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县－茂汶幅连测期间，有几件事我记忆十分深刻：灌县－茂汶幅新发现特别多。在20世纪60年代的四川省地质图上，除龙门山有零星地质内容外，川西几乎全是空白，我们的脚走到之处全是新发现。先给谷安锡做助手，1971年以后，我做为填图组组长，承担了茂汶幅西北部近2000平方千米的填图任务，最多一个组月完成280平方千米，最多一天翻海拔4800米的高山四座。高原山川秀美，风光绮丽，小组人员先后有：龚守先、侯定平、刘秀和严良怀，我当组长时工人有花光荣与蒋邦银。
1.以瓦布梁子背斜，九龙海向斜为骨架，建立了西部构造格架，新发现有变质的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老地层，建立了相应层序，新发现了木苏岩体、九龙岩体、三大海岩体，新发现了热河磁铁矿床。
2.详细踏勘了较场坝地震遗址，走访了活着的见证者，较场坝震前为古“蚕陵”县，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口岸，地震发生于中午，太阳强烈，当时割小麦，割鸦片的人都在休息，中午地震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震后发现蚕陵县城只存一个城门洞，一个石碾，两个石狮子，较场下滑到现在位置（约100多米），形成大、小海子，一个月后海子溃坝，水冲垮了茂县、汶川，波及成都的一些房屋。当时茂县的一户人家正成亲，水把新人连同亲友全部冲走，水逆行到沙坝以上。
3.龙门山大断裂带是李春昱老前辈的发现，他对它的形成机制和运动方式的研究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73年我奉命在龙溪、九甸坪一带查清飞来峰的地层层序，当时虹口一带为军事禁区，进入要特别批准，并带上档案以备查。我们只能到九甸坪。在九甸坪发现了二迭系与三迭系之间的沉积砾岩和鱼化石、植物化石，应为超覆关系，但当时李远图仍认为是断层。后我们又在龙溪测制了剖面，发现石炭系是较全的，二迭系宣威赤铁矿之下也是全的，有丰富的化石，是很重要的发现。在工作期间也发现了龙门山铲式断层，断层面向下断层面变缓、变平，这与后来在虹口乡的观察一致。龙门山断裂以中央断裂为界：前山至中央断裂之间应为构造泥砾混杂岩，有序的沉积岩（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都是假相，它们实际上是大的泥砾块体，只不过有些有序，有些无序而已。中央断裂至后山断裂之间为变质岩与岩浆岩的泥砾混杂岩，为大陆内碰撞带所形成的特殊地质体。
龙门山断裂带，最早形成于印支期，经燕山―喜山期强化，最后定位只距现代两万年，那时已有人类活动。现在龙门山又处于另一个活跃时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据相关资料说本次“5·12”大地震使珠峰升高几厘米，龙门山升高四米，左右移动四米，成都平原上升十余厘米，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能量释放，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运动，才能达到新的平衡。
四、承担马尔康幅
1974年底，由于灌县－茂汶幅报告编写，李远图暂脱不了手，分队决定由我任分队综合组组长，处理马尔康幅的开幅工作，综合组成员还有戚铮和李彦敏。1975年进行开幅踏勘，首先将西康群重要剖面列入踏勘范围，北到甘孜罗锅梁子，重点是炉霍的如年谷，道孚的双沟，对草地群也进行了了解，使我对西康群有切实的了解和理解，它就是被动大陆边缘浅海→深海（雅江）的砂泥质沉积——浊积岩。
1978年我调入大队构造专题组，承担丹巴幅的构造研究工作，主要是对道孚一带的构造和丹巴－水子－白沙河－铜炉房－白土坎－带小构造进行研究，经过仔细观察，详细测量，我们基本查明了丹巴至白土坎一带的构造形迹特征，归纳为：丹巴复式逆冲翻卷构造，有大量素描图、路线图和描述。
1978年8月搬迁到名山水碾坝，那一天大雨倾盆，雷雨交加。
1978年罗江二区测队和名山三区测队合并为四川区调队。书记：孙占彪，队长：高永泰。我先在地质科，后调入七分队，分队长黄友智，技术负责李中海，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了很多东西。
1978至1982年参加昌都幅的总结工作，参与编写《川西―藏东地区地层与古生物》一书，作者有：李中海、辜学达、杨胜凯、朱占祥、黄盛碧、吴廷漪，这是区调队出的第一本书，后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段，1982年，女儿辜寄蓉突患骨肉瘤，如晴天霹雳，打得我几乎站不起来，好在区调队同志们的帮助，使我克服了困难，女儿的病得到了医治，后来上学又得到了队上的帮助，使她完成学业，并得到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能不感谢队上有关领导、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当然她自己的努力是决定因素。
