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雍煕北伐
雍熙三年(986),太宗以为即位只有四年的辽国主耶律隆绪(圣宗)年幼,母后萧太后(承天太后)摄政,正处于“主幼国疑”的时期,容易将它打败,以收复燕云十六州,遂出动兵力三十万左右,再次发动对辽朝的战争。
当年正月,太宗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出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作为统帅,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统帅,统率诸军,兵分三路伐辽: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都部署,自雄州(河北雄县)直捣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由定州(河北定县)出飞狐(河北涞源县东北),取蔚州(河北蔚县);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都部署,出雁门关(山西代县西北),攻山后诸州。曹彬与崔彦进驻米信军,东路军拥兵达十数万之众,成为这次北伐的主力。按太宗计划,东路军主力应该采取持重缓行的方针,目的是将辽军主力吸引至幽州附近,以减轻中路军和西路军进军的压力,待西路军占领山后诸州,中路军占领蔚州后,三军再一起直捣燕京。
宋军开始进兵颇为顺利。三月,西路宋军出雁门,自西陉入,仅一月余,就连拔寰(山西马邑)、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云(山西大同)四州,进驻桑乾河。与此同时,中路宋军连下飞狐、灵丘(今属山西)。四月中旬,在辽蔚州守军的配合下,收复蔚州。曹彬率领的东路军,也于三月北上,败辽军于固安(今属河北),破涿州。曹彬与米信留涿州十余日,因粮道为辽军断绝,食尽退回雄州。可是,当曹彬等东路军将领听说其他两路宋军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而自己虽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时,“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
时辽朝大将耶律休哥守幽州,他面对声势浩大的宋军,一面固守幽州城,并设法断绝宋军粮道,以延缓其进攻,一面派使者赶赴朝廷,请求支援。
辽太后和辽圣宗得报,急忙调集诸部军队增援耶律休哥,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之率大军继进,他们两人则亲自率军南下督战。五月,辽太后和辽圣宗到达前线,辽军力量大为加强。可是,宋军却因炎暑乏粮再次从涿州退兵,耶律休哥指挥各路军队趁机追击,并于岐沟关(在河北涿州西南)与宋军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夜渡巨马河,为辽军追及,人畜相践而死者达数万人,丢弃戈甲如小山。
作为主力的东路军,在岐沟关之战中遭到大溃败,注定了这次北伐失败的结局,于是太宗急命其他两路军队退兵。六月,辽将耶律斜轸率军十余万人南下,败宋中路军,克蔚州,入飞狐,并继续向西进攻潘美的西路宋军。八月,辽军攻占寰州,中路宋军在田重进的率领下,急忙后撤至定州,总算损失不大。西路宋军奉命迁云、应、朔、寰四州之民后撤,由杨业自代州南拒辽军,潘美与监军王侁在陈家谷口(在朔州北三十里)布下伏兵以为声援。杨业边抵抗边后撤,退至陈家谷口,不料潘、王早已率军离开,遂使他孤军陷入辽兵重围。杨业力战,受伤后为辽军所俘获,“乃不食,三日死”。守卫云、应诸州的宋军皆弃城逃走,耶律斜轸乘胜追击,宋军数万人被歼,所得山后诸州尽为辽军所取。至此,雍煕北伐宣告失败。
二、雍煕北伐的失败原因和后果
这次战争,从宋辽双方兵力的对比来看,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最后却遭到惨败。宋军所以失败,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将帅无能。他们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尤其是曹彬所率领的东路军,在粮食不继的情况下,仍冒险深入敌境,一受辽兵追击,势必大乱。杨业虽善战,却受制于庸帅潘美和监军王侁,最终被陷于死地。
二是宋太宗“将从中御”的做法,使宋军只能机械地按出征前颁发的阵图作战,主将在进退之际,常存顾虑,完全失去了主动性。王禹偁针对雍煕北伐的失败,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田锡提议:“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户部郎中张洎更直言宋军将不知兵、“将从中御”、军政混乱等一系列严重弊病,是造成涿州之战(即岐沟关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在一个奏疏中说:夫命将统戎,前王所谨。国家士马非不精壮也,甲兵非不坚利也,以顺攻逆,以中夏攻外戎,而圣虑尚劳,王师未振者,臣甚痛焉。《军志》曰:“凡临敌,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又曰:“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効用,戮一叛命者。《军志》曰:“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臣顷闻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如山积。乃知戈戟刀剑,其用皆然,是驱天下奋空拳而劫劲敌也。《军志》曰:“三军耳目,在吾旗鼓。”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布,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敌尘惊,莫知攸往……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三是指挥辽军的最高统帅萧太后,是契丹族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她及时调动诸路辽军加以增援,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兵分两路,一路以耶律休哥为主将,重点打击宋军东路主力,使其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一路以耶律斜轸为主将,依靠辽军骑兵战斗力强,机动性好的特点,横扫宋中、西路军,收复失地。
