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在阅览前代图书时，认为这些书籍“门目繁多，失其伦次”，乃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下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人，“参详类次，分定门目”，重加编纂，取书名为《太平总类》。八年十二月书成。在成书前一月，太宗命日进三卷，宰相宋琪等人劝太宗说：“穷岁短晷，日阅三巻，恐圣躬疲倦。”
太宗回答道：“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遂下诏改书名为《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一部大型类书，对史书的保存极有价值，南宋学者洪迈对它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与编纂《太平御览》同时，太宗又命李昉等人分类编集各种野史和笔记小说，三年八月成书，取名《太平广记》。《太平广记》是一部小说类的大书，实际引用各种书籍达四百七十余种，富有史料价值。《四库》馆臣对此书评价很高，称其为“小说家之渊海”，“其书中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又唐以前书，世所不传者，断简残编，尚间存其十一，尤足贵也”。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太宗鉴于“诸家文集至繁，各擅所长，蓁芜相间”，下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人“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编纂成一部大书。雍煕三年（986）十二月书成，取名《文苑英华》。该书所收上起萧梁，续昭明太子所编纂之《文选》，下迄五代。共选录作家二千二百余人，作品二万余篇，几乎将唐、五代诸家文集中的诗、赋、歌行、各类制诰、策问等搜罗以尽，亦可称为辞章之渊海。
馆阁的设置和完善，史学人才的培养，图书的搜集，三部大书的编纂，从政治上来说，对于吸取历朝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从文化上来说，对于保存宋代以前的文史典籍，推动宋学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六、崇奉释老，大建寺院、道观后周世宗灭佛，给北方佛教以重大打击。入宋以后，太祖认识到佛教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遂对它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六月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开宝四年（971），遣内侍张从信到益州（四川成都）雕造《大藏经》，依《开元释教录》所载佛经，次第雕造，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这是我国雕印全部藏经之始，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随着《大藏经》的输出，对日本、朝鲜等周边诸国的佛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何处理皇权和神权的关系，这是摆在历朝统治者面前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后梁武帝到唐朝武后乃至五代诸帝，凡是佞佛的帝王，个个都拜倒在佛像之下，这对帝王的权威多少是一种挑战，也使他们感到有一点难堪，对普通百姓的信佛，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北宋，情况则为之一变，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赞宁看到太祖并不想拜佛，特意用“见在佛不拜过去佛”一语加以迎合，这既是皇权强化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太祖对佛教的崇拜尚未达到“忘我”的程度。
太宗对佛教的认识似乎也比较深刻，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他劝宰相赵普等人读经，并说了一番听起来颇有见地的话，他说：
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庶人无位，纵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如梁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乗偏见之甚，为后代笑。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
又说：近者内外政事渐成条贯，远近官吏无不畏谨，朕思之不觉自喜。日行好事，利益于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饭一僧、诵一经，有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为已，每焚香惟愿民庶安辑，不近理之事，断不为也。
综观太宗一生，文过饰非，可以说是他一个很大的毛病。所谓“利益于人，便是修行之道”，如果对待佛教真能遵循这一原则，对宋代政治当然大有裨益，实际上，太宗对佛教的沉溺远较乃兄为深，对此人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出。
一是在汴京、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规模之大，令人吃惊。以开宝寺和太平兴国寺为例，可见一斑。据北宋仁宗朝官员田况《儒林公议》载：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临瘗为之悲涕。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两阁之间，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内，创上清宫以尊道教，殿阁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观。
按开宝寺在开封，原名封禅寺，太祖开宝三年（970）下诏改此名，同时加以增葺，以作为他的本命寺。可是太宗仍嫌不足，也可能别有用心，遂建巨塔以镇之。据《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八月条载：“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万亿，计前后逾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对此，知制诰田锡曾上疏极谏，其中有“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一语，深刻地揭露了宋太宗大量挥霍国家财力物力建造此塔，给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可称名言。同样建于汴京的太平兴国寺原名新龙兴寺，太平兴国二年（977）改此名，以作为太宗的本命寺，其规模之宏大，亦可与开宝寺媲美。
