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纯如旅行的时候我身在厄巴纳，但她每到一地总是会向我报平安。如果她太忙没有时间打电话，在旅馆的网络中心检查电子邮件时，纯如总会给我写封短信。她告诉我，一路上，每一站她都大受欢迎，很多人前来听她演讲，参加签售活动。每次活动后，纯如的书都会当场销售一空。我保持与纯如的联系，追着看所有与她有关的新闻。我很高兴听到，纯如的书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
11月16日，星期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Cheryl Tan往我们家中打来电话，采访了我们。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新闻记者。Tan告诉我们，她采访过纯如，而且在华盛顿国会山附近Trover书店的签售仪式上见过纯如本人。她问我们，纯如小时我们是如何跟她讲起南京大屠杀的，还有我们对纯如的书的看法。当这篇报道11月18日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出时，我激动极了。我在心底默默祝告我的父母，他们的外孙女终于将1937年发生于南京的真相讲给了全世界。我暗自祈祷，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所蒙受的苦难永远都不要为人所遗忘。
11月18日，巴巴拉·库里顿（纯如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在华盛顿接上纯如。库里顿邀请纯如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个演讲并进行图书签售。库里顿告诉纯如，她很为纯如和她的书感到骄傲。见面时，纯如告诉库里顿《新闻周刊》的事，以及她对《新闻周刊》迫于日方压力撤稿的担心。库里顿对纯如说，“这消息太棒了！如果他们真的撤掉了你的书摘，你的书用不了10分钟就会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库里顿在纯如的书出版前就已经读过全文，她非常喜欢这本书。她对纯如说，她个人对此书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纯如是她以前的学生，还因为这一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她还说，她特别看重媒体的职业道德，希望纯如随时告诉她书摘一事的进展。
与此同时，绍进和我系统分析了《新闻周刊》之前几期的广告。我们发现，每周杂志上平均登出4到5个日本公司的广告，其中包括佳能、铃木、日立、索尼、丰田、东芝、三菱、夏普和爱普生等。
我很担心纯如的书摘会不会在下一期《新闻周刊》上刊出。除非亲眼见到印在杂志上的铅字，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的话了。
我知道12月1日那一期《新闻周刊》大约在11月24日或25日就会送到报刊亭。几天之前，我就开始了倒计时。11月24日的那个星期一终于到来时，我在实验室里坐立不安，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当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我开始给伊利诺伊人联合会学生中心的报刊亭打电话，问他们12月1日那期《新闻周刊》是否送到了。他们告诉我杂志还没来。我问什么时候会来，他们回答说，很难说，有时候周一就送到，有时候会等到周二。他们说，如果杂志真的当天送到了，也会是在傍晚或晚上。
我无法安坐，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想着书摘到底会不会被发表。纯如那时正在纽约，她没告诉我任何消息。我坚信《新闻周刊》上的内容节选会是决定纯如的书是否能成功的一大步。
我太焦虑了，以至于记不清到底向报刊亭打了多少回电话，询问他们杂志是否已经到货。报刊亭的女孩或许也感觉到了这种焦虑，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过去时，她表现出了歉意。
最后，下午5点，报刊亭的女孩告诉我，杂志送到了！我赶快跑到伊利诺伊人联合会。当我发疯一般翻动杂志时，我几乎无法呼吸。在那里了！我站在那里，仔细阅读节选的全文。书摘整整有3页之多，标题写着“揭露南京大屠杀”。
我激动极了。站在那里，我把书摘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确定这是真的。我跑回实验室，打电话给绍进，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当天晚上，我们最终回到家中，仔细翻阅杂志的时候，我们发现，整本杂志上没有一个日本公司的广告。此外，封面上也没有出现关于书摘的特殊标题，杂志内页的“本期推荐”中也没有。3页的书摘被埋在当周另一桩“重要新闻事件”之中——麦考利夫妇生了七胞胎！显然，《新闻周刊》不想过分突出这篇书摘。
回首往事，假如纯如没有要求《新闻周刊》务必给出延迟发表书摘的原因，他们会不会迫于日本公司的压力，索性放弃这篇书摘呢？当听说如果书摘被撤稿，纯如会把事情经过公之于众后，《新闻周刊》是不是吓坏了？尽管《新闻周刊》否认日本公司取消广告是导致书摘推迟刊出的原因，但却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12月1日的这一期杂志上一个日本公司的广告都没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却刊登了两倍于正常数目的广告。
