛乱，但一度举棋不定（计犹像十余日，未定）；中尉至淮南国宣布削地时，刘安本来准备谋杀中尉后举事，中途又停了下来。
刘建事件发生，淮南王得知中央政府的廷尉到来，便通知国相、二千石高官进宫，准备将中央政府任命的高官一网打尽。但是，前来的只有国相，内史出差在外，中尉以迎接廷尉为由推辞不来。刘安只好放弃这一谋杀计划。
太子刘迁自以为罪不过谋杀淮南国的中尉，参与密谋的人也都死无对证；因此，还打算跟廷尉进京，听候发落。
正当此时，伍被自首，彻底打乱了刘安的所有计划。
整个叛乱，刘安心有不甘，手有不忍，优柔寡断，终至失败。
志大才疏。
淮南王刘安非常自负，伍被认为在天下安定的情况下发动叛乱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后来精心筹划了煽动民心的几条措施，刘安不以为然：我还需要那样做吗？
刘安有文才，他曾受武帝之诏，一挥而就，写下著名的《离骚传》；但是，刘安的这些才能，都不是治国之才，充其量只是一点文才。伍被批评他“逆天道而不知时”，真是一针见血！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之时，刘安企图叛乱（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他的国相说愿意为他带兵，他便将兵权给了国相。国相拿到兵权后，协助中央政府平叛，根本不听淮南王指挥，客观上使淮南王躲过一次劫难。
所以，命运已经很眷顾刘安了，好几次助他摆脱厄运。但是，“自作孽，不可活”，连摆平自己国相的能力都没有，淮南王竟然念念不忘阴谋叛乱。
究竟是什么成为淮南王的心魔，一定要放下书卷琴瑟，投进一场力所不及、世人不耻的叛乱呢？
武安侯田蚡可谓把准了他的脉，几句话捧得他飘飘然：
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
其实，田蚡只是说说漂亮话，淮南王刘安就高兴得忘乎所以，幻想着有朝一日君临天下。
淮南王过分看重自己的身份地位。自认为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比当今天子都要高一个辈分；因此，常常不愿向晚辈称臣（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皇族中的辈分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政治资本，而刘安太看重这一点，以致于背上包袱，目空一切。
淮南王谋反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刘安出生之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竟然早早预示了这场叛乱？刘氏皇族内部还有着多少引而未发的恩怨？
请看：皇室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