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县回来后，又开始了青川以南的踏勘，这次可出了一件大事。8月份我们踏勘组一行近10人，从青川县城乔庄出发，沿着崎岖山路南行（当时未通公路），到达黄坪公社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当天烈日当空，炎热难忍，汗流浃背的我们被场镇后面的一湾清流吸引住了。大家放下行装急不可待地跳入溪流，纳凉退暑好不快活。众人当中，只有我的水性略好一点，看到水也不深，还算清澈，大家都没顾忌什么。可是乐极生悲，组长关建哲突然发觉怎么少了一个人，再仔细清点钟加昌怎么不见了！情急之下，关就将我往水下按，沉入了水底，见一个白晃晃的人形蜷缩在一个罗锅形的水底处。因我出气受阻，冒出水面换了口气，关急不可待地再次将我按入水中。这一次我抓住了钟的脚，往上一提使其浮出水面。只见他口鼻全被泥沙阻塞，身上还有点温热。大家七手八脚忙乎了好一阵，又是倒水，又是人工呼吸，但终未能挽救钟加昌年轻的生命。一条活鲜鲜的生命，就这么一下子走了！残酷的现实，不得不面对。于是关连夜派人返回县上发报通知队部，其余人员办理后事。借了一间民房把钟用床单盖住，放在门板上。这夜，安排我和另一同志守护。一盏煤油灯，忽悠忽悠地照在不断被血水渗染的被单上，灵敏的猫头鹰飞来飞去，猫儿不时大声吼叫，在悲伤、凄凉、惊恐中，我们好容易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钟加昌，贵州人，1957年毕业于重庆地校，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大渡河队、阿坝队工作。牺牲时不过二十七八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家人从贵州来队探询，意欲将遗体火化迁回原籍，但队领导以“破四旧”为名，婉拒。至今钟家昌的坟茔还在黄坪小学北头那片荒坡之中。此后，二区测队下了一道命令——“严禁在野外下河游泳”。
第二位组长：黄永昌
黄永昌，1955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历任组长和分队主任技术员等职。他为人忠厚诚恳，大家都尊称他为黄兄。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人称老黄牛。野外地质观察是他的强项，尤以放大镜观察能力出众，野外对岩石的描述常常与显微镜下的鉴定十分相近，因此与他在一起，周围的人获益匪浅。他不善言辞，但笔下功夫见长，尤长于夜间伏案写作，很多地质报告他都一夜一气呵成。习惯夜战的他，长期睡眠不良，加剧了头痛脑涨，留下病根。1960年黄在汶川县棋盘沟工作时，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饥饿疲劳加上浑身湿透，所幸还剩余一根火柴，点燃了希望之火救了他一命。1963年黄在广元幅任变质岩组组长，为选择好一条“碧口群”剖面，决定在青川县好溪乡草溪沟-牙包嘴作路线踏勘。这次我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参加那次踏勘的人员除黄兄和我外，还有杨锡重、戴北超（技安员）、付光中、田时政等人。
牙包嘴是川、甘两省交界的分水岭——文县大梁上一座山头，海拔高约2600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地形陡峭，悬崖绝壁，丛林密布，要穿越它仅靠地形图、罗盘是不可能的。因此请得草溪沟生产队队长陈铭银为我们带路。
川西北无人区，当地俗称为“老林”，常年活动在此的不外乎有药伕子（挖药的）、漆客子（割漆的）、金伕子（淘金的）、打鹿子（打猎的）四类人，加上搞勘查的我们算是五类人。其中猎人最适合给地质队带路，靠一把砍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运气好时打到野物还可以改善伙食。
上山最忌下雨，打野歇、蹲岩窝更是如此。上山的当天下午雨就下个不停，迫使我们困守岩窝，不仅不能开展地质工作，而且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极大威胁。要取暖、煮饭、壮胆都必须生起熊熊大火。在风雨、泥泞、湿滑的乱石丛中，样样都是艰辛的重体力劳动。岩窝低矮狭小、腰都直不起，稍起身不慎就会撞得头昏脑涨、满眼金星，烟熏火烤呛得人泪流满面。当时上山都是“叫花子买米就此一升（身）”，晚上烤火度夜，躺在火堆旁，翻来覆去地取暖御寒，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后背寒”。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岩尿”从岩壁裂缝中不断渗漏下来，令人无处容身。
当时上山的伙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一口锅烧水煮饭都是它，饭菜一锅，煮点腊肉在其中就算是最好的享受了。三天两夜四周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冷冰冰的。轰轰隆隆的悬岩跌水，惊天动地的雷鸣闪电，凛冽刺骨的寒风，使我们饱受煎熬。直到第四天天放晴我们才狼狈不堪地下了山。同期，青川县城乔庄发大水，冲毁了好多房屋，冲走了不少村民，我们能侥幸存活下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黄永昌在完成丹巴幅报告编写后，一直病痛缠身于1994年病逝。队部迁华阳后为他分了一套新房，黄兄一天也没住过，就离开了我们。
第三位组长刘长海
刘长海是东北朝阳人，从1959年长春地校毕业后，就到四川工作。先在达县区测分队、南江三区测队工作。1960年并入二区测队（广元）。他老成稳重，待人诚恳，对工作十分认真，曾任广元幅沉积岩大组组长。