纯如的一个朋友告诉她，媒体里存在两套规则，一套是针对亚洲人的，另一套则是针对其他人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会因为《新闻周刊》节选了一本犹太人写的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书就提出抗议吗？不可能！
尽管《新闻周刊》上的书摘并没有出现在当期的封面标题上，而且推迟了两周才刊出，因此错过了最佳书评时间。但它仍极大程度地帮助了这本书扩大知名度——这是《南京大屠杀》走上畅销书榜的第一步。
在《南京大屠杀》正式出版前，纯如克服了许多外界阻力，诸如基本书局的解体，以及《新闻周刊》事件。但她也需要面对一些内部问题。4月的时候，纯如打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她正身处十字路口。《南京大屠杀》已进入出版最后阶段，很快就会面世，但纯如还没有拿到下一本书的预付稿酬。布瑞特催纯如赶快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有一份稳定收入。那时候，纯如拿到的预付稿酬、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以及其他研究经费并不足以支撑她的日常生活和研究开支，布瑞特必须补贴她的费用。布瑞特说，纯如的职业写作迄今为止都是个赔本生意。
纯如说她要么继续写自己的图书选题计划，要么就得另找一份工作，比如说撰写技术说明书或在学校教书，等到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再回头写图书选题。绍进和我同布瑞特一样，也鼓励纯如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绍进和我都反对她去写什么说明书。我们觉得纯如在创意写作方面很有天分，一份教职实际上可能是她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她既可以从事那些自己感兴趣的独立项目，也可以与其他人一道合作，认识新人——这是纯如一向喜欢的事。此外，许多教师业余时间都写书，因为教学计划弹性很大，简直是为作家而设计的。
在这次讨论中，就纯如的新书和她的金钱观问题，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说，当然每个人都要赚钱养家糊口，但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能全都以金钱来衡量。我们告诉纯如，尽管她的写作生涯迄今为止还没赚到什么钱，但她所做的一切对社会却非常重要。她的书比许多其他的书都更有价值，我们深深为她自豪。
在电话中，纯如向我们倾诉了她的梦想和雄心。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一个女友最近在芝加哥聊过一次。朋友问纯如，她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纯如告诉朋友说，她的野心是在文学世界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迹，成为一名世界知名作家。朋友批评纯如太过个人主义，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要成为明星或急于成名。纯如对我说，“梦想得到奥林匹克金牌或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对吗？”她说，“推动自己实现所有潜能又有什么不对吗？”
没能为生物钟那本书找到出版商，纯如一直在考虑下一个选题。当她谈起自己的图书选题时，总是充满热情。她描述了一些备选选题：一个间谍主题的史诗小说，一部关于美国种族通婚的书，一篇关于修建美国西部铁路的华工的历史小说等等。纯如告诉我，她一直在向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也可以与那些作家比肩。每当想到这些，她就兴奋地忍不住要尖叫出来。纯如告诉我，她的目标远大，而绍进和我是唯一不会批评她“自大成狂”或太过“个人主义”的人。
纯如对我们多次表露过她对小说《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崇拜之心。那是她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纯如说，郝思嘉的魅力正在于她的激情和决心。历尽苦难终获成功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而这也是纯如想要走的路。
纯如还告诉我们，她的一个男性朋友对她说，他喜欢雇用女性，因为女人工作卖力，开价不高，而且没有野心，所以不会偷走他的客户。纯如闻言大为愤怒。她说她永远都不要落入同样的陷阱。纯如想要找出成功女人的共同特性，就此写一本书。她还对我说，她打算未来几年生上三个小孩，不过一旦孩子升入大学，她就会重返写作。她说，那样的话，她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上至少20年。家庭与事业，纯如两个都想要。
纯如非常多愁善感。她说，生命太短暂了。她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事，但她却总是觉得时间不够。她说她必须把握此时此刻。有朝一日，生命将消逝无踪，但书和文字却会留下来，正如她所读过的那些经典名作一样。纯如说，“文字是永恒的”。她说她必须努力工作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一切。为什么她有如此异于常人的紧迫感？我不知道。有时候我无法不为她力求完美的决心所感动。这也启发了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