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对新法利害的认识上有分歧。如推行青苗法，王安石以为可以防止高利贷者的盘剥，起到抑制兼并的作用，农民自愿请贷，就不会有强贷之事发生。司马光却以为，“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应当说，王安石的本意不能说不好，司马光的担心也确有其道理。再如推行免役法，王安石以为这样可以均平差役负担，解决民户差役过重的问题。司马光虽然也多次提出差役过重之害，但认为“一州一县，利害各殊，今一概立法，未能尽善”，不主张推行全国性的役法，故反对免役法也就势所必然。又如推行保甲法，王安石将此法看成为是寓兵于农的一项“强兵”措施，可以起到减少冗兵和“御寇盗”的作用。司马光则认为农民成了保丁以后，就会妨碍农时，不利于农业生产，政府派人检查保甲，所至犒赏，动以万计，就会耗费国家的大量财物。甚至说保甲法是：“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从而得出了与王安石完全相反的结论。类似的情况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复次，由于两人出身的地域不同，造成对某些社会经济现象的看法不同。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那里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百姓生活贫困，一经举债，往往不能还贷，加上农民手中没有现钱，以钱代役必然无法实行。故司马光以为：“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私为也。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富商大贾藏镪者或有之，彼农夫之富者，不过占田稍广，积谷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己，未尝有积钱巨万于家者也。
其贫者蓝缕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为人耕种，资采拾以为生，亦有未尝识钱者矣。”包括司马光在内反对青苗、免役等新法之人，几乎皆为北方出身的官员，就与这种认识有关。王安石出身于南方，后来他又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淮南、两浙、江东地区为官，特别是在知鄞县时，他采取了“贷谷与民，出息以偿”的做法，获得了很大成功，而对北方的社会经济现象却少有认识。支持新法者大都为南方人，甚至反对变法甚力的苏轼，根据蜀地的实际情况，对免役法也表示支持，都与这种出身地域不同有关。
最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个性都比较倔强，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在历史上，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称，司马光有“司马牛”之称，这些都反映了两人性格上的弱点。王安石执意于变法，当然是他的优点，但是新法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些人对新法的不理解也在所难免，可是王安石总是以拥护或反对新法划界，赞成者就是同志，反对或有怀疑者就成了敌人，这样便将一大批本来可以争取成为变法力量的人推到了保守派一边，使自己陷于孤立。如王安石认为挽救财政危机要依靠理财，这固然没有错，但他的理财只偏重于开源，而忽视了节流，在他当政时甚至还增加了不少冗官和冗费，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可是王安石就是听不进去。司马光的倔强与王安石几乎如出一辙，他对于煕宁年间的一些主要新法，总是不加分析地采取反对态度，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免役法推行后，有些地方实施的效果并不差，可是司马光一上台，即下令全国在五日内复差役法，苏轼虽与他反复理论，司马光依然听不进去，气得一向十分尊重司马光的苏轼回家后，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挽救社会危机所采取的策略上的不同，对新法认知上的差异，出身地域不同而造成对经济现象看法上的局限，以及各自在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使两人很难走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一切敌视变法的人，或从个人私利出发，或因对变法缺乏理解，都站到了司马光一边，终于使司马光成了保守派的领袖，王安石虽有神宗支持，但在朝野却显得孤立无援。后来神宗一死，新法基本被废，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第三节 元丰年间的政治
一、元丰官制改革
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称元丰（1078-1085）。元丰年间，煕宁时期的新法，除保马法等个别新法有所调整以外，其他基本上都依原样推行。为维持新法，神宗对于不满新法的官员还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发生于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就是其中一例。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弹劾苏轼谤讪朝政，作诗讥讽新法。时苏轼知湖州，朝廷立即遣官到湖州将他押赴开封，下御史台（俗称乌台）。羁押四个多月后，当徒二年，会赦，“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受“诗案”牵连的还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二十余人。这样的文字狱，在有宋一代并不多见。不过，元丰年间基本上没有出台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新法，而将改革重点转向官制，是谓元丰官制改制。
宋神宗所以要改革行之已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宋代官制，其原因当从北宋前期官制的弊病说起。原来，北宋自太祖朝以来，为了安置原割据政权的降官，为了优待某些文学侍从，为了使官员之间在权力上互相牵制，更为了削弱官员的实际权力，在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产生了叠床架屋的现象；在官员的除授上，出现了官职与差遣严重分离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从唐朝中期起已经出现，但当时尚不严重），这给官制造成了混乱，并成为产生冗官冗吏的重要原因。例如，乾德元年（963）太祖命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监察御史是寄禄官，知魏县是差遣。太宗朝的苏易简，他在雍煕二年（985）春的官职是右拾遗、知制诰，因为在当年出任同知贡举时有营私行为，结果被罢去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说明他的本官右拾遗只是一个领取俸禄的阶官而已。再如真宗朝的马亮，在咸平五年（1002）秋天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潭州。但是，他既不在兵部供职，也不参与史馆中实录、国史等的编纂，具体职务只是知潭州。在这里，兵部员外郎是阶官，直史馆是贴职，知潭州是差遣。幕职州县官的情况也是一样，“至有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为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有以陕西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为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者；有以无为军判官为阶官，而试秘书省校书郎者，其丛杂可笑尤甚”。对此，《宋史·职官一》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敇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对于官职的种类和除授情况，士大夫对官职重要性的看法等问题，《宋志》也说得很清楚：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
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