大约1964年，由刘长海带组，我们在宝成铁路竹园坝-二郎庙一带进行地质填图。同组的除我外还有宋天才等。密如蛛网的断裂，常使我们进度十分缓慢，所幸刘长海对地层单元熟悉，将复杂的地质构造一一弄清。刘一丝不苟的地质观察、端正翔实的记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记得一次在石公坝，我们利用岩石放射性伽玛强度的差异，成功地发现寒武系（砂岩）和泥盆系（砂岩）间的隐蔽平行不整合面，这项发现颇受好评。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刘长海因家庭“成分不好”心存恐惧，唯恐被揪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距（罗江）队部西侧约二千米凯江旁的一处破庙——张仁庙中上吊自尽，死时不到40岁。
以上三位都是我在广元幅工作时的良师益友，他们是四川区调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区调队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以生命谱写了区调队的光辉历程。尽管他们没有惊天伟绩，鸿篇论著，但他们绘制的一点一线，永久地标志在中国版图的地质图上。
二、千山万水的记忆——区调琐记
（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广元幅”是二区测队在四川龙门山地区完成的第一个1：20万区调图幅，地质成果十分丰富，对龙门山带的区调起到了先行和奠基的作用，好评如潮，有口皆碑。
“广元幅”1962年开幅，野外工作四年，加上报告编写跨时近五年，时间够长了，人员多达五六十人，个个都算得上精兵强将，且那时区调刚起步，人们工作都小心翼翼，唯恐不符合（苏联）规范要求。观察线距严格不超过2至3千米，标本采集规格务求3×6×9或2×5×8厘米，一些页岩、片岩采集费尽周折，地层厚度换算须精确到小数后两位等等，其工作认真的程度恐是后来者难于企及的。
“广元幅”地层发育较全，各系的标准剖面工作程度较高，许多地层单位的名称都命名于此，沿用至今，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沉积岩地层专题研究报告，洋洋数十万字，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可是“广元幅”报告，寥寥数页，大量的实际材料被埋没，丰富的成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应有的展示。对后来使用者造成诸多不便，形成历史的遗憾。
据我所知，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思潮泛滥，“设计革命化”势不可挡，报告的“革命化”，演变成简单化，大势所趋，不可违背。还有，当时人人争当“无名英雄”，反对为个人“树碑立传”，不能为个人立“纪念碑”，所有工作者都不能留下大名，责任栏只能写单位或集体的名称，这种做法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历史。
（二）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
有人戏称区调队的工人是“放气工”（指围着高压锅劳作），是他们起早摸黑安排好野外小组的生活，为地质技术人员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证，用他们平凡无声的劳动，铸成区调队的光辉业绩，他们功不可没。和我共事的工人众多，难以尽述，仅举二三。
陈国强，来自苍溪，20世纪60年代末期招入区调队，“平武幅”工作期间与我同组，担任后勤及重砂取样。他有着四川农民常有的勤劳朴实，在无人区工作辛劳他从不叫苦叫累。1968年在青川毛香坝（即现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文县河的一处岩窝中，陈国强突发急病，只见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腹痛难忍，蜷缩在地上，急得我和同组的田时政等人束手无策。那里远离人群，离最近的伐木厂有两天的路程，沿途跨急流、过偏桥，就是打空手行走都是战战兢兢的，难于行走。情急之下只好把淘砂用的胶手套灌上开水，让他捂在腹部热敷，艰难苦熬，度过一劫。他稍有缓解又坚持工作，直到出沟。收队后检查是胆道蛔虫，他只好留在队部，在厨房工作仍十分出色。退休后回老家，终因旧病复发而早逝。
严道全，南充人，转业军人，大约在1968年招入我队。1972至1977年松潘-漳腊幅期间多时和我在一起。他任后勤工作，服务细心周到，深得大家好评。每到一处帐篷下面总是铺上厚厚一层松枝树叶，让大家睡觉犹如躺在“席梦思”床垫上一样，备感舒适。他搬来石板砍来树条做成简易的桌凳，使大家不至于席地而坐。搬家时不厌其烦扛着四、五米长的杉杆长途转移，为的是把帐篷绷得平平整整，风吹不倒、雪压不垮。有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石头砌灶，严道全就平地挖灶埋锅，陡坎处添柴加火，即便是狂风暴雨，也熄灭不了地灶的袅袅炊烟。他工作的细微末节，尽显光彩照人。1991年严道全退休返回原籍，务农至今。
李正田，名山人，转业军人，在区调队长期担任后勤工作。他身强体壮，酷爱打猎下棋，可以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那是在1990年夏天，木里县宁朗乡。李从小组返回分队（瓦厂）补充生活物质，他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地来回走了六天，回来他从不诉说自己一路辛苦，只是觉得没为小组买到新鲜蔬菜而歉疚。于是李因陋就简把山下买来的魔芋在石板上打磨成浆，加上白碱竟熬制成了黑豆腐，让大家饱餐了一顿。殊不知黑豆腐越吃越“痨”人，剩余两块魔芋在小组转移时我们把它埋入荒坡丛林中，想必至今它也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了吧！
