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历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鼓舞人心的“纯粹的历史理论”。它可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这些解释成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大叙事框架中。随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逐渐普及，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往哪里去”的追寻也变得清晰起来。在宏大叙事的理论感召下，左翼文学家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强烈。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倾向是，为图解和印证历史目的论的理解框架服务，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形象地演示大叙事理解中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并用阶级解放的主题来置换人的解放这一主题。解放区文学正是立足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宏大社会改造目的服务的文学。作为解放区文学精神特征的延续，建国后“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被要求反映农村现实和体现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热望，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写作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这种小说样式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是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理解和把握的，在本质上要受到历史大叙事理解框架的制约和引导。换言之，是一种先知式的文学把握方式。文学要为、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观察和编织生活素材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要证明农村集体化、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这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太阳刚刚出山》《艳阳天》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即可看出。对宏大叙事的信仰者来说，不确定的历史迷雾已被驱散，未来尽入囊中。凡无法纳入此理解框架的人生情感和生活画面，都是目的论文学所要排斥、否定和回避的。于是，人文关怀的目光从作品中消失了。凡不能与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解保持一致的人和事，都是落后的甚或是反动的。文学创作紧跟路线、方针、政策，是因为认为后者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进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充满信心地描写奔向极乐世界的必然历程。
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已经有了，所缺乏的无非是奔向这一历史前景的活生生的生活细节的血肉而已。“深入生活”去感受这一历史必然性，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要求，也内化和沉淀到作家的意识深处。下乡蹲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记者采访式的体验和调研方法成为那一时期作家认识和把握生活最为熟悉的经典模式。但是，主题先行，在大的认识概念的统领下“深入生活”，仍然免不了把生活概念化。既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整个理解框架都是充分理念化的、充分理想化的，即使写了生活的非理想化、复杂的多样化的一面，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印证结局或前景的理想化和无限美好？以孙犁的《论农村题材》一文为例，虽说孙犁是想倡导小说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中非理想化的一面，但在认知上，他仍然将之视为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落后和不足。为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服务，正是农村题材小说的本质。
即使是新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的经典作品，如《李大顺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乡场上》《芙蓉镇》等，在价值观上也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宏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真可谓：虽悲情难抑却信念犹在；对历史的过去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反思是为了揭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是为了振作精神更好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行。
时间表终于翻到20世纪90年代。在《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年前年后》《扶贫纪事》《九月还乡》《杀羊》等触及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上至乡镇领导，下至村干部和村民，都忙于应对当下现在那令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困局；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也只对解决当前工作或生活的燃眉之急感兴趣。读者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原先必然会悬置于小说远景中的那个曾让人空泛地激动了二十多年的明确而鼓舞人心的社会改造目标了。“杨大疙瘩竟忆着很早的往事，解放后搞土改分田地时，他和父亲分了地。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茫茫一片都曾是杨家人劳作过的田野。从今天开始，或许到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昔日的景象了……”（《九月还乡》）镇领导为了向上头送礼，召集各村村长开会部署采冬茶的任务，村长们几经犹豫讨论，最后竟“一致认为，反正农村是穷定了，多那点茶叶，少那点茶叶都没有利害关系，反倒是丁镇长万一利用冬茶打通了什么关节，为镇里要个什么项目来，说不定真能给全镇带来什么变化。”（《挑担茶叶上北京》）由于“远景”早已无影无踪，短期行为、权宜之计也就在所难免。现实逼着人说一套做一套，权衡变通而已。最终的目标既已失去，又何必在意使用什么手段？小桥村村长四平奉乡长之命，需要在几天的晚上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宣读计划生育教育材料，以应付上面形式主义的突然检查。宏大的社会改造目标的消逝，原来起作用的思想控制已经解体。在此背景下，要把村民召集在一起又谈何容易！四平只得绞尽脑汁用杀羊炖肉汤作诱饵把村民骗来。（《杀羊》）
在这些乡土小说中，我们再也难见农村题材小说中由宏大叙事许诺给读者的所谓“远大前程”的半点踪迹，面对的只是“一地鸡毛”的、不如意的现实。
三、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还体现为忧患、忧伤与乐观、自信的不同情感基调，这是源于两种文学样式在悲、喜剧观上的对立
这第三种不同，是由前两种不同所决定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的“远”、明确社会改造目标的“无”，决定了乡土小说是悲剧的格调，其情感基调是忧患和忧伤的。而空间和心理距离的迫近、有着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则决定了农村题材小说的喜剧格调，其情感基调是乐观和自信的。
