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说到批评的“精神涣散”问题，无非是说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批评家分心旁骛、各行其是，已不足以产生曾给我们记忆留下过深刻印象的那种声势和影响力。说到批评的“小圈子化”问题，一是指利用同学、师生关系或同事关系互相吹捧、自产自销，在一个小圈子里形成话语垄断的学院派或作协派批评现象；二是指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成为少数批评家的“自留地”，有的刊物已沦陷为学院派批评家为评职称的需要而发表论文的阵地——这种看似热闹的团队作战方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乏力疲软的表现。网上有篇文章，就很典型地表达了对文学批评已“失去了与大众对话的勇气和文化建设的功能”的忧虑。其实在我看，在“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连带因果关系：因为（有）前者，所以（有）后者。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我们的思维定势更习惯于从文学批评的内部来寻找原因，从批评家的个人道德操守上来寻找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谈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视野要放得远一些，话题也要扯得远一点才能说得清楚。
经历了漫长而不可考的“前文字时代”后，在数千年前，人类才开始进入“书写文化”的时代。文字的书写，伴随着人类思想的空前活跃，促进了人类分析的思维和对抽象概念的探讨。东西方哲学和世界众多的重要宗教文献也都产生于这个从口头向书面文化转换的时期。但总体说来，受交流媒体的限制，这一阶段中人类经验的表达和阅读理解基本在一个精神贵族的圈子里发展，而抄写的传播方式也很难保证作者的独特思想、个人风格受到应有的尊重，文化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到15世纪，便宜的纸张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信息的传播开始普及。印刷术控制着话语的性质，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流行起来。印刷语言鼓励客观、理性的思维以及文字表达的严肃有序和逻辑性，使人类语言的结构日趋复杂而微妙。印刷文献又以其准确、清晰和不可更改性并可永久保存的特点，鼓舞着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写作者为流芳后世而甘愿耐心细致地推敲和修订原作，思考也得以深化。18世纪出版业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启蒙运动和哲学精神的发展。这也有助于理解印刷文化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印刷出版和阅读交流活动，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生活态度终于大范围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态度中，人们不仅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也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着对自我的认识。可以说，是印刷术的传播，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提供了条件，它点燃了人们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的希望，激起了破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的强烈欲望，极大地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
千百年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始终恋栈不去的一个幻影就是有关人类的历史总该有一个至善归宿的天真想法。早在中世纪，人们就相信一个极乐世界将在上帝的天国中圆满实现。只是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后，理性才头一次像精神上的太阳照耀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对可以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本身充满了自信。人不仅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也有追求自身幸福的能力的意识在觉醒。说到底，是印刷文化促成了人类对自身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这种充满自豪的想象。其结果是在西方的精英文化层中，培育出了以理想主义为其支柱的现代文明的发展理念。在这种理念的理解中：历史总是进步的，明天会更美好。继法国启蒙思想家许诺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完美王国的预言褪色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的历史发展观又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极致：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它可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这些解释成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大叙事框架中。这种出于对美好未来的确信和把握而生的大叙事的历史展望，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往何处去”的终极问题，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对普度众生的乌托邦想象，也因打通了人类平凡个体的短促一生与更为广大而恒久的神圣事物之间的整体联系，极大地唤起了人的超越性动机，所以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秩序、意义和凝聚力，也使不计其数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乃至甘愿抛头洒血。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把握历史、创造未来的激情，曾充分体现在一首脍炙人口的歌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然而，人类对理性的自恃和狂信，终于走向了反面。20世纪迭出的大规模的恐怖和混乱，涤荡了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启蒙的核心价值就是重视和突出个人、以个人的主体性觉醒为条件，主张个人有能力、有勇气自觉地运用理性来争取自身的自由；那么，由启蒙所倡导的理性的极致运用，除了在实践中促成大叙事理论的破产和救世梦想的幻灭的同时，也极大地唤醒了人本性中一直受到超越性动机压抑的个人私欲。人们对偏执地追求理想的社会形态所导致的一系列悲剧普遍感到了厌倦，从追求非世俗的社会改造目标的重负中得到解脱的渴望日渐强烈起来。
在中国，这种变化始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社会开始崛起。生活已不再处于超越式的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而回归于凡俗。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得“启蒙话语”或大叙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为人生意义及其价值观念提供大坐标系的历史背景发生了悄然的置换。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慢慢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生活节奏在加快，收入在提高，工作时间却在减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为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一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的显得沉闷、缺乏生机却充满疲惫而无聊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消费社会中的人，为物质需求而沉溺，不再认真对待曾让他们的先辈焦虑的道德问题，而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如何维护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一类的生活问题。生活陷入了为满足自己各种细微的肉体需求而忙碌的经济世界中。换一个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卑微生存目标的召唤是对宏大目标的隐退所造成的价值真空的替代性补偿。
