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之官，主要分四种：一种是散官，只表示官员等级而无实际执掌的一种官称，又称散阶。文散官共有二十九阶。散官实沿袭唐而来，在当时是寄禄官，入宋，已无实际意义。一种是本官，也称职事官，如尚书、侍郎、监丞、郎中、员外郎以及各种幕职州县官等。在唐代，他们都领有实际职务，入宋，大部分已无具体执掌，只是按所授品官的大小，领取俸禄而已，所以又称寄禄官。一种是差遣，如枢密使、参知政事、判吏部、户部判官、转运使、知某州事等，这些都是领有实际职务的官职，谓之差遣，因为差遣并不完全与官品大小相一致，且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大小，所以士大夫对它最是看重。一种是职，又称馆职或职名，它又可分为两类：少数是在三馆、秘阁中领有实际职掌的职，如秘阁校理、馆阁校勘、史馆修撰等，它们是真正的馆职；多数则是皇帝直接授予的职名，标志文学高选，“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皆无具体职掌，故又称贴职，如集贤殿修撰、秘阁修撰、直秘阁等。也有既可以作一般馆职，又可以作贴职的馆职，如直秘阁、直集贤院、集贤院校理等，宋代官吏都以带职为荣，一旦有职，便成为“文学名流”。
面对这种复杂混乱的官制，在神宗主持下，进行了重大改革，并于元丰五年（1082）五月初一日正式颁行。这次元丰官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一是正官名。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职事，使文官职事官的名称与实际所任职务相一致，取消文散官。
二是改革宰相制度。唐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但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不再除授，而以其副职左、右仆射为长官）都是宰相。三省中又以负责决策的中书和负责审议的门下省关系最为密切，人称中书门下。另外，还有虽非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而出任宰相的情况，这就是从太宗朝开始的所谓“同平章事”、“同三品”。到唐高宗时，他们都成了正式的宰相官衔，甚至连素享“真宰相”之称的中书令、侍中也加上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一类的称呼。中唐以后，只有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称呼的才是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右相。宰相集中办公之处称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又称政事堂。北宋建立后，宰相名称承唐制，办公之处仍称政事堂，设在内廷。不过在皇宫外面，另设尚书省和门下省，以执行一般的庶务，人称挂牌机构。北宋前期，宰相不过三员，首相例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相带集贤院馆（殿）大学士。若三相并置，则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带集贤院（殿）大学士。自元丰五年起，始作如下变化：置门下、中书、尚书为三省，各以其长官为宰相，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但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左、右相，他们皆不再带职名。与此同时，废除参知政事，别置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皆为副相。
三是以阶易官。宋代文官分为三个层次：朝官是较高的文官；京官是较低的文官；选人是低级文官。三者在含义上与唐代有很大不同。在唐代，凡是宰相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人都称京官，其中凡是有资格常参者，称常参官，未常参者称未常参官。常参官每日赴朝廷立班（皇帝不上朝也一样），未常参官每五日一参皇帝，每月六参，故又称六参官。在宋代，指常参官为朝官，未常参官为京官。哪些是朝官？哪些是京官？具体说来，自宰相以下至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即从正一品到正八品为朝官。元丰官制改革后，以阶易官，称通直郎以上为朝官，依次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共二十阶。自着作佐郎、大理寺丞以下至将作监主簿、校书郎（从八品到从九品），为“承务郎以上”，但俗称仍为京官，元丰官制改革后，以阶易官，依次为：宣教（德）郎-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共五阶。这些新的寄禄官，即阶官，代替了原先的寄禄官，领取俸禄。
四是定新官品。北宋前期官品，采用唐制，每品除正从外，自四品起，正从又有上下之分，总为二十九阶，元丰新制，一至九品通分正、从，罢正、从品内上下之分，共十八阶。四品以上服紫，五品、六品服绯，七品至九品服绿。
五是罢去贴职。
通过以上改革，对精简官僚机构，提高行政系统的办事效率，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不过，元丰官制改革只行于中高级文官系统，中央其他杂官、武官、内侍、选人仍原封未改，被罢去的贴职，不久也告恢复。在哲宗、徽宗两朝，乃至南宋前期，官制虽续有变化，但终宋之世，官、职、差遣分离的情况，并未得到彻底改变。
二、对西夏的战争
宋神宗在煕宁年间发动煕河战役的重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拓边，而且还有防止西夏向青唐（青海西宁地区）扩张，割断党项与土蕃的联系，进而对西夏用兵的需要。元丰四年（1081）六月，北宋得知西夏国主秉常为其臣下囚禁，以为有机可乘，遂于七月诏煕河经略李宪等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
自当年八月起，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军分五路出击：李宪率七军及董毡兵三万出煕河；鄜延副总管种谔将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今属陕西）；环庆经略使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出环庆（甘肃庆阳）；入内副都知王中正率兵六万出麟州（在陕西神木西北）；泾原总管刘昌祚率兵五万出庆州（甘肃庆阳）。五路宋军计划先会兵取灵（宁夏灵武）、夏（陕西靖边）二州，然后联兵进攻西夏都城兴州（宁夏银川）。种谔率领的宋军攻米脂（今属陕西），夏兵八万来救，双方激战于无定川，宋军大胜，遂克米脂，并转攻银（陕西横山）、夏诸州，但被西夏军队打败，军食既乏，复值大雪，只得退兵，入寨者仅三万人左右。高遵裕率领的宋军攻灵州，夏人决黄河灌宋军，并断绝其粮道，宋军士卒冻溺而死者甚众，残军一万三千余人败退环庆。王中正率领的宋军进至宥州（在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因粮尽乃退兵，士卒死亡近二万人。刘昌祚率领的宋军分兵渡葫芦河，大败西夏统军梁大王的军队。上述四军虽然先后抵达灵、夏两州，终因乏食，或被战败，或被迫退兵。李宪率领的宋军在多次打败西夏军后，收复了古兰州城，进而入天都山（在宁夏固原西北）下，焚夏国殿廷、馆库，但是却没有及期赶至灵州与其他几支宋军会合。最后也只得撤军回煕河。到当年底，进攻西夏的五路宋军皆无功而返。“初，夏人闻宋大举，梁太后问策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梁后从之，宋师卒无功。”于是，高遵裕、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
元丰五年四月，李宪再次上疏伐夏，并得到神宗的积极支持。时沈括提议在横山（在陕西吴旗县西南）筑城，作为进攻西夏的前沿阵地。种谔自以西讨无功，遂上其策于朝，认为兴功当自银州始。神宗遣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前往调查、商讨。八月，徐禧等人在奏请朝廷并获得同意后，才在银、夏、宥三州边界依山筑永乐城，历十四日而城成。由于选址不当，城中乏水。时徐禧、沈括、李舜举等退还米脂，命鄜延路副总管曲珍率一万宋军入城驻守。西夏闻讯，倾全国兵力号三十万进围永乐城。徐禧、李舜举等率兵7万人前往支援，阵于城下。西夏兵攻城，曲珍率宋军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馈运，皆为夏大兵所隔”。
九月二十日，城陷，徐禧、李舜举及转运使李稷等皆死于乱兵。“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还”。如果从煕宁以来对西夏用兵算起，北宋官军、蕃兵、义保死者达六十万人左右，“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这次战争使神宗的身心遭到了极大打击，从此以后，“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不过，西夏也被打得困弊不堪，失去了大举入侵北宋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