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南京大屠杀》是纯如的第二部书，但她却是第一次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图书签售活动。一路之上，纯如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我们报告她的行踪。
关于纯如发现拉贝日记的新闻一年前就已经被公之于众，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都对拉贝日记和纯如的新书十分期待。纯如收到了许多大学学生组织和美加华人社团的邀请，他们迫切想要聆听纯如的故事。纯如细心地安排了整个行程，尽可能满足所有的邀请。弗吉尼亚海滩是纯如图书签售的第一站，她对我说，在那里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她的书几分钟之内就已售罄。许多人一买就是好几本，表示要把这本书送给自己的下一代好好看看。
弗吉尼亚海滩这一站后，纯如飞往华盛顿。她的老朋友、美国移民归化署的玛丽安·史密斯好心地留纯如住在她家。纯如在国会山附近的Trover书店进行了图书签售。她对我说，她希望伊利诺伊州议员威廉·利平斯基（William Lipinski）或是其副手可以到场，因为书店就在国会山上。那年夏天，利平斯基支持了一项要求日本像其他轴心国国家一样为其二战罪行道歉并支付赔偿的提案。这个提案是许多华人活动家和人权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纯如还考虑过日本驻华盛顿使馆或许会派人到书店里收集有关信息。然而，谁都没出现。
纯如接下来又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每次签售活动都来者甚众，纯如和她的书大受欢迎。绍进的哥哥绍远住在新泽西，他到普林斯顿看了纯如。据他说，纯如的书是签售仪式上所有书中最受欢迎的一本。
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南京大屠杀”所召开的会议上，当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Ikuhiko Hata）发言说，中方公布的南京死亡人数不可信时，引起了一些争议。许多听众大声抗议。据《世界日报》（World Journal,美国一家主要华文报纸）后来报道，会议几度濒于失控，但最终还是恢复了秩序。总的来说，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充分见证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是多么的关注。
绍远也在听众之中。他当晚给我们打电话描述当时的激动场面。在回应秦郁彦的时候，纯如解释了她为什么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使用埋葬记录是推测死亡人数的最佳方式。根据纯如所收集的资料，南京大屠杀中丧生者的人数据估计在26万到35万之间。当纯如发言时，她的雄辩和坚定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绍远非常为纯如这个侄女而自豪。会议后，他载纯如去了普林斯顿火车站。在那里，纯如坐上火车去她的下一站，纽约。在站台上，纯如对绍远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他1949年逃离中国大陆时的经历。绍远后来告诉我们，他对侄女的勤勉大为吃惊。他说，纯如从包里拿出采访本和笔，坐在普林斯顿火车站的长椅上就开始了采访。因为打算把采访完成，她没有登上预计要坐的那趟火车，而换乘了后面的火车。
纯如在纽约和朋友们一起过了感恩节——这是她少数几次没有和家人共度节日。感恩节那天，她从纽约打来电话，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纯如对《新闻周刊》最终登出了她的书摘十分兴奋。她还告诉我们，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请她12月7日到纽约接受采访。
从东海岸返回家中之后，纯如在旧金山地区举行了签售活动。随后，她又飞回纽约接受《早安美国》的采访。1997年12月7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56周年纪念日，正因如此，美国广播公司才希望在这一天采访纯如并介绍她的新书。尽管她告诉我们，可以在12月7日纽约时间一早在节目中看到她，但这个节目只在东海岸播出。此外，我们也没有有线电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通知住在纽约的我姐姐菱舲、住在新泽西的弟弟彬彬和住在马里兰的妹妹菁菁，让他们记着收看这个节目并替我们录下来。节目开始，纯如开始讲话时，弟弟彬彬打来电话，将听筒放到电视机旁，让我们也能听到。
一星期后，彬彬把录像带寄给我们，我们终于看到了《早安美国》对纯如的采访。我们很惊讶地看到，纯如回答问题时表现得非常专业，这让我们联想起当年她还是一个羞涩的小姑娘时的情景。她看上去非常年轻，充满活力，而在节目组化妆人员的帮助下，她简直就像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
接下来，纯如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BC-ALPHA, British Columbia Association for Learning and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WII in Asia）主席列国远（Thekla Lit）的邀请，飞往渥太华参加该协会组织的各项图书宣传活动。在华人众多的渥太华举行了几场颇受欢迎的宣传活动后，纯如飞往多伦多。在那里，ALPHA多伦多分会主席王裕佳（Joseph Wong）迎接了纯如。我和王先生素昧平生，他打电话给我说，纯如托他向我报平安。他还说，他会小心照顾纯如——他是一个医生，纯如和他在一起很安全。我非常感激有这么个人能够体谅一个母亲的心情。每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纯如总是信守承诺，告诉我们她安全抵达的消息。
12月11日，纯如到达多伦多那天晚上，她在一家餐馆给我们打电话说，当晚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晚间热线》节目将播出讲述约翰·拉贝生平故事的片子《纳粹好人》（The Good Nazi），而她正要观看。我们立即打开电视，等待节目开始。当然了，画面上出现了纯如，还有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科比（William Kerby），以及约翰·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莱恩哈特等人。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纪念日，多伦多的华人组织为大屠杀的遇难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悼念仪式。纯如受邀作为悼念仪式的主题发言人，一家来自中国的合唱团还特地赶赴多伦多。为此特别创作了一首乐曲，以纪念遇难者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仪式过后，纯如从多伦多的旅馆房间里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妈妈，你绝对不相信来了多少人。我猜总有600到800之多！我演讲结束后，人们长时间为我鼓掌……当合唱团开始演唱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电话的那一端，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那天晚上，我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过去的这两年，我的女儿撰写这本书的期间，也是我自己的一段精神之旅。我回顾了我们之间的那些谈话。5年前，1992年5月18日晚上，在我父母位于纽约的家中，是我鼓励她着手撰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然后，1995年，纯如到东海岸搜集资料；后来，她又坐上开往南京的火车，到那里采访幸存者。再后来，基本书局于1997年突发公司结构转变。我将这篇文章献给了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的外孙女写了怎样的一本书，向全世界揭露了发生在南京的种种被人遗忘的战争罪行，而在替那些沉默无言的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过程中，他们的外孙女展现出了不起的勇气。我将这篇文章投给了《世界日报》。我只用几个小时就完成写作，这怕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快的一篇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