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视吏治
太宗晚年，曾对自己的统治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朕孜孜听政，所望日致和平。”此话虽不免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太宗毕竟生于“乱世”，对“当此之时，诸侯各据方面，威福由己”，造成“贤愚善恶，无所分别”的时政有着深刻的印象，加上为了防止太祖、廷美一系势力的再起，所以即位以后，对其统治确实尚不敢怠慢，至道元年（995）十二月，他对侍臣说：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微细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凌替之事。有人告诉他，唐太宗三日一坐朝，唐高宗隔日一坐朝，“今庶政清简”，为“保御真气”，可改为隔日一坐朝。后来，经过中书、台谏的一再奏请，太宗才接受群臣关于隔日坐朝的建议，从此形成制度。从坐朝的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与大多数封建帝王相比，太宗确实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勤政的帝王。
太宗在位期间，政治上值得称道的除了重用科举出身者以外，尚有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刑政，二是注重对官吏的考课。
先言重视刑政。太宗践祚，屡屡发布加强刑政的诏令，如谓：“禁民为非者莫大于法，陈力就列者当习其书。苟金科玉律之不明，虽食蘖饮水而何益？”太平兴国四年（979），改司寇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秩满免选赴集”，以此精选和优待司法官员。同时，采取具体措施督促官员习法。雍煕三年（986）九月，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加试问。其全不明习者，量加殿罚。”端拱二年（989）九月，又下诏：对于京朝官中有明于法律者，许上书自陈，通过考试后，可以补刑部、大理寺官属，“三岁迁其秩”。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了官员习法的积极性。
自五代以来，刑狱冤滥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对被囚者“滋蔓逾年而狱未具”，以此敲诈钱财，从而造成大量被囚者瘐死狱中。太平兴国六年（981）三月，太宗下诏：“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为不使天下有滞狱，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须追捕而易决者无过三日。”同时又诏：“囚当讯掠，则集官属同问，勿委胥吏搒决。”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鉴于诸州罪人，包括一些情节十分轻微的罪人，皆须械送京师，造成“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的惨状，诏应时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左拾遗张齐贤的奏请，“罪人至京，请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沉屈，则量罚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属别俟朝旨。干系人非正犯者，具报转运使详酌情理，免锢送”。从此，“江南送罪人，岁减太半”。与此同时，又鉴于“州县胥吏，皆欲多禁系人，或以根穷为名，恣行追扰，租税逋欠至少，而禁系累日，遂至破家”的弊政，又应张齐贤奏请，“自今外县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委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阅视。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臣驰往决遣。若事涉冤诬，故为淹滞，则降黜其本州官吏。
或终岁狱无冤滞，则刑部给牒，得替日，较其课旌赏之”。这些诏令如能正确实施，对含冤受屈，轻罪重判，因长期滞狱而造成家破人亡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其意义不可低估。
北宋从太宗朝起，如果州县官能够及时梳理被囚之人，或社会秩序安定，无一犯法之人，因而监狱里没有一人被拘禁，称为“狱空”。凡是出现“狱空”，地方官就可以获得朝廷奖励。不料一些州县官或为贪功图赏，或惧怕朝廷诘其淹滞梳理，常将犯人寄藏他处，而后谎报“狱空”。太宗发现后，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下诏：“自今诸州有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者，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当年闰十二月，又下诏：“诸州犯徒、流罪人等，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仍不得辄以案牍闻奏，稽留刑狱，违者论其罪。”
为进一步防止有关负责刑狱的官员草菅人命，迁延狱事，太宗又诏规定，凡御史台鞫狱“御史必须躬亲，毋得专任胥吏”。“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应奏疑案，亦骑置以闻”。淳化元年（990）五月，在刑部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不再派遣官员赴各地鞫狱，并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员，皆以京朝官充。
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往鞫，辞日，太宗必下谕旨道：“无滋蔓，无留滞。”并赐以装钱。返京后，必定召见，“问以所推事状，着为彝制，凡满三岁，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定谳乃狱事的重中之重，为此，淳化二年（991）八月，又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并置详议官六员，以与刑部的详覆官分别负责审理本司狱事。对于上报朝廷的重要刑狱，规定了一整套系统的程序：“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复以闻，始命论决。”