四是与太平兴国四年(979)北伐辽朝遭到失败一样,没有做好对边民的宣传工作,不仅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对北伐表示不满。造成“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
当然,作为客观原因,辽军骑兵强大,数量众多,机动性能好,而宋军缺乏骑兵,行动就显得迟缓,时间稍久,粮饷往往供应不上,从而严重动摇军心,即使占领了城池,最后也得而复失。对于这一客观原因,可以说贯穿了两宋与辽和后来的金朝、蒙古作战的始终,成了宋军的一大致命伤。
雍煕北伐的失败,后果十分严重。当年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太宗被迫起用老将张永德知沧州,宋渥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马都部署),以抵御辽军进攻。十二月,耶律休哥率数万骑兵与刘廷让所率宋军战于君子馆(在河北河间西北),结果宋军“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廷让得麾下他马乘之,仅脱死。先锋将六宅使、平州团练使、知雄州贺令图,武州团练使、高阳关部署杨重进,俱陷于敌”。于是河朔震恐,士无斗志。“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掳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野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上深哀痛焉”。
自此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对辽朝采取守势,而辽军却频频发动攻势,使北宋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从雍煕四年起,北宋在军事部署上开始有了“防秋”两字。故王夫之在《宋论》卷二中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淳化五年(994)九月,北宋再次派人与辽议和,辽朝“弗许”。“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舍等部叛之,二部不从”。由此证明,北宋的“积弱”局面,也从太宗朝后期开始显现。
第三节 太宗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一、西夏的侵扰和王小波、李顺起义太宗后期,对自己的统治颇为自负,淳化五年(994)元宵节,他在设宴招待近臣时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以“质厚宽简”,“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着称的宰相吕蒙正,离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太宗听后,不禁脸色大变,一语不发,吕蒙正却坦然就位。吕蒙正所以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因为他说的是实情。当时的北宋,不仅百姓贫苦,大小民变不断,阶级矛盾尖锐,边患也十分严重,正当“李继迁负恩于灵、夏,王小波干纪于巴、邛,河右、坤维并兴师旅”之际,可以说内外矛盾重重,形势并不像太宗所说的那样乐观。
从外部矛盾来说,北边经常遭遇到辽朝咄咄逼人的侵扰,有时甚至威胁到都城开封。而在西北边,又崛起了党项人的势力。自唐末以来,以拓跋思恭为首领的党项人占有夏(在陕西靖边至内蒙红柳河一带)、银(在陕西榆林、米脂、佳县、横山一带)、绥(在陕西绥德、子洲、吴堡、清涧一带)、静(在宁夏永宁县东北黄河西)、宥(在内蒙鄂托克旗一带)五州之地,史称西夏。后晋时,封其统治者为夏国公,复赐李姓。五代各朝都默认党项李氏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被北宋封为定难军留后的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北宋献出五州,表示归顺,族弟李继迁不服,他与亲信数十人奔夏州东北三百里之地斤泽,抗宋自立。稍后,李继迁势力逐渐强大,不顾母、妻被俘,进一步展开对北宋沿边地区的掳掠。雍煕二年(985)二月,李继迁诱杀北宋大将、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曹光实,袭据银州,自称都知蕃落使、定难军留后,并继续攻打北宋。在宋军的反击下,李继迁放弃银州退走,并于雍煕三年(986)投降辽朝,辽圣宗先后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王。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对北宋展开了更加频繁的侵扰。
自雍煕四年(987)起,李继迁几次攻打夏州,宋军无力守城,遂于端拱元年(988)四月命李继捧返回夏州抵抗李继迁,并赐姓名赵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等官。淳化元年(990)十月,李继迁用诈降术大败李继捧,并于次年七月占领银、绥两州。北宋无法打败李继迁,授他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以行笼络。此后,由于李继迁索取夏、宥两州不成,继续向北宋发动进攻。至道二年(996)四月,李继迁率军邀击宋军于浦洛河(在宁夏吴忠南),夺取刍粟四十万,进围灵州。宋军以马歩军都指挥使、河西兵马都部署李继隆率大军五路进讨,大小数十战,最后仍无功而还。终太宗之世,西夏一直成为北宋西北面的严重边患,只能疲于应付,无力将其打败,这样便使北宋边防处于两面受敌的严峻局面。
从阶级矛盾来说,也非常尖锐,当时各地民变蜂起,参加者有农民、盐贩、士兵、驿卒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发生在四川地区的王小波、李顺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