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而来的概念，是在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和思想信仰来表现合乎其乌托邦想象图景的农村变革的。它主要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并兼及粉碎“四人帮”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间段。在前一时间段——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小说“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大批作家对农民的历史道路的探索所作的努力”。在后一时段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小说则主要反映了拨乱反正时期、以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理想化的农村变革图景。
之所以说农村题材小说不能与乡土小说等量齐观，是因为其主题基调是近距离地描写现实的重大题材的，是“站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运动的立场上观照农民、描写农民、要求农民”的，是“为了指导农村工作而从事文学创作，在创作时关注农村社区的重大社会矛盾，旗帜鲜明地阐释作家的政治评价和道德倾向”的。因此，尽可能地拉近甚至消弭掉作者与所描写的生活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就势所必然了。有人在论及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时指出，当时令意识形态批评不满意的是，在《山乡巨变》一类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乡村的，是由党的形象作为“外来者”的进入来植入并完成的，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这实际上是要农村题材小说“在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觉的选择”，通过描写农村基本群众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来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期来附和是农民自发地选择了合作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建构和证明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用“人民的选择”当然更能有效地证明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法理依据。柳青对此心领神会，在《创业史》中创造了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又身兼党员身份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这一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也使以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模式得以成型。孙犁也认为，“真正能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农村生活斗争和变化的伟大作品，只有求诸认真的、长期的、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这也就是后来被广为提倡的作者以下乡蹲点、“深入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方式来求得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消除的创作态度和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乡村生活中发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延续至80年代中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仍可视为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回声，它仍然是反映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理解中的农村社会变革的，是为其现代化想象张目的。段崇轩在论及这一时段的农村题材小说时虽一并将之视为“乡村小说”，但所论及的特点恰好非农村题材小说莫属：它们“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地表现变革运动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这正好说明了农村题材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可见，这一时段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走的仍然是尽量缩小空间和心理距离、为改革的“主旋律”服务，并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乐观展望保持同步的路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农村被日益卷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在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农村成了城镇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成品倾销地，土地的重要性遭到质疑。……做着发财美梦的新一代农民开始逃离村庄，土地意识在淡化，乡村情感越来越稀薄。”在这种背景下，经典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已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乡土小说的再次复兴。
此时的乡土小说作家们，面临的仍是发源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大致相同的困境，只不过这困境比那时的更为深重罢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大趋势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不仅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也带来了人心的变动。“在全球化语境甚嚣尘上的90年代，面对铺天盖地的外来文化，面对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文明和自我精神的逐渐丧失，栖居城市的乡村作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对乡村的风俗传统和农民的处世心态有着骨子里的理解与认同，并试图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谋求一种有效的阐释途径，摇摆于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与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使现代都市神话在民间温情的观照下暴露出狰狞的面目，感伤的怀旧情绪普遍萌生，作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野地’，力图营造一个精神的家园。”只可惜，“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他们获得了什么？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与温饱之间的挣扎。在与城市现代化被动接轨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还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乡村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传统乡村文化及生活方式——那曾影响过乡村小说家童年的故乡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在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不断孕育和传递的民间故事以及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已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