对于地方政府负责处理的刑狱，自淳化初年诸路陆续设置提刑司以后，规定：凡管内州府，向提刑司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
为了督促和鼓励地方官秉公执法，淳化五年（994）五月，审官院上新选京朝官二十余人充知州，太宗分赐每人一张亲书的条幅，上谓：“公务刑政，惠爱临民，奉法除奸，方可书为劳绩，本官月俸并给实钱。”同时送大理正尹玘等人。后来太宗觉得“奉法除奸”一语，“恐不晓者别思生事以求功劳”，特召知审官院钱若水作解释道：“除奸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于是，钱若水向尹玘等人“一一谕之”。由此可见太宗对刑政慎重之一斑。
宋初刑政，经过太宗的认真整顿以后，基本上结束了五代以来黑暗混乱的局面，从而奠定了有宋一代一系列刑狱法规的基础，培养了一些通晓法律的官员，多少减轻了含冤受屈的百姓所受牢狱之苦，应该值得肯定。在太宗朝，法治也相对较好，对此，《宋史·刑法一》有“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这样的评价，恐怕不完全是虚语。
次言对官吏的考课。太祖时期，国事草创，朝廷对官员的考课，多沿用唐、五代的办法和令式，当时对文武常参官（即朝官），并无具体的考课标准，只是以曹务闲剧定出成考岁月，根据新删定的《循资格》、《长定格》，考满即迁。对幕职州县官（即选人），则以户口增减、垦田多少、部内治安好坏，定其殿最（按：上等为最，下等为殿）而升降。其办法为吏部南曹给选人以印纸（记载官员行程历、保官、有无不了事、在任功过等的文书）、历子（记载官员仕履等的文书），由州郡长吏书其功过于其上，任期满，交吏部流内铨考课、注拟。但是，地方长吏在填写印纸、历子时，漏书的情况很严重，往往成为具文。
太宗即位后，十分重视对官员的考课，逐步罢去岁月序迁之制。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在吏部南曹董淳的建议下，下诏严格填写印纸、历子的制度：“州县官批书南曹所给“印”、历子，敢漏一事者殿一选，三事者降一资。
虽所部无其事，令式所合书者，亦着其无，以相参验。”六年二月，又下诏，凡是京朝官出仕地方，“悉给以御前印纸，所贵善恶无隐，殿最必书。俾因满秩之时，用伸考绩之典”。雍煕四年（987）三月，太宗又下诏对州郡长吏的考课作了具体规定：“天下知州、通判，先给御前印纸，令书课绩。自今并条其事迹，凡决大狱几何，凡政有不便于时，改而更张，人获其利者几何，及公事不治，曾经殿罚，皆具书其状，令同僚共署，无得隐漏。罢官日，上中书考较。”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置京朝官差遣院，主管少卿监（正六品）以下京朝官考校劳绩、品量材器，注拟差遣事。淳化三年（992）十月，置磨勘京朝官院，次年二月，改名审官院，并将差遣院并入审官院，设知审官院二人，由御史知杂以上充任，掌考校京朝官，考覆功过，以定其官爵品级，分拟其内外任使，奏报皇帝。又改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掌幕职州县官殿最，同年五月，并入归吏部流内铨。雍煕四年（987）七月，置三班院，主管武臣三班使臣（从九品）以下的功过、升迁、酬赏等事。至此，除高级文武官员，由皇帝直接对他们进行考课以外，自正六品以下的京朝官到选人，都须经过磨勘、考课，才得以升迁。所不同的是，选人由长吏填写印、历，由流内铨考课；下级武臣由三班院考课；知州、通判和外出京朝官由本人填写御前印纸，或同僚共署，由审官院考课；在京中下级京朝官亦由审官院考课。
自太平兴国八年八月起，凡是选用庶僚，都要经过太宗亲自临问考察，谓之“引对”，“观其敷纳可采者，超擢之”。即使这样，他还担心有弄虚作假的人冒进，乃诏：“应临轩所选官吏，并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审取进止。”
对于州郡官员的治状，太宗也不拘泥于秩满后的考课。淳化三年十月下诏：凡郡县有“治行尤异”等突出政绩者，委本路转运使各以名闻，由太宗亲自召见临问，加以旌赏。“反此者亦具奏，当行贬黜”，体现了对官员考课的重视和灵活性。
五、兴建三馆，组织编纂三部大书
三馆，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个机构，为国家藏书和修史书之所，早在唐朝就已有设置。不过昭文馆在唐初称修文馆，后又改称弘文馆，宋代因避太祖之父赵弘殷讳，遂改称昭文馆。太祖虽然重文，可是宋初天下兵革未定，百废待举，修文一事尚难以顾及，所以对三馆的处置一仍旧贯，皆设于拥挤不堪的五代旧址，所藏图书仅一万二千余卷而已。到太宗朝时，尽平诸国，得图书三万三千余卷，“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可是，当时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湫隘才蔽风雨”。“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它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认为：“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于是下诏别建三馆，并亲自参加规划，“晨夜兼作”，历时一年，新馆建成，“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诏赐名为崇文院”。于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
端拱元年（988）五月，再下诏建秘阁于崇文院，以分藏图书。秘阁建成后，与三馆合称馆阁，或总称崇文院。
为使三馆成为储才之地，太宗任命大批文学之臣担任馆阁之职，凡“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太宗充分认识到书籍在文治中的重要性，他对侍臣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于是下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此诏令一出，各地献书者甚众。不数年，天下图书大集，从而为史书的保存和纂修创造了良好条件。
北宋前期，官修的史书除起居注、时政记、实录、会要、国史等以外，最着名的是四部大书，即《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其中，除《册府元龟》为真宗朝所编纂以外，其余三部大书皆修成于太宗朝。
太宗在武功上比不上乃兄，力求在文治上能超过他，他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太宗的好学虽然不假，可惜他所学的多是历代帝王的权术，缺乏真正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