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系选人者，与监当差遣，不得与改官。”此外，又规定：凡元符末应诏上书的进士，被列入邪等者，在科举考试中一律罢黜。崇宁三年（1104）六月，又将“元佑党人”、“元符末党人”和元符上疏入“邪等”之人，合并成一榜，其中包括文臣曾任执政官的文彦博、司马光、曾布等二十七人，苏轼、刘安世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黄庭坚、程颐等余官一百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内侍二十九人，另有王珪和章惇二人，合计三百零九人。曾布的罪名是“元符末，欲以元佑兼绍圣而行，故力排蔡京”。王珪和章惇的罪名则是“为臣不忠”。先由徽宗书写刻石于文德殿东壁，称“元佑奸党碑”，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立碑。这次打击面之广，“罪名”之离奇，真可谓旷古未闻，不论新党旧党，在睚眦必报的蔡京眼中，只要意见与他相左，统统都是“奸党”。正如南宋人王明清所谓：“意异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佑之政者，亦叨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在朝廷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在大肆打击政敌的同时，蔡京还千方百计地消除旧党对学术思想的影响。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诏，禁毁范祖禹的《唐鉴》和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和着作。十一月，又下令“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有人甚至还提出要禁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因书中有神宗所撰的序文，后来才免遭一劫。在科举考试中，若是元佑而非“绍述”者，也一律加以黜落。
但是物极必反，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毕竟不可能长久。一是随着蔡京集团内部矛盾的逐渐尖锐化，开始出现对他不利的政治局面。张商英升任执政不久，因与蔡京“议论不合”，被落职知亳州，尔后又被打入“元佑党人籍”。接着蔡卞因与蔡京争权，于崇宁四年（1105）正月被罢去知枢密院事，出知河南府。同年六月，右相赵挺之因对蔡京的擅权误国深表不满，拜相仅三个月，就因“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也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成为祠官。这些人在陛辞时，都向徽宗揭发了蔡京的罪恶，使徽宗对他的为人逐渐有所了解。二是崇宁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出现了“星变”。
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古代却被认为是最高统治者治民有阙失，上天对他的一种警示。帝王为应“星变”，小则要“避殿损膳”，下诏求直言，大则须在政治上改弦更张，而作为宰相一般就要提出辞呈，答天咎以消灾。于是，刚升任中书侍郎的刘逵趁机奏请毁掉“元佑奸党碑”，恢复“党人”官职，今后停止弹纠。徽宗怕蔡京不允，当晚就遣内侍毁去了竖立在朝堂里的石刻。
不到十天，又出现“太白昼见”的异常天象，徽宗更加恐慌，立即下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二月，蔡京被罢去相位，赵挺之重新出任右相。至此，对“元佑党人”的迫害才有所放松。
三、官制的基本定型
在徽宗朝，继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京、朝官为二十五阶以后，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至政和（1111-1117）又对官制相继进行润色，特别是对武臣和内侍的官制进行了改革，并定选人为七阶。至此，宋代官制基本定型。徽宗朝的官制，大致有如下一些变化。
首先，增加朝官的阶数。大观年间（1107-1110），朝官由元丰官制改革后的二十阶增加到二十五阶，其名称依次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倡宣奉大夫-倡正奉大夫-正议大夫-倡通奉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倡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倡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京官仍为元丰所定之五阶。
直到南宋，京、朝官三十阶的名称及官品基本上再无变化。
其次，改革选人官制。宋代将京、朝官以外的低级文官称选人。选人意为候选之官，其名起于唐。唐中叶以来，节度使自辟僚属，不经朝廷除授，称假版官或选人。北宋前期，指低级文官为选人，将他们分成四等七阶：（一）两使职官——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节察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京府留守推官、节度观察推官、军事判官。（二）初等职官——防御推官、团练推官、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令录——县令、录事参军、试衔县令、知录事参军。（四）判司簿尉——三京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参军、主簿、县尉。崇宁二年（1102），应刑部尚书邓洵武奏请，将上述四等七阶分别换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崇宁作通仕，政和再换）、修职郎（崇宁作登仕郎，政和再换）、迪功郎（崇宁作将仕郎，政和再换），共七阶。这样，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
第三，设置假版官。政和六年（1116），改以前的假承事郎、假承奉郎为通仕郎，假承务郎为登仕郎，假将仕郎为将仕郎，俗称假版官，用以奏补未出官人，以代替过去的试衔和斋郎。
第四，改革武臣官制。
北宋前期，武臣阶官自内客省使至门使、副为横班，又称横行，以朝参时列成横行得名，其地位略同于文臣中之朝官；自皇城使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分东西两班，各二十使；自皇城副使至供库备副使为诸司副使，亦分东西两班，各二十使。诸司正使和副使，其地位略同于文臣中之京官。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其地位略同于文臣中之选人。上述阶官，除个别情形外，仅为叙迁之阶而无实际职务。元丰官制改革时，武臣官阶尚未顾及。
徽宗政和二年（1112），乃下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也有正使、副使之分。六年，又増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五阶和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郎五阶，凡十阶，通为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三阶。然而，这样便出现了郎居大夫之前的现象，至南宋绍兴年间，将正侍郎至右武郎（原横行副使）移至武翼大夫以下，原来的官品也作了相应调整，“始厘正其序”。