太宗对道教也大力加以提倡，自谓：“（《老子》）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看似与崇奉佛教一样，不过是神道设教，有裨于统治，但同样言行不一。如端拱元年（988）下诏兴建道宫上清宫，这次他恐怕遭到群臣反对，特意向左右表明建造此宫的费用皆出于早年在藩邸时太祖的巨额赏赉，“为百姓请福，不用库钱也”。参知政事王沔知道此话纯为饰辞，上疏以为：“土木之工，必有劳费，不免取百姓脂膏尔。”太宗一时语塞，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劝阻，他表面上只得下诏中辍，实际上仍在建造。历七八年，到至道元年（995）正月初九日，这座规模空前的上清宫终于建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太宗亲自为其写了额名，并迫不及待地于当日“往谒焉”。有宋一代对道教的狂热，实滥觞于太宗，对后世造成恶劣的影响，故《宋史筌》在《太宗本纪》的赞语中，有这样的批评：“世称太宗之治不让太祖，由今观之，不若远甚矣……崇信道教，凡真、神、徽三帝之失，皆太宗启之。”
二是翻译佛经，编纂僧史、僧传。自唐宪宗元和（806-819）以后，由于中原战争频繁，加之与西域交通断绝已久，中国不再译经。入宋，始有中天竺摩伽阤国僧人法天至鄜州（陕西富县），与河中（山西蒲州）梵学僧人法进共同译出《无量寿》、《尊胜》二经及《七佛赞》，献至汴京。太平兴国五年（980），又有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人天息灾、乌填曩国僧人施护来华，他们与法天等人一起在汴京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要他们翻译乾德以来西域所献的梵经，为此还在太平兴国寺内建立译经院，从而恢复了朝廷主持下的译经工作。
太宗欲知古代高僧事迹，太平兴国初年令右街僧录（按：掌寺院僧尼账籍及僧官补授之事的僧职）赞宁撰《僧史略》三卷（按：一说十卷）。该书根据历代经传所载，记佛教东传以来译经、讲经、出家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等内容，是一部简明的佛教史。太平兴国七年，又命赞宁编撰《宋高僧传》，以上接梁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和唐释道宣编撰的《续高僧传》，端拱元年（988）书成奏上，共三十卷，全书对研究唐代到宋初的禅宗历史有重要史料价值。
此外，太宗还对各地寺院、道观屡加赏赐，并多次召见着名的僧人和道士，赐以紫衣、法号、财物。道士张守真更是太宗的心腹，不仅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为他在凤翔府终南山修筑了北帝宫，历时二年始成。雍煕元年（984）三月，太宗接见了来自日本国的僧人奝然及其徒五六人，“因赐奝然紫衣，存抚之甚厚”。
太宗之崇奉释老，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虽对保存佛教文化起到了一些有益的作用，但其危害性却远远超过了积极作用。端拱二年（989）正月，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为此上疏力谏，希望太宗“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则人力强而边用实也”。可是太宗不听，越到晚年他对释道的沉溺越深，为后来各朝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七、财政状况开始恶化
宋初，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以后，将各国的财富都集中到了开封，太祖别设封桩库加以贮藏。一次他秘密地对近臣说：“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当时统一战争虽然尚在进行，养兵却不多，全国禁军和厢军加起来不过二十二万人，官僚机构比较简练，官员人数较少。国家用在释道和宫廷、园苑方面的开支不多，太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朴素，史载：“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所以，在太祖朝，国家的财政负担相对较轻，府库非常充盈。
可是，到了太宗朝，财政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国库。一日来到左藏库，见到那里的大量储积以后，便对随侍的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作，官僚队伍日渐庞大，军队人数迅速增加，冗费也十分严重。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太宗不仅武功不及太祖，在财政上也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果然，在太宗统治下的二十余年间，国家财政虽然尚未出现大的危机，但在太祖朝时所积蓄起来的金帛已被消耗殆尽。至道三年（997）十二月，也就是太宗死后五个月，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在《准诏上疏言五事》中说道：其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伏以乾德、开宝以来，国家之事，臣所目睹，当时东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广，朝廷财赋，可谓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敌，国用亦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
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也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无耗……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深鉴治本，亟行沙汰。
在这里，王禹偁揭露了造成太宗朝末年“国用转急”的重要原因：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费，确有其道理。以冗兵来说，太祖朝末年，全国有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到太宗朝末年，则分别达到六十六万人和三十五万八千人，皆增加了近一倍。至于冗吏，到太宗朝也已变得十分严重。由于官僚机构重叠，恩荫太滥，科举取士大幅度增加，使官员人数由国初的不足变为过滥。据《长编》卷一二和卷四九记载，开宝四年（971）二月，全国各地尚阙幕职州县官八百余员，可是到咸平四年（1001）六月，也就是太宗死后的第四年，就减省了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八百余人，这些冗吏无疑增加于太宗朝时期。冗费主要是指花在崇奉释道方面的钱，已一如前述。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造成太宗朝末年的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因此，可以说，宋代的积贫早在太宗朝后期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第二节 雍煕北伐和“积弱”局面的显现
太宗朝前期，军事力量尚称强大，当时凭借后周和国初余威，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与此同时，还对辽朝发动攻势，企图收复燕蓟等地，以恢复中原王朝原来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在高梁河一战中遭到惨败，这是由于刚刚消灭北汉，军队比较疲惫所致。当时距北宋立国只有二十年，精兵宿将尚在，所以只能说是一时的挫折而已。七年以后雍熙北伐的失败，才正式标志了北宋在军事上的衰落，“积弱”局面也开始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