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一朝二十五年，是北宋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政治上，除了对职官制度稍作改革以外，几乎一无建树。在宋徽宗和以蔡京为首“六贼”的黑暗统治下，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首先，新旧党争已发展成为残酷的政治迫害，使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其次，在“丰亨豫大”之说的鼓噪声中，徽宗大肆兴建园苑和挥霍享乐，使他成了北宋历史上最为荒淫无度的皇帝。第三，蔡京等“六贼”也竭尽奢侈腐化之能事，他们把持朝政以后，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将政治搞得混乱不堪。第四，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蔡京等人打着“变法”旗号，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百姓的剥削，从而极大地加剧了阶级矛盾，至徽宗朝末年，几乎同时爆发了北方的宋江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这一切都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国防力量，使它完全丧失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第一节 徽宗朝初年的政治
一、徽宗初立与新党的再起
宋徽宗（1082-1135）即位之初，尽管已经十九岁，但为了酬谢向太后对自己登上皇位的支持，仍请她垂帘听政。元符三年（1100）四月，门下侍郎韩忠彦拜右相，李清臣除为门下侍郎，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并召范纯仁、苏轼自贬所赴京城。章惇因站错了队，加之与向太后政见不合，即被罢为山陵使。
八月，葬哲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泰陵。十月，韩忠彦进位左相。知枢密院事曾布因有“定策功”而出任右相，向太后成为后宫中继高太后以后最大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不过她接受高太后过分卷入政治的前车之鉴，加上徽宗已经成年，所以听政半年后，就宣布还政。
韩忠彦才德平平，只因为他是韩琦之子，加之其弟嘉彦娶神宗之女为驸马都尉，所以在元佑时期深受高太后赏识，哲宗“绍述”时，被罢知真定府，其政治上的保守态度由此不难想见。韩忠彦执政后，成了旧党的领袖，在他的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被追复了官职，一些旧党分子纷纷获得进用。废后孟氏被尊为元佑皇后，与刘皇后享受同等礼遇。一些新党分子则受台谏官的弹劾而相继遭到贬黜，如蔡卞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再被贬往太平州（安徽当涂）居住；蔡京被夺职提举洞霄宫，出居杭州。章惇罢相后又被逐出朝廷，一再遭到流放，于次年二月病死于睦州（浙江建德）。朝廷中旧党的势力，已呈现出超过新党之势。
因为徽宗的继位具有很大偶然性，所以他除了娴熟于绘画书法和鉴赏古董玩物，热衷于斗鸡走狗和蹴鞠玩耍，以及沉湎于酒色以外，对于朝廷政事，可以说一无所知，亦一窍不通。是年三月，他命翰林学士曾肇起草了一道诏书，其中谓：“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看起来似乎表明他颇有一些“锐意图治”的样子，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词臣的一厢情愿而已。尽管朝廷官员纷纷就神、哲两朝因变法和废法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徽宗却都不予听取，有关是非得失依然纠缠不清。就以修神宗一朝国史而言，元佑史臣与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后人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自为说，议论纷然。虽然有人提议：对于原宰相之家所藏记录，“宜尽取用，参讨是非，勒成大典”。但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被徽宗采纳，数年后新修的《神宗实录》，仍一依王安石《日录》中的是非为是非。
十一月，鉴于元佑、绍圣均有所失，遂下诏改明年为建中靖国，表示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之意。可是，御史中丞王觌对改元并不满意，他认为：“神宗作法于前，子孙当守于后，至于时异事殊，须损益者损益之，于理固未为有失也。”明显地站在元佑一方。而曾布则向徽宗“密陈绍述之说”，要他继承神宗的变法遗志。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靠山，打击可谓不小。七十岁的范纯仁亦于本月去世，遗表谓：“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足见徽宗的奢侈腐化早已声名远播，否则不会向他提出“清心寡欲”的遗愿。在曾布的影响下，徽宗已逐渐倾向“绍述”，一些新党分子再次获得进用，旧党分子又被排挤出朝廷，曾布与韩忠彦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范纯仁之弟、尚书右丞范纯礼为此上疏道：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佑。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借口，以元丰为是则欲贤元丰之人，以元佑为非则欲斥元佑之士，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范纯礼的话，矛头明显指向曾布，目的是要为旧党争一席之地。于是曾布借驸马都尉王侁之口，“诬其辄斥御名”，将范纯礼罢知颍昌府。安焘、李清臣因不愿追随曾布也相继被出知州郡。为获得党助，曾布又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由试吏部尚书擢为尚书左丞，将在“绍述”中迫害旧党分子的急先锋温益由侍读擢为尚书右丞。但是陆佃每次涉及新旧两党之争时，持论颇为公正，这使曾布大失所望，而温益却是两蔡死党，这一点又不为曾布所知。
正当此时，新党邓绾之子、起居郎邓洵武上书徽宗谓：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邓洵武所以要挑拨徽宗与韩忠彦的关系，公开为蔡京张目，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由他的新党立场所决定；二是邓洵武曾“用蔡京荐，复史职”，此举也是为了报恩，而一旦蔡京当上宰相，对他当然大有好处；三是个人品质有其父之风。神宗曾说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若将这一评语用在邓洵武身上，一样适用。邓洵武还对徽宗说：“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上《爱莫助之图》以献，将朝廷百官别为“元丰”、“元佑”两列，每列又各分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重。在左边“元丰”一列，执政以下的官员只有温益一人，其他每重也不过三四人；而在右边“元佑”一列下，累计各重官员有上百人之多。邓洵武以此告诉徽宗，若要绍述，“非相此人（蔡京）不可”。曾布本来与蔡京的矛盾很深，但既然徽宗已有任用蔡京之意，同时看到宰执中新党势力尚不够强大，为了引蔡京以自助并彻底斗倒韩忠彦，只得勉强表示同意。于是徽宗于当年十一月下诏，将蔡京召回京城，出任翰林学士承旨。
