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中的意义与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通过“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李强，2006）这个结论同样适合温州，而且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形成与演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是近几年来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但社会资本却难以定义，而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首次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在皮埃尔·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在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资源，与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相关。波茨认为：“在那些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话语的学者中间，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炼。”
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人们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罗纳德·伯特，1992）罗伯特·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波茨，1995）
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在这里，詹姆斯·科尔曼教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也是生产要素。
网络的概念是卡斯特尔首先提出的，在他的三部曲《信息社会》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中第一次将网络定义为一套相互联系的节点。网络就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毫无限制地扩大，将新的网点联系成一个整体，只要他们共享交流的代码（如价值观或者行为目标）（卡斯特尔，1996）。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故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资源是在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的，与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相关。它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经过无数次博弈自发生成的，包含了社会关系、习俗、惯例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相互影响的内容。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中的意义与作用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是家族企业网络得以运行与发展的黏合剂和重要推动力量
卡斯特尔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认同从瓦解到新生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开始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的功能，它们不再能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也使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有序性。这时，个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们只有另选途径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做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卡斯特尔认为，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
温州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偏远，东瓯很长时间属于独立政权。温州人又四处谋生，长期以来游离于正统的文化之外。温州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生存的压力尤其巨大，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温州人独立自主意识特别强大。通过民间的社会网络，温州人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这是因为，网络是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它不只是为了组织活动和分享信息，它还是文化代码的真正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爱森斯塔说，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认同。（爱森斯塔，1973）
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而且构成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温州企业网络多建立在五缘关系的基础上，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网络得以运行与发展的黏合剂和重要推动力量。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古典温州模式中的作用
在古典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血缘、地缘关系首先加入到生产过程，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凭借血缘、地缘关系，温州人快速动员、集中资本，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温州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美国学者用3个“M”和1个“I”形容温州人的商业理念。所谓的三个“M”指的是大众模仿和创造性（mass initia‐tivess）、流动性（mobility）和市场（markets），而“I”是指空隙（in‐terstices）。实际上这并不能囊括温州人成功的所有原因。温州人的成功，还有一个“S”，就是“social net‐work”，即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使得“什么生意赚钱”、“哪里有做这种生意的机会”等等市场信息能够在这群温州人之间相互传递，而他们关注的市场，往往突破了一个城市。
王春光对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人的研究表明，温州人个人资源相当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对巴黎的温州人来说，更是如此。
他们更多的还是采用前两种策略，即依赖族人和同辈策略，于是就构建起这种社会网络，或者说这样的网络为他们的进入和生存提供了支撑，反过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社会网络。（王春光，2000）社会网络使得很多温州人借助地缘关系和环环相扣的信任，在白手起家的时候通过相互之间的借贷，凑到了“第一桶金”。
（三）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演化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企业集聚网络的形成，企业联盟等中间组织的崛起与发展，虚拟经营对温州模式的嵌入，都有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因素，可以说，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温州模式必不可少的社会生产要素。
然而，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演化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基于五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家族企业网络的早期形成与古典温州模式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以五缘关系维系的信任很可能是限制温州模式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网络内的温州企业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的网络之中，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
第二节 泛家族文化及其实质
仰赖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发展的温州模式，从文化角度看，就是家族主义的扩展。泛家族化的真正内涵是通过家族理念的扩展和延伸，将家族企业内的非家族成员“家族化”，最终提高非家族成员对企业利益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预期。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行为处事的精髓，是华人组织特别是华人家族企业中行为的奥秘所在。（陈宏辉，2003）
一、泛家族文化
费孝通最早在《乡土与中国》一书中提及泛家族主义的概念，他用家族主义来解释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差序格局”现象，形容这种如一轮轮波纹状、以己为中心向外推、愈推愈远、关系也愈推愈薄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这里我们看到，家的概念在中国有很大的伸缩性。对此杰纳深刻指出，20世纪的中国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中国家庭。（福山，1998）家不仅包括泛化了的亲属关系，还包括泛化了的各种特殊关系。
这种家族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决定了中国人在对待一个人时，首先将其定位在人际关系立体网络中的某一结点上，然后根据圈里人和圈外人的远近亲疏来选择行为方式，从而导致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态度会有极大的差别。这就与西方人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行事大相径庭。（陈宏辉等，2003）在中国社会，由家族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可以见于家族外的各类团体与组织。泛家族主义在企业组织内的作用很多，影响也较广。
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家族化历程、泛家族主义及组织管理》一文中提出家族主义是一套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温和的生活中以自己家族为重心的特殊心理内涵与行为倾向，此等内涵与倾向主要包含认知（或信念）、感情及意愿三大方面的稳定且相互关联的态度、思想、情感、动机、价值观念及行为倾向。他指出，中国人家族主义的认知或信念成分主要者应有五，即：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强及对家族名誉的重视；其感情成分主要者应有六，即：
一体感、归属感、关爱感、荣誉感、责任感及安全感；其意愿成分主要者有七，即：繁衍子孙、相互依赖、忍耐抑制、谦让顺同、为家奋斗、上下差序及内外有别。中国人家族主义的五个认知成分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在信念上对自己家族的生存发展所特别重视的事项，六项感情成分说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在感情上对自己的家族与家人所最常怀有的感受，七个意愿成分说的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在意愿上对自己的家族及家人所最想去做的行为。
中国人的泛家族化历程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①将家族的结构形态与运作原则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亦即比照家族的结构形式来组织非家族团体，并依据家族的社会逻辑（如长幼有序）来运作；②将家族中的伦理关系或角色关系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亦即将非家族性团体内的成员予以家族化，成员间的关系比照家族内的情形而加以人伦化；③将家族生活中所学得的为人处世的观念、态度及行为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亦即在非家族性团体或组织内，将家族生活的经验与行为不加修改或稍加修改即予采用。他简明而准确的描述泛家族文化：在传统社会内，在家族中的生活经验与习惯常是中国人唯一的一套团体或组织生活的经验与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概化或带入进来。（杨国枢，1992）
黄光国为了说明深受家族文化影响的华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特殊性，提出了一套“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概括地描述了华人社会交往的差序性交易法则。（黄光国，1988）在这套模式的框架下，华人社会交往的关系及交易法则分成对应的三类：
1.情感性关系。通常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和他人建立情感性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其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像家庭、密友等都是情感性关系之列。
情感性关系的交易法则遵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家庭中有工作能力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尽己所能，努力工作，以获取各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合理需要，彼此间表现出较多的真诚行为。
2.混合性关系。指个人与其他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网中其他人的社会关系，构成包括家庭之外的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一张张复杂的关系网。混合性人际关系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含有程度不等的感情成分。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其交易法则是“以和为贵、礼尚往来”的人情法则。
3.工具性关系。是为了获得所需要的某些物质利益而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个人和对方交往的主要动机，是要以这种关系作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要和对方建立持久性的稳定关系。工具性人际关系的交易法则是“一视同仁、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凡是被个人视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他都会以同样的原则与其交往，所含的感情成分甚小。
樊春江（1992）以公有企业为例论证了家族主义的广泛存在，认为旧式家庭的固有功能在今日中国已经逐渐地转移，并内化在各类微观组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