1992年二分队在甘孜生康乡工作期间，已经是小组年度任务的最后一天，李只身外出，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全分队倾巢出动满山遍野搜寻两天，一无所获。随后，乡长到寺庙求指点迷津，打了一卦后，得到的回答说：“这个人嘛活着在，你们找嘛找不到啰。”令人欲哭无泪，疑窦丛生，可也无可奈何！李正田啊，你究竟在哪里呢？
（三）扎尕山作证
1972至1975年间，我带组多次往返于热务沟、扎尕山一带，红土乡的藏族小伙子尕让赶来四匹马协助我们工作。当时当地藏民都乐意为地质队驮脚，一则是跟着我们“旱涝保收”，远比在农村挣点微薄的工分强；二是自由，有空闲还可以挖药打猎有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来说有藏民的加入不仅解决了搬运转运之忧，同时还等于请来了向导和通司（翻译），到了一些村寨、牧场也便于沟通。顺便我们还可以学会一些藏语的日常用语。有了利益结合彼此配合更加默契。
小组大家都喜欢尕让，每天一早他就为我们备好马匹，带上干粮送我们上山，凡是能通行的地方尽量把马儿赶上，下午约好时间地点来接应我们，沉重的样品争着背。每到驻地打柴提水忙个不停。我们对他也关怀备至，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平等相待，情同兄弟，有好吃好喝都不分彼此。为此尕让对我们心存感激，一心想报答。听说我们想要桦木菜板他就试图要回家砍倒桦树。想为我们改善生活他奔走在扎尕山的悬崖峭壁之间，追寻野物的踪迹，一双胶鞋都跑穿了底，常常失望而归。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他追踪四五个小时，终于打到了一只野羊，了却了他的心愿，也解决了我们缺菜少肉的燃眉之急。
次年，尕让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把马儿赶到扎尕山，一边放牧，一边翘首期盼我们的到来。
（四）历史的轨迹——队部的变迁
50年来二区测队、三区测队先分后合，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也有理，合也有理，然而多次的分合，队部辗转迁徙，区调队伍饱受折腾。
1962年新津-广元（河西区）、1964年广元-罗江（东山）、1978年罗江-名山（水碾坝）、1992年名山-华阳（通济桥）。一路走来历尽坎坷，留下历史的轨迹。如果以大成都为圆心，队部走了50年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真是历史的巧合，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吧！队部的变迁是历史的写照。无论是新津还是广元（更不用说当时分队所在的朝天和南江），队伍支离破碎，破旧的民房就是大家栖息之地，大有寄人篱下的感觉。1961年我到新津时，法院、师范学校、粮站、车站都驻有区测队的人，四处分散，好似散兵游勇，连集中开会都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地方。
在广元稍有改善，队部设立于一废弃的化工厂厂房内，是砖木结构的房子，四无遮拦。虽在铁路旁边，但远离广元五千米以上，要上县城全都得步行，交通和通行深感不便。职工仍散居农房中。
在罗江和名山大有改观，无论是二区测队和三区测队好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大队分队集中在一块，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房。据说地矿部有规定：野外队不能修建正规住房，只能搞工地建筑。“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住房只能“干打垒”——实际仍是住工棚，房前屋后搭个棚棚就是厨房。还好每家都有了自来水，只是共用公厕甚是不方便。烧的是蜂窝煤。全队只有一台电视机，一到晚上，上百号人在食堂集中观看，真是热闹。周末有坝坝电影，风雨无阻，一放电影像是“盛大的节日”。
还有另一条规定：队部只有远离县城四千米（亦说三千米）以外，才能享受野外津贴，为了能得到那几角块把钱，地质队望城兴叹，罗江离德阳县城远远的，水碾坝距名山县城也在四千米之外。享受到了野外津贴，得到了实惠，大家还是喜形于色，令地方上也羡慕不已。
随着队伍的“老化”，子女要读书就业，老者要就医外出，远离城镇的苦涩让人们苦恼、困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质部门向大城市靠拢的春风吹来，1992年区调队从名山迁到华阳，实现了区调人的苦苦期盼，有了正规的办公大楼，职工家家有套房，厨房厕所独立，客厅卧室分开，大家有说不尽的满足感。不只天然气，光纤、电话、网络入户，出门又可以公交代步，俨然区调人就是城里人。
1996年以后，队上又投入巨资对队部的道路、管线、照明、景观进行了改造，旧貌换新颜。如今的区调队楼房林立，遍地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区调大院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小区了。
我们坚信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区调队的未来必将更加光辉灿烂，新老区调人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幸福。
四、门球十年——区调人的不老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