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由其宏大叙事模式的喜剧观所决定的乐观、自信基调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仅以农村题材的经典代表作《创业史》为例来做一点剖析。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柳青原计划要分四部写完。第一部于1960年出版后，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赞扬，被誉为是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但直到“文革”结束，作者才出版了经他修改过的第二部的头十三章。1978年随着作家的病逝，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也画上了句号。
手头资料的短缺使我无法获知这部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终未完成的原因。当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会干扰甚至长期中断作家的正常创作，但即使没有十年浩劫，作者身体尚好，这部小说如何了结也并非没有问题。中国农民按《创业史》昭示的那条“金光大道”蹒跚而行了二十多年，其富裕梦仍然是一枕黄粱。要说《创业史》最后的不了了之，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危机，或许有臆断的成分，但书没写完，毕竟可以避免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是聊胜于完成的。
但在近半个世纪之前，走个人发家之路，还是走互助合作之路，曾一度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刚刚在土改运动中获得了土地的广大农民，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一部分新老上中农和中农，凭借着地好、劳力足、工具全和家底厚的优越条件，铆足了劲儿地要搞个人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在土改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也倾向于走个人发家之路。而贫雇农翻身户，虽然分得了田地，却由于家底薄，缺少畜力和工具，缺少口粮，很快又处于重新欠债甚至破产的境地。显然，经济等客观条件的不平等造成了致富机会实际上的不平等。如果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放任农民在自发的竞争中优胜劣汰，只能使通过土改斗争好不容易得到缓解的贫富差别再次拉大，这与中国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矛盾的。既然一切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随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得到最终解决的思想已经那么深入人心，在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所有制、为初步解放农业生产力奠定了基础后，再进行一场逐步变农民的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就变得更加诱人了。中共预备党员、青年农民梁生宝团结和领导贫雇农坚决走集体富裕道路的故事，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这是一部证明走互助合作道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了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小说。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展现，都紧紧围绕着顺应还是违背历史的前进方向做文章。而作品乐观而自信的情感基调又是在其大力塑造的正面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来的。
小说第十六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生宝立志要把铲除私有制当做自己崇高责任的文字：“正直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军人、工人、干部、庄稼人、学者……社会问题永久地抑制着个人问题！”这是作家在正面人物形象塑造时恪守的写作原则。在这些人物身上，作家想要体现的是他所理解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理应作为社会进步力量和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表，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独立的生命个体出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作家将社会进步力量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本质属性，如纯洁、善良、无私无欲、甘于自我牺牲的道德优势和不知疲倦的奉献精神等超人的意志品质都赋予了他们，让他们在小说中一出场精神起点就很高，浑身散发着一股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浩然正气，几乎不为人性的弱点所拖累。在这些已被定型处理过的理想化的人物身上，读者是看不到一般人类成员应有的那种矛盾的精神发展历程的。
比如，土改中贫农高增福面对富农姚士杰的拉拢，就能使自己的生理反应完全服从于政治立场的要求。当姚士杰“年轻漂亮的三妹子”将她那肉感的身子靠着他时，高增福“只感到全身如同针刺一般不舒服”。一看见富农为他备好的酒席，他就“忍耐不住要呕吐了”，尽管他只有“一个消化玉米糊糊、窝窝头的胃”。又如，互助合作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不仅在观念上十分痛恨私有财产和一切为个人着想的念头，而且在工作态度上和处理个人恋爱问题上也是身体力行的。即使偶有情感或本能方面的欲望和冲动，也会在理性的干预下受到抑制，并及时置换成对社会公益目标的狂热追求。他觉得入党后自己生命的最大改变是：“从直接为自己间接为社会的人，变成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人了。”他为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欣喜和振奋。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脑海中每每能回想起区县级领导人那充满了政策性和指导性的话语。他也时时不忘以这些言行类似圣徒的领导为榜样，来获取自我鞭策的动力。
凡事都能从全局和集体利益着眼，唯独不考虑个人的需要，是《创业史》中正面人物形象重要的共性特点。甚至就连悄悄爱着梁生宝的农村姑娘徐改霞，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也在新思想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超凡脱俗”的恋爱观和人生观：“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是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她想进工厂当工人的动机，最初只是出于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崇高目的。当看到有那么多人来县城投考，她又产生了疑问：“考工厂的人这样不正常地拥挤，都是进步的表现吗？”并为自己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团员”，却“置身在成千不安心农村的闺女里头”而强烈地自责起来。
善于从政治信念和原则中积聚生活的热情和充沛的体能，也使小说的正面人物心中动辄就洋溢着豪情万丈的自豪感。我们再从小说中随便举两个例子。由于与满脑子发家致富思想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话不投机，心情欠佳的梁生宝赶到乡政府找卢支书谈心，正巧遇上乡里召开消灭小麦吸浆虫的动员会。此时，卢支书正在台上作鼓动演讲，他说，中国人民连老蒋的几百万军队都能消灭，岂能忍受小小吸浆虫的欺负？话毕，会场上立刻就爆发出“彻底消灭吸浆虫”的口号声。梁生宝耳闻目睹了这一场景后，顿时“胸中的热血沸腾！这里，他看到和他精神一致的共产党员。看见这个情景，为了人民的事业，他愿意把自己讨饭娃子不值钱的生命投了进去，永无反悔”！在互助组进山筹集资金的活动中，高增福不顾白日的劳累，独自一人承揽了烧水做饭的苦差事，饭后又不厌其烦地义务向大伙儿宣讲他从区委书记所做的社会发展史通俗报告中获知的道理。如此这般后仍按捺不住兴奋的情绪。为打发掉剩余的精力，只好拉人去喝酒。小说是这样描写高增福从酒铺里出来时的情形的：他“步态刚健，酒兴冲冲。普通贫农带着要建立丰功伟绩的气概”，“向黑暗中已经拔了三节的冬小麦宣布：‘等俺才才（高增福之子）长大了看吧！到那时，看咱中国是啥社会！’”
这种极易从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升华出极其伟大的情操的微醺状态，只属于那些认定了自己归属于一个可创出一切人间奇迹的集体、正投身于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对未来有囊中取物之感的人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温那个充满了“神圣感”的纯真年代在作家心中唤起的那份近乎创世纪式的亢奋和狂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