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决策尽管窝囊，却也理性务实
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里，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军队被弱小的中国军队一路狂揍，直打得一路南逃，从鸭绿江狂逃到三八线。
世界最强军队——美国军队的面子，丢大了；
世界最强总统——美国总统的面子，丢大了；
世界最强大国——美国国家的面子，丢大了。
这事要落到日本身上，无论如何不能就此罢休。大日本帝国不要说如此强大，就是当年比不上大清国，还敢于发动黄海海战，与大清国对决呢！就是曾经远远比不上美国，还敢于偷袭珍珠港，与强大得多的对手开战呢！
这事要落到苏联身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就此罢休。苏联是强大的国家，苏联军队是英雄的军队，好强、好斗已经融入到血液当中。一个弱国，竟敢与我们为敌，主动攻击我们，简直不得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善罢甘休！不成，就用原子弹灭了他！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偏偏是美利坚合众国。世界老大的美国，就能忍下这口气吗？
1951年5月2日至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坐下来，商讨朝鲜战事，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了联席听证会。麦克阿瑟、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以及三军参谋长，参加了此次会议，不仅如此，就连前国防部长詹姆逊、前驻华大使赫尔利、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参加了会议，与会共13人。
这次会议，就美国的远东政策，主要是对华政策，进行了七个星期的大辩论。通过这场辩论，美国政府作出了一项近乎窝囊的决策：与中国讲和，别打了！
宁丢面子，也要实利。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想，这种不图虚名、不斗气的决策思维，恰恰是百年世界老大衰而不落的重要原因。
大国强国一旦遇到事情，往往容易做出非理性乃至狂热的决策。
非理性的决策容易作出，因为这样决策简单，顺“民意”。对失利了的美国而言，打下去就是了。
非理性状态下，理智往往被认为窝囊保守，简直是丧权辱国。
美国的政治家，理性，不斗气。
一句名言的误传
前面讲过，在这次战略听证会上，针对麦克阿瑟等人的扩大对中国战争的认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把战争扩大到赤色中国，这一战略将使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把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赤色中国”，给丢掉了。
前提一丢，意思大变。
布莱德雷将军的这句名言，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一句口头禅。
其实，这句话反映的是美国军人——五星上将的理性声音。
他的认识，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认识相同。
杜鲁门等美国决策者的判断是：和解，当然会让美国在国际上丢大人了，杜鲁门总统在国际、国内的人丢大了，但如果不斗气，从国际战略大棋盘，从美国战略利益分析，就应该这么决策。因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只要苏联没有卷入战争，美国就绝不应该在朝鲜战场上浪费自己的有生力量。
面子与务实之间，老大美国选择务实；
斗气与理性之间，老大美国选择理性；
选择务实，就是选择合理。
选择理性，就是选择正确。
这就犹如“紧急事情与重要事情”的选择。
多数人选择做紧急的事情，有智慧的人则选择做重要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美国立国200多年来，虽然小错不断、中错常犯，但大错不犯、战略方向性错误不犯，伤筋动骨的失误有，但要命的失败一直没有发生。
试想，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会这么决策吗？
让我决策，我很难咽下这口气。
强大的美国一方面认为，自己具有攻击到鸭绿江的能力；一方面也认为，虽然暂时被打败，丢了面子，但在大战略面前，怄气要不得，逞强要不得。
这，十分难得。
美国人的这种宁丢面子也要务实的理性精神，非常值得崛起中的大国借鉴，也值得正在崛起的已经成为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借鉴。
其实，信奉实力的美国人的决策理性，在1970年代初三大国关系中曾经鲜明地展现过。同样是超级大国的苏联，其决策的非理性与狂热，则令人咋舌。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发生。苏联领导层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他们认为，这还了得！简直是疯了！弱小的中国竟然敢打苏联，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要动原子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那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
苏联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死敌，我苏联打中国，等于替美国人出气，美国人乐得看笑话呢。
只要美国不反对，我们苏联就干！
出乎苏联人的意料，得到消息后，这个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屡次挨中国揍的美国，从总统尼克松到基辛格博士，几乎一致认为：中国是很可气，也老让我们丢人，但美国真正的敌人和威胁是谁？还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于是他们作出这样几个判断：
一、如果任凭苏联用原子弹打击中国，中国倒下了，下一个就可能是美国，届时整个世界都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二、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全面报复，核战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
三、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那样，美国也很难幸免于难。
于是，美国政府向苏联表明了立场：坚决反对。
除此之外，他们还想方设法将这一消息告诉中国人，好让中国有所准备。
当时中美处于在敌对状态，直白地告诉中国人，中国人不会相信。于是，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的醒目位置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反对、批判之声四起。
勃列日涅夫看后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
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于1969年9月23日和29日进行了当量为2万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为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随后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看到，核打击中国，美国反对，全世界反对。
况且，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打也未必能占多大的便宜，也就放弃了这一计划。
这就是美国，一个理性的美国，一个实用主义的美国，一个战略的美国。
与中国在朝鲜和谈的战略决策一经作出，剩下的就是行动。