1982至1985年区调队与高原所、云南地质局部分人员组成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区域地质志编写组。区调队有毛君一、辜学达、朱占祥直接参与，我收集云南西部、西藏、四川西部三叠系共约150余条剖面，了解了三叠系在中国西部的分布规模，特点，与构造的关系，写出初稿《中国西部变质三叠系》，约100万字，出版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区域地质志》，后也被评为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4至1987年，按局队安排参加《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编写，任编委和地层组组长、主任工程师。地层组槽区编写人员有：辜学达、朱占祥、李朝阳、杨胜凯、肖兴铭。经过3年编写共完成初稿约50万余字，最后成稿近30万字。经踏勘、资料收集、整理使我对全川地层区划、分布特点、化石产出、存在问题有了较明确的体会和感受。通过编写该书，我深深地体会到，地质学就是一门关于地球的哲学，因此实践是最重要的手段，一切地质学说都必须得到实地的检验。该书后被评为四川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8至1991年我又重新回到区调工作第一线，1988年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8至1989年承担茶洛－阿冬纳两幅1：50000区调工作，这两幅是局在西部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试点，主要是组图试点，岩浆岩采用单元、超单元填图，深入进行地球化学研究，为找隐伏矿产提供了思路和方法。通过对两幅图的研究，我了解了岩石地层的含义，通过学习，把岩浆岩单元、超单元的认识深入一步，并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了这一方法，这些都在验收中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并获好评，同时对茶洛地热进行了评价和研究，并写出了报告。1990至1991年又承担了白玉地区三幅联测任务，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将图幅负责人交由范晓、周幼云、何扬担任。这三位同志工作踏实、认真、基本功扎实，爱学习。他们是能很好完成任务的，而新的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
1992年省地矿局要求我参与全国岩石地层清理和编写《四川省岩石地层》一书，该任务分两片工作，盆地由局科研所刘啸虎同志负责，川西由我负责，组成成员有：李宗藩、胡金城、黄盛碧、李朝阳，后李朝阳同志失踪，不知去向，工作由我们四位完成，辜寄蓉完成地层数据的建库和录入等繁重工作。四年经踏勘，资料收集，综合研究和重要课题讨论，共编写出近百万字的报告，收集剖面，建档共数千条，废弃地层单位数百个。最后由辜学达为主，李宗藩参与，编写出《四川省岩石地层》约90万字，经部验收评议，被评为西南地区第一位，取得了全国第七的好成绩。该书出版后供四川的区调人员使用，均获好评。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省地矿局组织的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的踏勘、评价及报告编写，以及旺苍县旅游规划设计，这些都是抽时间挤时间完成的。
年底退休，也算画了个圆满的句号，1995年我被评为优秀高级工程师。
我退休后即投入到观赏石、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评价与开发之中。1998年我为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立项，后作为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报批，进京进行答辩，后作为国家第一批地质公园而得到批准。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是作为巨型推覆构造的典型而得到确认的，我先后为中央电视台、中央科教电影制片厂、四川电视台制作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龙门山风光片，负责编稿，现场讲解，并于1999年至2002年参与我国重要矿物晶体的特征及产地和产出状况的研究，由骆耀南总工主持，赖绍民和我等参与。
总结几十年的地质生涯，有些事总萦绕于心：1.几十年的工作中，与我相伴走来有很多好同志，记忆深刻的是一分队六组的同志们，他们与我共同奋斗了五年，完成了茂汶－灌县幅繁重的填图任务，我们工作区几乎全为无人烟区，山大，有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峰38座，最高近海拔5000米，没有路，最险是翻越茂县石大关与较场交界的九指叉，山势笔立，人在山上只能坐着一步一步地移着走。还有木苏到后村，要翻海拔4000米以上大山三座，深切割区，又发现了木苏岩体，树密又没有路，只能顺沟行走，衣服全部被打湿，走到天黑也没有找到一个稍平的地方，只有把帐篷架在竹林上，人在底下，又没有吃的，没有水喝（因在陡崖上），后勤人员刘秀把我们的一块红糖拿出来，红糖有10厘米见方，开头大家还能下嘴，后来咬成圆球状，想分食也无法，真是遭罪。记得地质科王成祥正在小组蹲点，他对小组同志的团结和敬业的精神很佩服。还有就是当地的政府和民兵让我们难忘。我们出野外都请当地的民工，为了方便都是由当地乡村派民兵给我们背东西、带路，但由于我们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太过于艰险，民兵不愿意时，当地也指派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子女来帮助工作，在后村九龙有个陈新龙，他跟我们工作了较长时间，他就是原后村土司陈伴尔甲的儿子。