由于侨寓城市并以城市文化视角看乡村而造成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的“远”，再一次成为了乡土小说审美观照方式上的特点。作家笔下的乡村要么是危机四伏的，充满了莫名的躁动：人们目光短浅，只关注眼前的那点点经济效益；乡村的自然风貌和乡村的文化价值正在解体。要么是由于心理和情感的因素，乡村在回忆中幻化出至善纯美的一面。
作为精神还乡之旅，乡村的现实与乡土小说家情感中的深层记忆有着不小的距离，有的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使乡土小说家对乡村的叙述充满了仁慈和悲悯。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原本熟悉的乡村已呈现为一种古怪陌生的情状：“炎夏的午后乡村，比半夜还宁静，半夜里可以听见星星在微风中唱歌，可以听见悠远的历史，在用动人和吓人的两种语调，交叉着或者混杂着讲述着一代代人的过去故事。骄阳之下，淳厚的乡土在沉默中进行一种积蓄。”——谁来守护乡村的精神？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一批又一批的村民，在经济大潮的诱惑下，进城去了；在得知重新分地的消息后又一批批地返乡，带来了一阵骚动。在变动不居的乡村生活中，田园的诗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落雪才能暂时掩盖这不如意的一切。而谭文峰的《走过乡村》，更是深刻触及到工业文明对古老乡村的冲击和渗透的主题。一个农民企业家，仗着有权有势，强奸了一个纯真的少女，少女执意要告他，却因家人想要经济赔偿和进入他办的工厂挣一份稳定的工资、全村每家人都有人在他的厂子里“端饭碗”而遭到全村上下的阻挠。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压倒了良知和道德的判断。和全村人的利益相比，一个女孩子的人身权益、身心健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处处透着陌生的气息”的乡村，已不是作家“曾十分怀念的”那个“熟悉亲切的故乡”了：“黄昏已尽，暮气很重地在四下里游荡。乡村在身后已成为一种模糊的背景，只有村办化工厂高高的烟囱里，烟雾在肆意弥漫，给本已暮色苍茫的傍晚更添一层灰暗，给乡村几千年的朴实添上几缕不和谐的工业社会的辛辣。”“……几天来，我刚回来的舒畅惬意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是烦躁和失落。”一切都与回忆中的有所不同了，所以“我极想赶快逃离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我曾十分怀念的乡村。”——小说标题中的“走过”二字，流露出侨寓城市而又找不到情感寄托和归路的游子心中多少沉重和无奈！
乡土小说家的生活情感植根于乡村。身居节奏多变、人情冷淡的城市久了，怀乡念旧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而随着商品化潮流和市场经济深入乡村，作家们发现，那美好淳朴的感情也只能到记忆中寻找了；这就使作家笔下故乡的风土人情带有了传说和即将消逝的美感特征。张宇的《乡村情感》，讲述的是人类的情感之源。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在城市里漂泊却始终有不得其所之感的“异乡人”，他怀着强烈的思乡之情讲述了一个关于情感的感人故事。在这个“距离产生美感”的故事里，乡村生活的简单、质朴和平淡，与城市生活的复杂、矛盾、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形成了鲜明对照。古朴的乡村，是把人与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考虑的。迟子建的《亲亲土豆》和张继的《麦子的语言》，是对乡村男女如大地一样朴实单纯而本色的感情的温情咏叹曲。田中禾的《姐姐的村庄》和李佩甫的《黑蜻蜓》，是对温暖而自然的乡村生活的回忆，是对传统乡村唱的一首挽歌。前者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高速公路和城市生活的诱惑。姐姐，已去南方打工了。“公路像一条没有尽头的传送带，路面上的车像齿轮一样，把田野和村庄咬进去，轧扁，挤碎，碾平。”后者中的“二姐”形象，是传统乡村的象征，也是乡村景象的象征。在她身上，积淀了所有人性感情中美好、原始、质朴的一切，包括憨直、忍耐、麻木的忍辱负重和默默承受的品格。乡村的意义就是在人类情感史上留下的痕迹，但这一切都在解体和消失之中。
在这些作品中，读者能感到作家对乡村景致、淳朴民风和传统被破坏的忧虑，感到对乡村“曾给予作者最鲜活生动的情感记忆，而这些事物如今已经逝去或正在无可挽回地濒临消失”的感伤。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感伤的怀旧情绪”，构成了乡村小说发展的心理推动力。
二、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表现为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无与有
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脱胎于西方模式。自晚清始，就有了对外国小说的介绍，但还没有触动旧文学的基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与民主，要求思想解放，使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之风得以大盛，欧洲民主主义文学遂成为新文学的楷模。据统计，自《新青年》发端的翻译高潮，选材多为“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或是受到强邦侵略压迫，情况与中国当时处境颇为相同”的东南欧、北欧以及一些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的作品。这与中国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潮流完全吻合。
由于十月革命刚成功后的苏联，尚未建立起一套“更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体系”，而发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在当时仍属人类的进步思想，就使受翻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品体现出的文化精神不能不是人道主义的悲剧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忧伤的歌。这表现了由西方传入的文明、进步意识和本土的传统蒙昧、落后的精神桎梏这两种文化观彼此发生冲突、碰撞后人的思想觉醒，也是由先进文化的引入而唤起的人的解放这一主题所决定的带有倾向性的作品基调。五四文学革命之后，“问题小说”的一度盛行，就是与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相伴随的。
1923年以后，乡土小说兴起，其作者群主要是受到鲁迅影响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由于尚未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即宏大叙事的理论引导，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还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