人们发现，需要通过轻松快乐的消遣活动来获得自我放松，以追求体验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正如费雷德里克·杰姆逊在阐述尼采的一句名言时所解释的那样：“当没有正当的价值可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对价值的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在民主和宽容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消费社会里，曾经自命不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受到普遍质疑甚至嘲笑。只要不违法，所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会被心平气和地、平等地看待和接受。与此同时，文学也经历着一种由“重”而“轻”的变化。如同陈晓明所说，不再需要文学去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和消费、抚慰个人，给个人提供想象，给个人情感提供一种安慰；文学日益成为对非常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一种表达。这种变化不能不连带地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品质。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批评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依附于马克思大叙事理论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赋予了文学批评话语以振兴民族精神、拯救国家大业的重要性。圣经中的“创世纪”，在记载上帝创造天地时写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多么强势有力、不容置疑、无须解释的句式！一度笼罩在文学批评头上的光环就来源于这种神奇的光源。事实上，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也是为图解和印证历史目的论的政治理解框架服务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批评写作实践的产物，并因此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霸权。当时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心态充分表明了迎接确定性未来的无比自豪和自信。即使是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在价值观上也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受到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同步的困扰。
今天，正是因为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未来进程的历史大叙事的隐退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决定了文学批评这一小叙事无法摆脱必然萧条的命运：它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了；因为再没有一个如马克思那样伟大的预言家有能力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幅信誓旦旦的、远大而壮丽的人类解放蓝图、一个结构稳定的意义框架，从根本的信仰层面上为庸碌无为的人生拓展出崭新的视域——玻璃器皿虽说也能熠熠发亮，关键的问题是要借助那么一个足够亮的光源。当人文知识分子不再能以公理和正义的权威形象出现，已找不到能够代表曾被广泛认同的诸如人类、民族、人民或无产阶级这一类普遍主体的共有概念说话或发出号召时，文学批评也就因此失去了与大众交流互动的精神条件，它又怎么可能重整山河、找回独属于自己的“失落的世界”？文学批评向“小圈子化”方向发展，沦为学院派、作协派或其他任何分类所属的无足轻重的、自娱自乐的一种精神文体也是大势所趋。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已遭祛魅的世界。
2006年，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在时尚化中迷失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指出，“在世俗文化的强大挑战下，不少时候文学已降为一种庸常的讨好、取乐、消费之物时，批评界不仅没有发出批评的声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纵容了文学与商业文化同步的庸常现象，消解了世俗关怀与世俗陷落之间的边界”，认为批评已明显表现出对商业社会的媚俗倾向和对崇高的庸常消解倾向。前文已谈及，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无论是19世纪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旧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或是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苏联文学批评，以及深受苏俄文论影响的中国文学批评，都习惯于通过文学来谈论社会和政治问题。文学批评也因此被视为经国治世伟业的一个严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因长期教化而形成的对人类自由解放远景的普遍社会信仰，别说文学批评的写作会因缺乏激励而失去内在的动力，其虔心阅读的受众市场也会急剧萎缩。如今，由印刷术开启的启蒙之路，已经让人类尝尽了过度阐释、追求“深度”和“本质”的苦头。“彼岸”的幻觉业已消失。再无必要为虚无缥缈的未来透支和扬弃今生，现在要转向无忧无虑的消费追求，即倾向于感性、倾向于寻求感官刺激和泛审美快感的满足、倾向于对“形象知觉”的情绪体验等即时感受了。我们受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不免要质疑甚至反感生命中对“轻飘”的满足性体验，但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知识经济浪潮的席卷，后冷战和后革命时代的出现，正在把人类社会引向一个远非传统预言所能把握的发展前景。在人生超越性动机得以确立的扎实依据已经虚无化了的今天，人生之“重”的体验何从产生？人的情操又因何而“崇高”？在“改变世界”的豪情壮志被“为世界所改变”的驯良心态所屈服、个体的沉沦业已开始的今天，我们到哪里、到哪里去重新找寻人类精神自我超升的价值源泉呢？人生的悲剧性在于：作为价值生物，人需要发现自己与自身需要以外的更广泛的东西有一种“整体的联系”时才能感到其存在的意义，唯有把自己同某一特殊使命相联结、把自己融入某一超出个人之外的事业或比个人更为重要的事业中去，才能获得存在感觉的无限延伸，体验到人生的充实和幸福。——然而，人类自由解放的远景如今安在？
今人面临的生存境遇问题，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局。
没有对这种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以及当前批评的“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谈不清、说不透的伪问题。后现代政治的改变、民主化和“全球化”以及消费时代的到来，已使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统领社会话语局面的控制权。不要说难觅洗耳恭听的虔敬了，还有多少人真正介意他们发出的声音都成了问题，更何况是对只会阐释和演绎虚构类文体的批评家？
周国平曾发出过经典一问：“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也有一问：面对平庸安逸、追求娱乐和享受的社会现实及发展远景，批评家如何能重新建构起不再“涣散”的精神主体、去寻找从边缘返回中心的道路？
200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