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杜鲁门总统一旦拿定主意，就开始采取行动。
碍于面子，不能直白表达，只好向中国“暗送秋波”。送什么样的“秋波”？
用宋丹丹的话讲，“送秋波，就是送秋天的菠菜”。
——杜鲁门亲自走上前台，向中国直接喊话，我们美国，并不想扩大“诸如攻击中国大陆”这样的军事行动。
这等于拐弯抹角地告诉中国：哎，伙计，还是别打了，我的脸已经肿了，咱们还是谈谈吧。
——动用联合国。美国人指使联合国的一把手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达联合国的态度：在三八线停火，符合联合国的心愿，别再打了。
联合国表态了，说明美国表态了。
——动用第三者——苏联。美国人还通过“苏联通”的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私下与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立克接触，表明美国要和谈的意愿。
——着急的马歇尔，甚至还利用一家报纸总编直接与毛泽东的远亲传递信息，将美国的态度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人。
行动主义的美国，用自己生动而高效的行动，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了美国要和谈的信息。用艾奇逊回忆录中的话说——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务实的毛泽东准备和谈
1951年6月，金日成访华。
双方商谈战局，确定是打还是谈。
只两国还不行，还得有老大哥。
于是，毛泽东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去苏联，同斯大林汇报商谈和谈事项。
此时的毛泽东，对美国的力量、双方战局已经了解得门清，他的战略思维又一次得到了调整。
那就是，改变第三、四、五次战役时设想的打过三八线，将美国人赶下海，解放整个朝鲜的战略设想，实行有限的战略目标。
他对金日成说，可以认同美国人的想法——三八线停战。
其实，这一决策在金日成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就已经作出了。
据聂荣臻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中央研究下一步战局，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止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最后，会议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中旬，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大军事家彭德怀回电：“中央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
可见，这样的调整，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对双方力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客观判断。
方法论大师毛泽东作决策的惯用方法
其实，决定和谈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作战略调整。
1951年5月下旬，正是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项似乎反逻辑的决策：将正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未参加）召集回国，汇报战况。
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批出国赴朝作战的军队的首长，个顶个都是扛硬活的。
撇下激烈战事不管，将正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商谈，不管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且，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就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当口，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也曾干过诸这样的事儿。他放下战事不管，召集将领们到远在日本的东京开会，商讨战事，被将领们恨得牙根直痒痒——是啊，前方快要崩盘了，后方却在开什么鸟会，等会开完，黄花菜都凉了。甚至连小报记者都笑话，称“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会议”。
战略家毛泽东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
形式相似，内核不同。
其实是毛泽东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战局出乎预料（第三、第四次战役），该进行战略调整了。
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思路比操作更重要。
这，正是毛泽东这么决策的原因之所在。
调整战略，怎么调整？
毛泽东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这样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
方法，人们不是大谈特谈方法吗？
毛泽东，就是方法论大师，他的方法简便易行，常有奇效。
没有办法亲赴朝鲜战场，他就让在朝鲜战场上的人回国，听他们直接汇报。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一点战事。
5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吴瑞林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电话，称“毛主席要接见你”。吴瑞林一听要见毛泽东，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毛泽东不喜欢客套，很少迎送部下。但当吴瑞林到达时，毛泽东却站在门口迎候这个大功臣。
毛泽东先关心地询问吴瑞林在战场上累得吐血的事情，吴瑞林回答：“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毛泽东：过鸭绿江，一夜之间，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30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三天地形（看，同样也是采取调查研究），最后拿出了招法。
快速沿铁路线走。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行慢，他们就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问题，步兵四路纵队通过也没问题。
如何过江？方法是水下架桥。除走鸭绿江大桥过江，他们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伪装得看不出，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甚至可以防空袭。
毛泽东：不管仗打得多凶，你始终保持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一防敌空降，二防敌从海上偷袭，三用来补漏。
毛泽东：预备队，好。
毛泽东：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任务很重，你还建议留一个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说：那是一个节点，重点地区要重点防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上级，最怕下级不听话，要求部下服从，而毛泽东则谈了另外一番“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