北宋朝官之最高一阶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一品，最低一阶通直郎为正八品。不过，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开始修定的官品制度来看，尚有比开府更高一阶的官，它们是诸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王，皆为正一品。京官之最高一阶宣教郎官为从八品，最低一阶承务郎为从九品。选人七阶自从八品到从九品不等。由此可见，选人与京官的官品有交叉，有些选人的品阶可能高过京官，如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皆为从八品，而京官中的承事郎、承奉郎只有正九品，京官中的承务郎只有从九品，这是对资深选人的一种照顾。但选人与京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前途大不一样：选人必须经磨勘举荐（五名举主）合格，然后经过皇帝引见，方能升入京官序列。但是由于名额有限，举主难觅，他们要升为京官非常困难，多数人一辈子都不能如愿，故人称“选海”。选人只有跳出选海，成为京官，此后的仕途才能通达。选人升为京官称改官，这是一种专门称呼，其他升迁官不用此种称谓。
四、徽宗朝以后中央及地方主要职官概述
一是关于中央机构及其长官——三省、六部、御史台、寺、监等设置。
三省——宰相制度到北宋后期并无大的变化，只是在名称上有所改变而已。大约自政和二年（1112）起，改尚书左右仆射之名为太宰、少宰，具体说来，以太宰兼门下侍郎为左相，以少宰兼中书侍郎为右相。钦宗靖康元年（1126），反蔡京之政，再复元丰之旧。
六部——包括尚书省所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宋初大多成为闲散机构。元丰行新官制，恢复了部分职能。进入南宋后，省并寺、监，将多数寺、监的职权并入六部，六部本身也进行了省并。
吏部。在北宋前期很少有实际执掌，官吏的考核、任命归审官东西院、流内铨和三班院执掌。元丰官制改革后，吏部主要职能实际为四个机构所代替：尚书左选，主管京朝官（自朝议大夫以下至承务郎以上）及并非堂除的文臣；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自皇城使以下至武翼郎以上）和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侍郎左选，主管初任到选人（自迪功郎到承直郎）的文臣；侍郎右选，主管初级武臣（自修武郎以下到各类副尉）。吏部的长官是吏部尚书，设一人；副长官是吏部侍郎，设一人到二人，其下有吏部本司、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每司各设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到南宋隆兴元年（1163），省并司勋一司，以司封郎中和员外郎兼领，其他皆同北宋。
户部。宋初，由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执掌。元丰官制改革后，撤销三司，全国财政始归户部，并合并了司农寺的部分职权。设尚书一人，左、右曹侍郎各一人。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左右曹各二人，度支、金部、仓部各一人。进入南宋，户部因事务繁多，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并未减少。
礼部。掌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宋初，设太常礼院，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礼部只设判礼部一人，掌贡院及补奏太庙斋郎等杂务。元丰官制改革后，撤销太常礼院，礼部恢复旧有职权。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本部司、祠部、主客、膳部各一人。北宋后期，礼部所属四司已出现了省并的趋势，进入南宋又进行了大的省并：建炎三年（1129），诏礼部“郎官”领主客，祠部“郎官”领膳部，四司省并为二司。
到隆兴元年（1163）“复诏礼部、祠部一员兼领”，二司再省并为一司。
兵部。北宋建立后，军政归枢密院，武选归审官西院、三班院，兵部只掌图籍、仪仗、卤簿、厩马等杂务而已。元丰官制改革后，设尚书、侍郎各一人。
本部司、职方、驾部、库部四司，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但执掌不多，依然是一个闲司。北宋后期，四司开始省并。南宋初，尚书、侍郎二人中设一人。建炎三年，改设侍郎二人，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四司实际已省并为二司。
由于兵部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
名存实亡，一至于是”。故到隆兴元年，诏兵部侍郎二人减为一人，驾部、兵部共一员兼领，四司已实际上省并为一司。
刑部。本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等事，淳化二年（991），置审刑院，原刑部的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置在京纠察刑狱司，凡御史台、开封府等所判徒刑以上案件，皆须及时申报该司。以上二个机构的设置，剥夺了刑部的大部分职权。元丰三年官制改革后，审刑院、在京纠察刑狱司皆罢归刑部，刑部职权始完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人，分左右厅，都官、比部、司门各一人。建炎三年（1129），诏比部兼司门，四司省减为三司；隆兴元年（1163），诏都官、比部共设一员。从此，都官、比部、司门通过省并合而为一，加上刑部本部，只存二司。
工部。本掌天下城郭、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币、山泽、苑囿、河渠等事，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人，所属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元丰官制改革后，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屯田、虞部、水部各一人。南宋建炎三年，将作、少府、军器监并于工部。绍兴十年（1140），都水事也并于工部，工部的职权比以往扩大。
御史台——宋承唐制，朝廷置御史台纠察官员，“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御史台正副长官分别为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北宋前期，御史大夫仅作为一种加官授予其他官员，且三院御史只是一种寄禄官，“风宪之职用他官兼领”。自咸平四年（1001）起，才续有改变。元丰行新官制，废除御史大夫一职，御史中丞正式成为御史台的长官，重建六察制度，还御史职权。
台院掌弹纠公事，并参与推勘台狱。北宋前期，以侍御史知杂事为台院长官，遇御史中丞阙，则代为判台。不带知杂事的侍御史，或差遣外任，或在京兼领它局，仅作为一种寄禄官。元丰七年（1084），始命侍御史不再知杂事，侍御史同时也成了御史台副貮，辅助御史中丞处理御史台事务。
殿院掌弹纠公事，分纠大朝会及朔望六参官班序，并参与推勘台狱，长官由二名殿中侍御史组成。北宋前期，殿中侍御史或差遣外任，或在京兼领它局，仅作为一种寄禄官。景佑元年（1034）四月，置殿中侍御史里行，由官卑而入监察御史者谓之“里行”，后以二人为额，以行殿中御史之职。元丰七年二月，诏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至此，殿中侍御史始还旧职。八年十月，诏“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