他们都十分能吃苦，给我们很大帮助。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郝子文、骆耀南，陈茂勋，方飞龙，赵友年，李中海，黄友智，王林彰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2.我十分感谢我的亲人们，我是地主出身，土改后一贫如洗，都是由哥姐供我读书，他们工资也很低，但几十年如一日地供给，没有任何怨言，我必须对我的哥姐道一声感谢，他们是辜学莲、辜丹、辜学广和辜学菁，这也是我学习的动力，我在学校十分用功，在地质学院学习中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还应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夫人黄盛碧，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她学习优良，她和她的家人没有瞧不起地主子女，从结婚起她就一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女儿培养得十分优秀，对工作兢兢业业，做家务勤劳认真。我的两个女儿先后获得博士学位，在各自家庭中生活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3.从工作始，我就十分投入、完全进入工作状态，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怕苦，不怕累。我的工作区，经队、分队各级检查都无异议，与周围小组接图：分队内与范隆清小组与何绍富小组，与二分队唐维民小组在较场一带，与杨锡重小组在黑水子木林一带，与何书成小组在黑水红岩一带都是一次接图成功。在龙门山一带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层、构造问题。在后来的编书写作过程中，也十分仔细，认真查阅资料，仔细研究对比，对前人的著述都力求认真领会，吃透，有用的、科学的结论一定用于著作之中，不断吸收新的理论并用于书中，尤其在《四川省岩石地层》一书中，打破前人观点束缚，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归纳，总结提升资料，用活的方法处理死的材料，因此该书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看法，得到领导、同行的认可和赞赏。
终其几十年的地质生涯，没有虚度，也没有浪费青春，是为人民为祖国勤奋工作了一生。
风雨五十载
姜期常
我从原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出来，被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第二区测队。从1961年9月报到之时起至1997年退休和退休后，始终没有挪过窝。我的一生都和区调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数十年来，先后经历过八个1：20万图幅和四个1：5万图幅，可以这样说，我这一辈子都贡献给了区调事业。区调队的兴衰成败，艰难征程，我大都亲身经历，历历在目。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萦绕在心中，一想起就心绪难平。借此庆祝建队5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一桩桩、一件件尘封的往事，尽管是一鳞半爪，只言片语，但也可窥见区调队历史足迹的一斑。
一、缅怀战友——我的三位组长
第一位组长：关建哲
关建哲195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先在大渡河地质队、阿坝地质队，后在甘孜区测分队、第二区测队工作，算得上是区调队的元老级人物。1967年他调入西南交大（普地教研室）教学，2004年病逝。
1962年关和我共事于“广元幅”，他任变质岩大组组长，我在小组任搬运工。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国家对地质工作没有大的投入，人多项目少，单位只能养着人。一个踏勘小组有地质人员七八个，工人也有三四个，同组的有杨锡重、吴世良、胡世孝、钟加昌、季朝义等人，一路还是浩浩荡荡的。按当时执行的苏联规范，带组的必须是13级以上的技术人员，采集员也要14级的技术员担当，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只能背背篼当工人。关建哲在组内年龄较大，工作认真负责，对大家关怀备至，细致入微，人称“关啰嗦”又叫“关妈妈”。一天虽然劳累，大伙有说有笑倒也其乐融融。
第一条踏勘路线是从广元昭化出发，沿白龙江而上，穿越龙门山后山变质岩区。说是沿公路踏勘，但20世纪60年代的沙石路，比现在乡村路还不如，整天也难见一辆车。一天复一天，经三磊坝、白水、碧口、到达甘肃文县，全程近200千米，耗时十余天。路上早、晚自己开伙，地质人员得自带行李，一天下来，走得人困马乏，人人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尽管如此，这一路还算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