二、蔡京擅权与“元佑党人碑”之立
若言宋徽宗为“绍述”而召回蔡京，那是对他品格的一种抬举，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公事。事实上，徽宗召回蔡京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将蔡京留在身边，可以作为自己玩赏享乐的知己和参谋。原来蔡京此人，品质尽管十分卑劣，但鉴赏文物古董却是高手，又写得一手好字，北宋书法四大家，人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若仅以字的优劣论，蔡京恐怕并不逊于蔡襄，故后人以为，此处之“蔡”实指蔡京。徽宗即位之初，就命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前往江南“访书画奇巧”，童贯在杭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蔡京打得火热，蔡京便通过童贯将自己“所画屏幛扇带”和搜刮到的珍奇古玩源源不断地给徽宗送去，“且附语言论奏”，由是得到徽宗的欢心，先让他知大名府，接着再有翰林学士承旨之召。往昔神宗初登位，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变法，从金陵府召回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这次徽宗初登位，为了“绍述”——号称继承神宗遗志，从大名府召回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
从表面上看，此两事何其相似乃尔，实际上却南辕北辙。神宗是一个有为之君，徽宗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帝王；王安石是着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蔡京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和打着变法旗号的假变法派分子。两方的品质和任用目的可谓完全不同。
翌年改元崇宁（1102-1106），表明徽宗要以绍述煕宁新政为志，从而标志了北宋后期一个新的政治转折的开始。
蔡京入朝后，先与曾布联手力攻韩忠彦。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以“引用元佑党，尽变神考法度”的罪名，被罢去相位，出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闰六月，蔡京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责问他“奈何使宰相私其亲”？曾布不服，在徽宗面前大声争辩，温益弹奏其无礼，徽宗不悦，于是曾布被罢去相位，出知润州。但是蔡京必欲置这位早年的夙敌于死地，后来又给他加上“赃贿”和“弃湟州”等罪状，将他流放到岭南居住。
蔡京在扳倒韩、曾两个政敌的同时，又将李清臣等元符年间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放逐到远州，并追贬司马光、文彦博等元佑诸臣之官。
是年七月，徽宗拜蔡京为右相，并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顿首表示：“愿尽死。”君臣之间这撮双簧戏的开场，揭开了在徽宗和蔡京集团的统治下，北宋政治进入到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并最后导致北宋的灭亡。
蔡京得志以后，首先对以前的政敌开展残酷的报复。八月，司马光等二十一名旧党子弟都受到牵连，不允许让他们在京城为官。九月，在蔡京的唆使和具体策划下，徽宗下诏将在元佑和元符末曾任宰执的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等二十四人，曾任待制以上的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吴安持、钱勰、李之纯、孙觉、鲜于侁、赵彦若、赵禼、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王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邹浩、张舜民等三十五人，余官秦观、汤彧、杜纯、司马康、宋保国、吴安诗、张耒、欧阳棐、吕希哲、刘唐老、晁补之、黄庭坚、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巩、张保源、汪术、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卞、李格非、商倚、张廷坚、李祉、陈佑、任伯雨、朱光裔、陈郛、陈瓘、苏嘉、龚夬、吕希续、欧阳中立、吴俦、吕仲甫、徐常、刘当时、马琮、谢良佐、陈彦黙、刘昱、鲁君贶、韩跂等四十八人，内侍张士良、鲁焘、赵约、谭裔、王偁、陈询、张琳、裴彦臣八人，武臣王献可、张巽、李备、胡田四人，共一百十九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史称“元佑党人碑”。
蔡京犹嫌不够解恨，又遣心腹考定元符末年数千名应诏上书言事的官员，从中挑出五百八十二人，将他们分为“正”、“邪”两等，其中正等再分三等：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再分四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划分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然后徽宗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等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元佑皇后孟氏也再次被废黜，仍居瑶华宫。十月，又将刘奉世等二十七人作为“元符末党人”，罢去祠禄。同时下诏：“宗室不得与元佑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崇宁二年正月，蔡京进位左相，蔡卞以宫观官兼侍读擢为知枢密院事，兄弟两人共掌文武两柄。力主恢复新法的张商英由尚书右丞除为左丞，吴居厚自户部尚书除为尚书右丞，安惇自兵部尚书除为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赵挺之，在绍圣时期打击“元佑党人”不遗余力，且与蔡京素无矛盾，蔡京也将他援引为同党，先后除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继而擢为右相。蔡京表面上打着新法的旗号，用煕宁时设置条例司的故事，于前一年在尚书省置讲议司，讨论煕、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行而未行者，自任提举，以户部尚书吴居厚、翰林学士张商英等人为详定官，起居舍人范致虚、太常少卿王汉之等人为参详官。但是经过这种讲议，新法屡经变更，绝大多数已失去原来推行的本意，成了对百姓加强掠夺的幌子。
为进一步迫害“元佑党人”，蔡京再次怂恿徽宗下诏：“应元佑及元符之末党人亲子弟，不论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令开封府界各据地分察觉。如当职官知而不纠，或不用心探缉，遂致容隐，别因事败露者，并重行黜责。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并依党人子弟施行。”八月，又应官员奏请，下诏各地路州郡，将党人名单“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十月，又诏：“应元佑系籍人，并依寄禄官与请给，更不注差遣，见有差遣人并罢。其子并亲兄弟，并与宫观、岳庙差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